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在这里强调“纯粹现象学”不是心理学的原因有二：其一，将现象学理解为心理学，就意味着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对心理主义、人类主义的批判无效，意味着承认心理主义、相对主义的合理性，这与胡塞尔“哲学是严格科学”的理想是不相容的；其二，胡塞尔认为他的现象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不是人类的心理现象，而是纯粹的意识；相对于人类的心理学而言，现象学应当是一门纯粹的意识论，而人类意识在胡塞尔看来只是这种纯粹意识的一个实在事例。
但第一阶段现象学运动的大多数成员仍然不赞同或不理解胡塞尔的这一立场变化，他们认为胡塞尔这一变化是向先验唯心主义的回落，是投入到康德的怀抱中。
这一次的意见分歧导致了现象学运动在两个方向上的分化：作为“本质现象学”的现象学和作为“先验现象学”的现象学，胡塞尔本人将这两者的区别称之为“现象学的心理学”和“现象学的哲学”之间的区别，以此也批评了第一阶段现象学运动成员的不彻底性。
直到1935年，胡塞尔在回忆这次分裂时仍然感到痛心：“人们这样不理解我，我深感遗憾。自从我的哲学发生巨大变化以来，自从我内在的转折发生以来，没有人再与我同行。”
哥廷根时期的胡塞尔对现象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他创办了《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直到1930年它停刊时为止，它一直是当时蒸蒸日上的现象学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喉舌。
早期现象学的许多作品就是通过它得到发表和传播的，其中许多文本今天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的经典，如第一期上发表的胡塞尔本人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又如分两次于1913年和1916年发表的M.舍勒的《伦理学中形式主义和非形式的价值伦理学》，还有1927年刊登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它们既是现象学的伟大作品，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不朽之作。
胡塞尔在哥廷根一共居住了十五年。1916年，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李凯尔特转到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去接替另一位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文德尔班的教椅，并推荐胡塞尔继承因李凯尔特离开弗莱堡大学而空出的哲学教椅。
就这样，胡塞尔离开了哥廷根大学。
弗莱堡生涯
与在哥廷根时期一样，胡塞尔到弗莱堡之后，在他周围很快便聚集了一批学生和助手，并且，从他们中间不久便产生出了现象学运动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贝克尔、罗曼·英加尔登、埃迪·施泰因、格尔达·瓦尔特、汉斯·莱纳赫等等。
此外，在弗莱堡随胡塞尔一同研究现象学的还有从美国、日本等地远道而来的一批学者。当时的弗莱堡大学已成为公认的欧洲哲学中心，世界哲学界所关注的焦点。
也就是胡塞尔到弗莱堡的同一年，他在德国军队中服役的最小的儿子沃尔夫冈战死沙场。应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胡塞尔仍具有相当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在他1917年关于费希特的演讲中反映明显，在这些演讲中他高度评价了费希特的爱国主义思想。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惨烈和破坏部改变了胡塞尔的态度和伦理思想，特别是战争的后果和随后纳粹的兴起使胡塞尔如梦初醒，他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了欧洲文明的根本缺陷，看到了隐藏在这些恐怖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和病症。
因此，在此时，胡塞尔不仅仅指出战后的德国已深陷于政治、民族、宗教、艺术和哲学的混乱中，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战争在1918年以后仍继续进行着，它表现为对德国人的精神折磨和他们的道德沦丧。
整个20世纪20年代，胡塞尔都在努力把他此前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学研究成果整理成更为系统的东西。应该说这一计划并没有真正实现过。不过，最为接近这一抱负的是他于1931年以法文发表的《笛卡尔的沉思》。他试图通过此书，对他自己的现象学研究进行。
1929年，胡塞尔发表了《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一书，在更成熟的现象学的基础上再一次探讨了《逻辑研究》曾提出的许多哲学问题。
这个阶段随胡塞尔年教学活动的结束而告终。
可以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胡塞尔是成功的，他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人，并且可以预言它们的影响仍将继续下去。而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更是幸运的，因为在哲学教育史上他是真正做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各国著名的哲学家，如考夫曼、舒茨、古尔维施等人。
但胡塞尔生命的最后五年则是在痛苦中度过的。1933年1月纳粹开始执政，同年4月6日纳粹当局就宣布暂停胡塞尔的荣誉教授资格。然而，厄运还在继续，随着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的颁布，胡塞尔就完全从学术圈中被排挤了出去，并且他不得不从他在弗莱堡大学居住了20年的家中搬走。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悲惨的景况下，胡塞尔一天也未停止过哲学研究工作。他不断地会见慕名来访的学者，并于1935年先后应邀去维也纳和布拉格讲学。他后来以这些讲稿的内容为基础写出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于1936年发表在贝尔格莱德的《哲学》杂志上。
这部著作常常被胡塞尔的某些追随者看成是胡塞尔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在书中对“历史”和“生活世界”的强调，使人感觉似乎他正转向所谓“解释学的现象学”和“实存的现象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此书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试图彻底革新哲学，把哲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所以与胡塞尔早期的思想并无根本的区别。
胡塞尔终身的信念就是：只有通过“以现象学的方式”对主体性进行彻底的发掘和验证，我们才能够克服哲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的客观主义的片面性危险，以及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给我们所有科学和哲学研究活动带来的正面威胁。
1938年4月，当死神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胡塞尔真的无愧于现象学的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胡塞尔是历史上罕见的非常纯粹的人，他是欧洲理性主义的真正捍卫者，是他时代的精神拯救者和思想斗士，是西方文化复兴运动的先知。他为后人留下了4万多页的手稿，以及2817册个人藏书和1152种论文单行本，还有大量的书信和其他一些与他有关的材料。
胡塞尔虽然去世了，但对他的评论并没有结束。后人一致认为，胡塞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伽尔玛和德里达的出发点都是对胡塞尔哲学的反思。人们按照胡塞尔发表的7部著作，把他的思想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数学和逻辑基础的研究。胡塞尔是数学博士，1853年随布伦坦诺学哲学，受其经验主义影响。胡塞尔1891年发表《算术哲学：心理和逻辑研究》，探讨数学、逻辑与心理学的关系，弗雷格对之严加批判，认为胡塞尔的观点受流行的心理主义思潮影响。胡塞尔本人也自觉有不妥之处，遂重新研究逻辑基础问题。
第二阶段：创立现象学。以《逻辑研究》（1900-1901）为标志，第一卷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第二卷建立了“描述心理学方法”，实际上是现象学方法。
第三阶段：把现象学发展为先验唯心论。《作为严格的哲学》（1910）已包含了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过渡，《关于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于1913年出版，后两卷死后出版）、《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1929）、《笛卡尔的沉思》（1931）等书提出“现象学还愿”和“先验自我”对世界的构造。
第四阶段：向生活世界的转变。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前两部分于1936年出版）一书中，对自己的唯理智主义倾向做了自我批评，把现象归结为“生活世界”，而不是自我的创造物。
胡塞尔生前发表7部著作，但遗留的手稿比这些著作的份量大得多。胡塞尔是犹太人，晚年遭纳粹迫害。死后他的妻子把他的全部手稿转移至比利时的卢汶大学保存，战后成立“胡塞尔档案馆”，对胡塞尔用速记法写下的手稿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胡塞尔文集》，目前该文集已经出版了30多卷。
维特根斯坦——纯粹的哲学天才
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如此评价他：“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少年时代
维特根斯坦家族是欧洲最显赫的豪门家族之一，有着超过数百年的悠久历史。而这个家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更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诸多领域。这个家族还为我们贡献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特别是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欧洲钢铁工业巨头，母亲莱奥波迪内，哈耶克外祖父之姑表妹，是银行家的女儿。路德维希在八个子女中排行最小，在他前面有4个哥哥和3个姐姐。
维特根斯坦深受父母的影响，父亲的自信与坚毅性格，养成了他对自己所热爱事业不懈追求的品质，母亲的善良和音乐天赋，赋予了他渴望人间美好事物的理想。维特根斯坦的母亲则以深厚的艺术素养影响着这个家庭。
维特根斯坦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一头金色，蓝蓝的大眼睛，很有精神。和其他兄妹一样，他也是在家里接受小学教育的。
家里的教师和管家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完全按照正规的社会规范指导这些孩子。他们最初在外籍教师指导下学习法文和英文，德文学习的是当时奥地利上层阶级的用语，他们的游戏伙伴和所受的舞蹈训练也都来自上层阶级。
维特根斯坦的读书方式很有特点。他总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反复阅读，力图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就是那些“对他说了点什么”的东西。如果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他要知道作家是如何描写故事情节和人物发展命运的；如果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他会很快地掌握与此有关的所有技术。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维特根斯坦能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父亲丰富的藏书为维特根斯坦的学习提供了便利。在维特根斯坦正式进入学校以前，歌德、席勒、莱辛等人是他喜欢的作家。这些作家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维特根斯坦对他们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把他们看做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正如把音乐看做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样。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使他产生了追求崇高理想生活的愿望，而莱辛的诗歌则使他感受到伦理与美学密不可分。现实生活中伦理的丧失，使得莱辛的诗歌中含有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失望。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的变化使它失却美好生活所必需的完整性。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悲观失望的一个原因。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阅读哲学书籍是文化阶层的一种时尚。就连二姐玛格丽特的书架上都收藏有一些当时流行的哲学通俗读物。
然而，后来成为大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对所有这些哲学读物似乎都不太感兴趣，他更多地是对它们采取轻蔑和批判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著作都没有真正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
当时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一些与人类认识自然有关的学科，如量子力学，实验心理学以及现代数理逻辑的建立，使得人们产生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幻想。当时的大部分哲学通俗读物都是根据这种幻想写出来的，那时的维特根斯坦就看到，这种哲学根本无法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科学并不包含解释，它们只是对自然现象和事物的说明。
据说，维特根斯坦惟一通读过的哲学著作是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从叔本华的书中看到了一些自己曾经思考过的问题，那就是对人生的透彻观察和对精神的不懈追求。他把叔本华的思想比做清晰透彻的河流，并对朋友德鲁里说，在真正深刻的地方，叔本华的思想已经到底了。
当然，对叔本华的真正认识是进入学校以后的事情。叔本华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强烈孤独感，以及从精神和意志中创造世界的勇气，深刻地影响了维特根斯坦。
不管这种家庭式的教育对维特根斯坦产生了何种影响，但随着他家庭悲剧的出现，这种教育方式结束了。原来，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对五个兄弟期望极高且要求极严，但五兄弟竟对此毫无兴趣，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摧残了他们美好的前程，更是摧毁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大哥跳海自杀，三哥服毒自尽，二哥虽然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也自杀了。
三个儿子的死对维特根斯坦的父亲震动极大，维特根斯坦的父亲的严格教育计划破产了，他决定把维特根斯坦送到正规学校去，接受正统教育。
1903年，维特根斯坦被送到林茨的一所中学学习。1906年毕业。值得注意的是，1904至1905年，希特勒也在这所学校上学。不过，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维特根斯坦与希特勒有过任何深入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