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奇怪，宋城开园后，那棵宋代枯树竟然奇迹般地复活，枝繁叶茂，樟荫匝地。现在，它屹立关城楼广场，成为宋城一道靓丽景致。宋建筑、宋文化、宋人、宋樟，置身于宋城，忙忙碌碌的现代人会产生活在宋代的错觉。
宋城项目启动时，黄巧灵从海南掏回的“第一桶金”起了作用，他将它发挥得潇洒自如、淋漓尽致、出神入化！
宋城是个浩大工程，要兴建须耗资1.5个亿，数目之巨，非常人所能想像。黄巧灵哪有那么多钱！结果，诚信帮了他大忙，朋友们相信黄巧灵的为人，二话没说，纷纷倾力相助。前前后后，他从朋友处筹到1000多万。
诚信是金，此话不谬！
如果说宋城工程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那么她赖以生存并成长的，就是母亲的奶水。可是，偏偏在宋城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国外的一个合作伙伴看出了宋城的“危机”，提出退出项目，要求黄巧灵买下他手中的股份。资金都投到了工程中，黄巧灵哪来的钱，但他不想让他的“婴儿”因断奶夭折或者营养不良地生长，他咬了咬牙，东拼西凑，终于借到了钱，连红利一分不少退给了对方。
谈起这件事，黄巧灵用4个字形容当时的困境：焦头烂额。
宋城在一片舆论大哗声中艰难起步。
黄巧灵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
舆论大哗，集中体现在天时、地利、人和上。
于是，有人说宋城敢跟强大的西湖相抗衡，又处于偏僻地块，投资风险那么大，几年后肯定死掉；有人说宋城不伦不类、俗气，中国人只认西湖，不会买宋城的账；也有人说宋城不在宋城古址（凤凰山）落脚，选址有问题；更有人说，宋城是“造假”、“假文物”、“假古董”等等。
由此舆论纷纷认为，黄巧灵在冒天下之大风险，必败。有人犹豫了，畏难了，忌怵了，不辞而别。
尽管有压力，但黄巧灵对宋城的成功却胸有成竹，而且还巧妙地利用了一次媒体。他宣布：我估计，3年能收回宋城投资！
颇具传奇色彩的是，天灾总是跟黄巧灵过不去，当年海南的台风吹走了他的度假村，宋城兴建初期，一场意外的大火又烧毁了他的办公室。
那夜，黄巧灵因鼻窦炎吃了过量的药，昏昏欲睡。睡梦中他被热浪烤醒，睁眼一看，办公室已是一片火海，浓烟滚滚。黄巧灵大惊，求生的欲望使他一脚踹开窗户，舍命跳下二楼，虽然受了点伤，命却保住了。面对废墟，员工们都哭了。可他什么也没说，而是乐呵呵地领着大家去吃了顿火锅。黄巧灵后来讲，过去的历史烧得一干二净，图纸啊，资料啊，什么都没有了。尽管员工们安慰他，说烧一把，发一把，但黄巧灵心里的难受只有他自己知道。
经历过大火焚烧和死亡的考验，日后还会有什么困难能击垮黄巧灵呢？
但困难却一个接一个接踵而来。
比如说宋城的设计方案，黄巧灵请了中国最著名的建筑专家和设计院，结果却不理想。黄巧灵亲自上阵策划，和手下几个得力助手，历尽周折设计出一套自己满意的方案。一切都从头学，连比例尺都看不懂的黄巧灵，后来竟精通容积率、扩初、交通组织等等。
1996年5月18日，宋城开园。
这一天，超过6万人跑到宋城，争相体验“给我一天，还你千年”的感受。
这一年，宋城接待游客达100万人次（仅7个半月），旅游收入达4000万元。
更有意思的是，黄巧灵没有戏言：投资1.5亿元人民币的宋城，3年后果真收回初始的投资。
宋城一炮走红。战胜了失败后，黄巧灵终于成功了。
二、永不放弃对成功人生的追求
1.不可放弃“再拼一下”的斗志
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无所成就、默默无闻，之所以只能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无足轻重的次要角色，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缺乏“再拼一下”的积极向上的心态。
对于一个试图克服人生挫折摆脱生存危机的人来说，不管他是多么的一贫如洗、身无分文，只要有一种克服消极心态的积极向上的斗志，希冀着完善自己，那他就是大有希望的。不管他所处的环境是多么地恶劣，也不管他面临多少不利的制约因素，这种人总是能通过某种途径脱颖而出。我们不可能阻挡一个林肯式的人物或者是威尔逊式的人物的崛起，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来说，即便是贫穷到买不起书本的地步，他们依旧可以通过借阅而获得梦寐以求的知识，并把危机转变成优势。
在生活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一个人可能对现状极度不满，但他并没有任何改进自身危机的意愿，也不想付出努力来达到目标，而仅仅是对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不满。这意味着他丧失了“再拼一下”的积极向上的心态。
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想方设法地使每一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以自己的努力和成就为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时，我们在心中确信他最终肯定能如愿以偿。在我们确切地了解一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之前，是无法对他做太多判断的。只要他具备毅力、恒心和信念，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克服自身消极心态和发挥自身优势的人物。
要战胜挫折，不能缺乏“再拼一下”积极向上的斗志，例如当年轻的富兰克林尚在费城为挣得一个立足之地而苦苦挣扎时，那儿精明的商人已经预测到了，即使富兰克林现在囊中羞涩，生活困难，吃饭、睡觉、工作都是在同一间小屋，但这个年轻人必定前程无限，因为他是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如此渴望着大展宏图，如此地乐观自信。他经手的每一件事都能做到尽善尽美，这些都预示和象征着他未来的作为不可限量。当他还只是一个学徒期刚满的印刷工人时，他的工作质量就已经远远地超过别人了，而他的排版系统甚至比雇主的还要先进，人们纷纷预测有朝一日他肯定能取而代之，拥有自己的企业——历史证明他的确是做到了这一点。
一个人只要他不放弃改变命运的积极心态，那么，什么挫折都不可能难倒他，什么困难都不可能使他屈服。
即使别人都放弃了，仍有极少数人会毫不犹豫地“再拼一下”，而成功者往往就是那极少数坚持再拼一下的人。
2.屡败屡战，永不气馁
任何成功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要经过一波三折的考验。他们都是在考验中自我成长，在考验中自我发展，在考验中练就一个精彩的自我。
要测验一个人的斗志，最好是看他失败以后怎样行动。
爱迪生说：“伟大高贵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坚定的斗志。不管环境变化到何种地步，他的初衷与希望，仍然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成功的人必定屡败屡战，永不气馁。
被誉为香港出版界的“民族英雄”的黄玉郎，就是经过屡败屡战，最终走上成功之路的。他白手起家，靠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一支妙笔生花的画笔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地爬起，“卧薪尝胆五度创业”，终于在出版业占有一席之地，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漫画出版王国。
黄玉郎本名黄振隆，生于1950年，家庭环境不大好。他自小便喜欢画画，画漫画和他那些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从9岁开始，他就试着向一些报刊的漫画版或专栏投画，但均被编辑们揉成纸团扔进废纸篓里了，直到11岁，第一幅“处女作”才在报刊上刊出。
由于黄玉郎一心想画画，学业成绩平平，加上家境不佳，十三岁刚读完中二便辍学，开始步入社会，进“社会大学”进修。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加入《时代漫画日报》。他应征的职位是“画家”，实际工作是“后生”，薪水微薄不在话下，最令他“顶唔透”的，是早晨六点便要去那些真正的画家寓所收稿。如此这般混了一年，这间漫画报馆宣布倒闭，黄玉郎也告失业。
1964年，黄玉郎开始他的“出版事业”，便是出版《笑话世界》周刊。黄玉郎自己画画、编辑及印刷，合作者是他的兄长。没有出版社肯发行，黄玉郎便和他的兄长踏着单车，大街小巷走遍，将《笑话世界》送到报纸档。《笑话世界》零售价只有两角整，出版社的收入实在有限，只支持了一段时间，这份刊物便从报纸档消失了。
黄玉郎出来闯天下，第一次尝试便这样失败而结束。“搞《笑话世界》的最大收获，使我对香港、九龙区的街道十分熟悉，因为由我自己去‘送货’！”黄玉郎不无自嘲的如此表示。
一年之后，“养伤”完毕，黄玉郎又跃跃欲试。这一次是和别人合资出版《娱乐漫画日报》，筹备期为3个月，可惜的是这位《娱乐漫画日报》的寿命也只有3个月，由于销路不畅入不敷出，3个月便停刊。
黄玉郎“独资企业”不行，和别人“合伙经营”也失败，积蓄已用尽，只好再去打工。
当时香港漫画界的崔魏集团，在报刊上聘请漫画人才，黄玉郎便去应试。因为年纪太小，取录后担任的职位介于“画家”和“后生”之间。不过，因为崔魏集团出版刊物颇多，如《娱乐新闻报》、《每日漫画报》，另有《精彩漫画》及《明星漫画》等单行本，稿源颇为缺乏。所以黄玉郎有机会开始在这个集团的出版物上发表他的创作。
黄玉郎在崔魏集团的收入颇丰，因为他每月创作四五十个故事，每个故事210幅画，而每幅画的稿费是5角，即除了后生的工资外，还有稿费收入四五百元。对于一个15岁的青年，常年能有这样的收入已颇为满足了。
不过黄玉郎毕竟是一个不满足现状的人，才安定了一年多，便又和另一名画家合作，自己出版漫画日报，第三次企图创业。
在崔魏集团工作一年多，黄玉郎对出版这个行业已较为熟悉，加上合作的画家何可也富有经验，所以这期出版的《新奇漫画日报》比较成功，出版不久，便日销12000多份（售价1角）。绘画、创作及编辑分别由何可及黄玉郎两人负责，每人轮流负责一天，每天有十四五套连环故事。黄玉郎的兄长则负责发行及财务。
这次合作愉快，加上销路亦佳，众人便头脑发热起来。何可建议多出一份漫画日报，由他负责。对他的建议，黄玉郎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但反对无效。这份名为《乐声》的漫画日报不久便诞生了。但稿源缺乏，他只好外约画家供稿。《乐声漫画日报》的销量只有六七千份，很快便入不敷出，不久便没钱发稿费。于是黄玉郎只好多承担《乐声》的绘画工作，一天绘画、创作近30套故事。
这样粗制滥造的结果，连原本销量不俗的《新奇漫画日报》亦受到影响，素质及销量均见下降。
1967年5月，即黄玉郎三度“创业”半年之后，“五月风暴”袭港，人心动荡，市民的消费力减退。该年11月无线电视台开台，人们被电视吸引，较少看漫画了。再加上近期内《新奇》、《乐声》两份漫画日报的素质下降，读者人数下降很快。该年年底两份漫画日报先后停刊。
据黄玉郎回忆，此后一年多是香港漫画出版事业的“黑暗时期。”较高水准的日本漫画乘机入侵，《超人》这一类连环画代替了港产漫画。同时，电视深入民间，香港漫画读者正在减少。在这漫画行业的“黑暗时期”，大多数职业漫画家为了生活而被迫转业，黄玉郎说：“大约只有三五个漫画家可以坚持到底。”
黄玉郎本人便是“坚持到底”中的一员。这也是他个人事业的最低潮，为降低开支，回到他老家，每天将画好的画稿送去报馆及出版社。
踏入1969年，香港经济步入“起飞”期，香港市民的消费也有所提高，漫画读者又多起来，漫画市场也出现生机。报社和出版社对漫画稿的需要也多了。黄玉郎节衣缩食，又积了一笔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