1.“德治”重于治心，“法治”重于治行
欲治民当先治政，欲治政当先治权，欲治权当先治官。治官之首要在于治官德。
讲官德才能讲政德。官德的水平决定了政德的水平，官德的高度决定了政德的高度。政德主要体现在治理社会的过程、手段和结果上。同样的，有德政才能有德治，德政的水平决定了德治的水平，德政的高度决定了德治的高度。而相应的，德治的水平也决定了法治的水平，德治的高度也决定了法治的高度。试想，如果采用“严刑酷法”的高压手段治理国家，不但证明法治水平的低下，也更证明了德治水平的低下和官德水平的低下。法是从德中衍生出来的治世手段，低下的官德和政德水平是不可能制定出高水平的法制手段来的，制定法律需要足够的道德水平，执行法律也需要足够的道德水平。所以，官德、政德、德政、德治、法治等治世手段都是“德”的根本体现和自然延伸，并都与作为统治者和为官者本人的道德高度有关。以下我们可以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中看看官德在治理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德治”和“法治”同为治理社会的两种手段，必然存在着有机结合的关系。这一治国结构模式，从理论框架上分析，是完善地治理国家社会的有效方法，这就如同人的两条腿或两只手，两腿并行不悖，两手同时运作，才符合自然之道，治世之道，才能行之有效，收到最好结果。单一的“法治”，必有弊端，在于“心”与“行”游离，“人”与“事”脱节，这很容易理解，“法治”只能管理官民照章办事，不犯错误，却管不着官民消极工作，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政策的空子，只要不触犯法律，“法治”就管不着；私欲膨胀的人只为自己奋斗，虽然不具备“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爱国观念和群体观念，却处在法律条文规定的界限之内，“法治”对他的工作懈怠无能为力，这就是“法治”的界面原理。然而，又不可轻视或否认“法治”的巨大社会作用，在严重失德离道的现代“愚智”社会，执政者、执法者和广大民众的德性不足而易犯错误，如果没有“法治”的硬性管理作用，社会就会混乱不堪，故在现阶段，“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分必要，不仅不能削弱，还要加强。
要想实现“德治”，必首先治官德。官有其德，其所施之政才能有德；政有其德，其所为之事才能有其德；事有其德，其所事之民才能惠其德、感其德、养其德、修其德、化其德、成其德，并在整个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德治”。所以，欲治民当先治政，欲治政当先治权，欲治权当先治官。治官之首要在于治官德。官德提高了，不但能够有效地推行德治，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推动法治的健康发展。
为什么把“以德治国”置于“依法治国”前面的首要位置上是最正确的国策？这可从黄帝学说中找到坚实的根据，黄帝说：“道生法”，“道”就是道德，道以德来体现，“法”就是刑法，道德为刑法之母，在古代，刑法就是“法制”的主体。德道教化为主、刑法惩治为次，德与法有先有后，主次分明。这是黄老哲学的社会应用科学之根。老子指出“重积德则无不克”，把“德治”范畴的教化工作做好，百姓重积德，没有不克的！唐朝“贞观之治”的年代，监狱成空，用刑法治理已经不显得重要了，这就是有力的证明。《黄帝四经》的“十六经·姓争”说：“缪缪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所谓“天刑”，是国家依据天道规律制定的最科学的刑律条文，刑养德、德养刑，相互依附。如果没有德的扶持，“刑”必然倾斜甚至倾倒；刑律惩罚与道德教化相互养育，一逆一顺相辅相成。
正如现代社会的“法治”条文，若离开德道教化的支撑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得不到严格执行，甚至随年久衰颓而垮掉。我们从这十六个字领悟到黄帝治理国家是把“德化”放在首位的，所以黄帝治世连续昌盛了一千余年。应把黄帝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应用到我们现代社会：首先抓好“德化”，以德感化，以德施治，同时加强“法治”，依法规范，依法理事，双管齐下，二者之主次位置不能颠倒。管理“民”如此，对管理“官”也莫不如此。
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由于整个社会的失德离道，专制主义成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拥有权力的阶级失去仁爱，为私利而肆无忌惮地压迫和剥削民众，使民众严重失去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因而民众以各种反抗的形式争取人权、民主和自由。现代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大有改观。
现今西方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开放，经济自由，人民群众对官德和政德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这就促使权力阶层不得不对人民群众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因而较之于以往也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集结的需求和竞争的加剧，中央和各级权力机构就成了各经济集团争夺的目标，因而在私欲需求的支配下，在本经济集团或本党派的利益的驱使下，虽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法律制约，但是没有“天下为公”的“德治”为基础，执政的党派必然产生带有倾向性的指挥与服务，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必然争强好胜，争风吃醋，甚至勾心斗角、明争暗斗。有时还有超出国界的情况发生，执政者以本国、本经济集团或本党派的利益目标出发，派强悍军队走出国境去侵略、征服其他国家或民族，认为这种“弱肉强食”的行为是正当的，是理所当然的。道学指出，人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心念和行为都要文明，绝不同于动物，故动物的“弱肉强食”规律不适合指导人类的心念和行为。从世界范围说，被欺侮国家的存亡都没有保障，还谈得上“人权、民主和自由”吗？看来提高官德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全世界的事。官德一旦跟利益勾结起来，就会发生倾斜，就会有损德的完美。
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民众的政治民主问题。其“官德”问题在选举数日内常常有着更赤裸的体现，甚至民众的选举权通常被某个经济集团或党派用金钱收买所替代，这种款项称为“选举经费”，常被人们看作是合乎情理的现象。可以看出，不管是何种政治体制，都摆脱不掉“官德”问题的困扰。如果官德缺失，官德沦丧，不论何种政治体制，都不会被老百姓所认可。
在我国，官德教育业已渐次展开。怎样提高政府官员的道德素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十分正确的方针，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用“德道”统率一切，就必须首先在权力阶层把好“官德关”，只有官员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才能真实地实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从而实现文化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这才是最根本的科学发展。我们党的各代领导人，都再三强调“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符合德道，符合“大公心”，亦即符合科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坚持这一原则，自觉地杜绝弄虚作假的行为，那么“科学发展观”就能全面地实施，国家德道文化复兴就会真实地展开。只要官员道德水平全面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也会跟着水涨船高，何愁我们国家不兴旺发达？
2.官德不彰，德治无魂
如果官德不彰，官德沦丧，不拘德治，不拘法治，都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官德的旗帜树立起来了，德治和法治才能充分发挥二者互为辅弼的治世作用。
道德与法律均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二者不可或缺，不可偏废。而道德作为人性中固有的善恶倾向，在德治与法治的互动中起着最根本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对于社会中的官员来说，其道德水平直接掣肘“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和健康运行。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当今官员之学识，未必茫然无知。但大多数官员只希望让民众尊崇道德，恪守法律，却不希望自己受制于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法是官员们制定出来的，他们掌握着法治的主动权，目的是用以治人而非治己。我们知道，法是道德的衍生品，专为整治别人而制定的法是有违道德原则的。所以，制定法和执行法的官员之道德水平不仅决定了“德治”的水平，也决定了“法治”的水平。
据《左传》和《尚书》记载，我国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对于法律、刑罚都是很重视的，《荀子》有“刑名从商”的话，这说明，刑与法在商代已略具规模。但上古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则越来越看重道德和道德教化的社会作用。鉴于殷商因失德而亡国，西周建立后最高统治者一再提倡“敬德”，主张“明德慎罚”。到春秋，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明确提出了“德，国家之基也”的认识，对道德的社会作用作了高度肯定。但自古以来，统治者道德的教化大都是冲下面民众来说的，而多半不是冲着统治者自己而言的，不是冲着官员们而言的。当发现道德教育或道德教化对百姓不太好使的时候，统治者们就会反思，是哪里出了问题？反思来反思去，就会发现可能是自己出了问题，可能是自己治下的官员们的道德出了问题，于是官德教育便会提到日程上来了。
孔子明确地主张“为政以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官德首先体现在“政”上，官员无德或缺德，其所执之政也会无德或缺德。官员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官员们有道德，才能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来整顿民众，民众就会树立以犯罪为耻的羞耻心，从而自觉地端正行为，归服于统治者。这就是说，只有在先树官德，先树政德的前提下，道德教育、道德教化才能深入人心，民众才能将社会准则和规范转化为内心的情感、信念、品格、习性，产生完善自身、提高自身境界的道德理想。这样，民众遵守社会准则和规范，就不再是屈从压力或盲目顺从，而是出于对官德的心悦诚服，并最终转化为一种内心自觉。
基于上述认识，孔子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认为，对于被统治者来讲，官德和政德才是治国理民的关键，官德缺失，官员自身道德低下，德政便无从谈起，所鼓吹的德政就是假德政，所施之善也是伪善，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心里是有数的。如果官员们要求老百姓讲道德，而自己不讲道德，甚至道德沦丧，就不啻对老百姓的一种欺骗，老百姓是不会买账的，是不会“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只有官员自身个个都是道德的楷模，都是德政的推手，那么“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就是说，如果官员自己道德高尚，政德广布，那么德治就能迅速推行，道德教化就能迅速扩大其影响。
在孔子看来，德治乃为政之本。对官员来说，官德乃为官之本。
孟子对孔子的德治论作了发挥和补充。他反对执政者以力服人而主张以德服人。对于这两者的客观效果他作了这样的比较说明：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他又指出，良好的道德教化胜于良好的政治：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他认为，民众皆心服，统治才能稳固。而道德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正在于能使民心服，能收到“得民心”的效果。“使民心服”，服的是什么呢？其实在今天看来就是服官德，对官员的品德信服，才能对官员的行为信服。所以他又说：“辅世长民莫如德”，德治才是治本之策。孔孟都认为，从人心上解决问题才是根本解决，而这正是德治的最大优点。而真正的“德治”必出于“有德之官”，实为“有德之官之治”。
从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学理上说，社会道德也是执政者建树起来的。换句话说，为官者应该是社会道德建筑的主力军，而主力军的道德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所以，官员的道德有如《管子》所谓“国有四维”的支柱。“四维”者，“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关于国家治理，《管子》也主张“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管子》讲法治，并非专一依仗暴力，提倡严刑峻法。《管子》认为，对于民众来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基于这一清醒、理智的认识，它一则主张国家政令必须“顺民心”而不可“逆民心”，一则又提倡通过官员的道德教化诱导人民向善。
在《管子》看来，只有政治的、法律的、道德教化的手段多管齐下，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方能实现有效的治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官德良善的前提下而推论出来的治世思想和执政理念，如果官德不彰，官德沦丧，不拘德治，不拘法治，都是无从谈起的。
只有官德的旗帜树立起来了，德治和法治才能充分发挥二者互为辅弼的治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