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说也属无垠游谈，看一看明孝陵的规模和布局就很难相信这种传说了。明孝陵红墙长达45里，纵深5里，陵园内享殿耸立，楼阁巍峨，入口处在卫岗东坡的“下马坊”，由此向西行一里半，是孝陵的大门，名曰“大金门”。过此门便是四方城，这里本是一座碑亭，矗立着明成祖为其父歌功颂德的“圣德碑”。出碑亭，过石桥，进入平坦开阔的孝陵“神道”（墓道），两侧依次排列着石像十二对，由南往北计有石狮、石骆驼、石麒麟、石象、石马等，体形高大，相对而峙，每只约需八十吨重的整块石料才能雕成。神道尽头是棂星门，也置有大型石雕。过棂星门，经梅花山北麓，再过御河桥，即是孝陵主体部分建筑。陵寝建筑有文武方门、中门、孝陵殿、方城、明楼、宝顶等。方城是孝陵中最大建筑，东西长二十三丈，南北宽九丈余，高约五丈，高大雄伟，坚固无比。方城正中为圆拱形的南北向斜坡隧道，有五十四级台阶，出隧道即面对宝顶南墙。宝顶后圆形土丘即有名的独龙阜，为孝陵地宫所在，是整个陵园的“心脏”。登明楼，放眼南望，方山形如一珠，东西各有一山，活似两条巨龙，构成天下罕见的“二龙戏珠”奇景。朱元璋独霸钟山之阳。在山之阴，则是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等十几座功臣墓，拱卫着这位开国皇帝。前面已经说过，朱元璋精心选择了这块风水佳壤，为此迁寺、移塔、掘坟，前后经营二十多年，花费人力、物力、钱财无算，他怎会轻易抛开这么气派的皇陵，而屈就于朝天宫的三清殿下呢？众所周知，明太祖少小曾做僧人，而朝天宫是著名的道观，他在登基之后又热心提倡佛教，怎会弃佛就道而长眠在三清殿呢？再说，朱元璋与马氏属于患难夫妻，终生厮守相爱，大富大贵之后仍然相敬如宾，朱元璋怎会轻易丢下亲爱的皇后而栖身别处？清代学者甘熙在《白下琐言》中驳斥明太祖葬于朝天宫，而孝陵只有马皇后的胡言时就说：“相度地势，起造山陵，动帑数百万，经画十数年，岂第（只）为马后而计？”这一看法很有见地。
此外，关于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时，将朱元璋灵柩移至北京万寿山的传说，也属无稽之谈。第一，南京乃龙兴之地，孝陵是朱元璋亲自选定，且花了很大代价才建成的，他和马皇后已经入土为安，朱棣没有必要再惊动长眠中的父母。第二，朱元璋的灵柩如迁北京，势必重建新的皇陵，且规模气势要超过朱棣的长陵，事实上万寿山没有朱元璋的陵墓。第三，前面说过，永乐三年明成祖为乃父立了“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此碑通高8.78米，碑额碑身高6.7米，龟趺2.08米，碑文长达二千七百多字，是南京地区最大古碑，无论立碑或移灵都不会是临时动议，如果朱棣打算将乃父灵柩迁到北京，他不会费力劳神再立此碑。
朱元璋究竟落葬何处？看起来非明孝陵莫属。也就是说，这位垂之不朽的开国之君既不会葬于疑冢，也没有栖身朝天宫的三清殿下，更没有移灵于北京的万寿山。传说终归是传说，没有事实根据。
朱元璋陵寝位置之谜
回答了朱元璋落葬在孝陵后，他的陵寝在陵园中的哪个位置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发现，明孝陵在当初设计时很讲究“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其布局与天象有关，整体呈北斗七星形状。最突出的是，明孝陵神道不像其他帝王陵那样笔直，拐来拐去，很有学问。从地形上看，神道的弯曲是因为绕过梅花山所致，实则是暗合北斗，“取象于天”，这是明孝陵设计中的神来之笔。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人们仰观天象所看到的北斗七星形状，实际上明孝陵的布局应是北斗七星投影到地上的图形，即陵园中的下马坊、大金门、碑亭、外御河桥、望柱、棂星门、金水桥这7处突出的建筑物。而在金水桥以北的全部建筑，如寝宫、享殿、宝顶等均不在“北斗”之列。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既然朱元璋的寝宫、享殿、宝顶等均不在“北斗”之列，这位开国皇帝真正的陵寝应该在何处？是不是孝陵内还有一处寝宫和宝顶呢？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朱元璋称雄一世，气魄非凡，他决不愿意葬在地点处于相对次要位置的“第七星”宝顶下面，只有在北极星这一位置，才能充分体现其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那么，这颗“北极星”相应的地下投影在哪里呢？应从棂星门向金水桥作连线并延长至两者间距的五倍处，才是朱元璋的真正陵寝所在地。
也有人认为，朱元璋的陵寝处就在宝顶下，属于北斗七星范围内，这是符合其生前愿望的。当朱元璋未贵时，曾写过一首气魄很大的诗：“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从中明显看出他对天象的崇拜，因而在其身后事上，也会追求一种“魂归北斗”的超凡境界，朱元璋的真正陵寝处，绝不会跑出孝陵内“北斗七星”的范围。
这两种说法也仅是推测，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查明朱元璋陵寝的准确位置，并非仅仅解开这一个谜团，在史学、建筑和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有关专家认为，利用现代探查技术，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历来有争论的问题。南京的考古人员利用磁测（GMP）技术，在经过选择的核心区方圆两万多平方米的区域内，再细分了上万个一米见方的方格点，通过磁测仪取得地下一万多个反馈数据，再经过精密的技术处理，终于有了科学的结论：朱元璋真正的陵寝处就在玩珠峰地下数十米处，也就是宝顶下面。其地宫规模宏大，构建复杂，仅甬道部分就超过了一百二十多米。至此可以肯定地说：朱元璋的真正落葬处已经真相大白，从前的种种传说不辩自明，有关的争论也可以到此了结了。磁测的结论准不准呢？有人信，有人疑，只有等候将来发掘的结果来证实。
宝顶南墙的“明”字之谜
孝陵的宝顶南墙粗粗一看并无特别之处，墙用大条石垒筑而成，共十三层，正中横刻“此山明太祖之墓”7个楷书大字。如果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此处的“明”字并非由“日”“月”两字组成，而是写成“眀”。在这种地方写字，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何把“明”字写走样了？显然这不是用“差错”“疏忽”之类的原因能解释的。那么，这个“眀”字是不是古体字呢？查“明”之古体字也不这么写。这就有必要追根溯源说一说了。
明，《易·系辞下》解释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由此来看，“明”字应由“日”“月”组成。朱元璋的国号为什么相中“明”字？一般认为元末农民组织起义时，曾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弥勒佛即未来佛）。朱元璋曾建黄旗“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日月即“明”。《明史·太祖二》载：“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遍查明代官府文书、碑刻题字、书籍文簿、信函手札等，凡涉及明朝的“明”字均不作“眀”。
那么，“眀”字用在明朝国号上始于何时呢？至少在《康熙字典》颁行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个字。比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十五日，时任通政使的曹寅在给康熙皇帝的《再奏洪武陵冢塌陷折》中说：“洪武冢陷下深广十余丈，扬州、镇江各处传闻略同。有疑看守不谨，盗发岁久致陷者，有说明朝气数已尽天陷者，有疑前明初起工程不坚者。小人之谈，纷纷不一……”这个奏折提到孝陵塌陷的严重情况，其中提到“明朝”“前明”时，均系正常写法，“明”字不作“眀”写。
可是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字典》成书，首次出现了这个“眀”字。凡提到明朝国号，按照避讳，“明”字作添笔处理。这年闰三月十九日，在翰林院学士陈邦彦奉敕写的《御制康熙字典序》里，有“眀则洪武正韵”“汉晋唐宋元眀以来”等句，其中凡涉明朝，“眀”字皆作“明”写法。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皇帝本人对明孝陵倒没有什么避讳，他六次南巡，五次亲谒孝陵。他没有按照清代祭陵礼仪，行二跪八拜之礼，而是同祭禹陵一样，“行三跪九拜礼”。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第三次拜谒明孝陵时，还题写了“治隆唐宋”御碑，赞扬朱元璋的政绩超过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当时的“江宁织造内务府三品郎中加五级曹寅”监刻了御碑，其后又加立了两块卧碑，记载了康熙皇帝两次谒陵的盛况。在“治隆唐宋”碑的两侧，还有乾隆皇帝题写的诗碑，可是在写到“明太祖”的“明”字时，仍照习惯写法，没有写成“眀”字，可见他也没有避讳。
以上情况，看出了“明”字改写的大体时间。可以推知，改写“明”字，是在整修孝陵时才有的。明孝陵在清初时期已受到严重毁坏，这不仅在曹寅的奏折中写得很清楚，戏曲作家孔尚任的笔下也描绘得很明白。就在康熙第三次拜谒明孝陵的那一年，孔尚任写成了名作《桃花扇》，在《驻马听》中他这样写孝陵：“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江山易代后的明孝陵已经荒芜破败到了让人哀痛的地步。面对旧江山“宫墙断缺迷青琐”的既成事实，清廷采取了“斜阳衰草系情多”的明智态度，对遭到严重损坏的明孝陵进行了修缮，其时间当在《康熙字典》颁行之后。填补了下陷之处，整修了部分建筑，“此山眀太祖之墓”七个楷体大字，就是在修理宝城南墙后增刻的。康熙皇帝承认朱元璋治国超过唐宗宋祖，但他和他的属下不承认已灭亡的明朝“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这样循环往复，所以把“明”字中的“日、月”，改为“目、月”。明王朝并没有周而复始，但清王朝照样垮台了。
历尽沧桑的明孝陵是一份厚重和宝贵的历史遗产，需要好好加以考证和研究。在它的身上还有一些未解之谜，比如：明孝陵地面上的主要建筑物（如配殿、明楼等）是何时、何人毁坏的？陵寝处下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明孝陵是否有盗墓者光顾过？等等。人们期待着这些谜团能够一一破解，以对这座古陵墓有更加全面、准确、透彻的了解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