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左右，他根据流传的取经故事和无支祁的传说写了几十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他的好友、状元沈坤这个抗倭英雄被陷害含冤屈死于狱中才开始他的再一次创作。他这时候的创作目的是为沈坤鸣不平，也是对自己悲观情绪的一种发泄。因为沈坤冤案让他对自己的前途更加悲观。在沈坤组织乡勇抗倭这件事上，他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策划者（军师）。他原以为沈坤因抗倭的升迁将会给自己渺茫的前途带来一丝希望。然而，沈坤的结局却让他彻底失望，也将社会彻底看透。他要把铲除不平、扫荡妖魔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功法无边、敢作敢为的孙悟空身上。这是他对《西游记》的第一次修改，补充，也让孙悟空斩妖除魔的形象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一次提高。
到61岁，他总算得县丞官职，但因与长官不合，不久就“拂袖而归”。晚年的吴承恩又一次翻出《西游记》草稿，对其再次进行加工。这一次，他加了最精彩的也是最受世人喜爱的前十二回，其中第一至七回写了孙悟空的来历，第八至十二回写了唐僧的来历和取经的缘由。他感到这样写很痛快，就又对整篇进行了修改，对结尾做了加工，使之相互呼应，前后一致。这样，他整整用了近十年工夫才最终完稿。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没有直接抒写现实生活，但是作品所展示的那个闳大的神秘的神灵世界，所取法的真实的蓝本实际上就是现实世界。
他在《西游记》中布局了两大神统和一个妖系：两大神统之一，是以玉皇大帝为中心，一个高下尊卑等级森严的系统，实际上就是反映明王朝现实背景的政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统治者高高在上，过着特权优裕的生活，其身份地位是终身制和世袭制，与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强盗的儿子还是强盗的逻辑相类似。两大神统之二，是以释迦牟尼如来为中心的西方佛教系统，其政治制度则相对比较宽松些。
《西游记》设计的散妖系列，是对当时社会自由人系列的反映，其中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有的是犯了一点小错就被贬到下界，如天蓬元帅、卷帘大将，有的是擅自离岗走下凡尘的，如老君青牛和月宫玉兔等；二类是基本群众和良民型的，如孙悟空、花果山上的各洞妖王、荆棘岭上的四棵老松精等；三类纯粹是社会上的坏人，如白骨精、蜘蛛精、琵琶精之类，这部分坏人最终都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被无情地消灭了。这一系列的设计，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反映了吴承恩善恶分明循环报应的观念。
其实，《西游记》中就有吴承恩自己的影子。他补得一个岁贡生，在北京候选了几年，才得到一个浙江长兴副县丞的八品小官，这和孙大圣被骗上天庭做“弼马温”没有两样。于是他借孙悟空的口说：“活活的羞杀人！那玉帝不会用人，他见老孙这般模样，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原来是与他养马，未入流品之类。我初到任时不知，只在御马监中玩耍。及今日问我同僚，始知是这等卑贱。老孙心中大恼，推倒席面，不受官衔，因此走下来了。”
吴承恩的副县丞做得很不顺心，他厌恶官场的污浊，不会攀缘附丽，“一意独行”，又不忍那些普通百姓生活之困苦，完不成上司规定的征赋指标，最后被拘捕锒铛入狱。后来虽然又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将他释放，并依八品职衔补给他一个类似给皇亲大户做家庭教师的官职，但他已看透了官场的险恶，于是拂袖弃官而归，“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怀才不遇，宦途艰险，戴过赃官的帽子，坐过监禁的班房，使吴承恩对现实世界心灰意冷，只有“店里提壶陌上眠”地去“放浪诗酒”才是安慰。但是吴承恩的禀性素质，最终还是唤起了他对世态炎凉的清醒认识，对封建腐败的愤懑揭露。他高举批判的大旗，开始修改充实《西游记》，毫锋所向，径指封建王朝摧折民意的苛政。通过孙悟空这位勇于反抗天庭的英雄形象，表达出人民蔑视封建传统，敢于抗争邪恶的决心与勇气，呼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的彻底斗争目标。
当然，在一个个细节中，却直刺社会上的一个个现实世象。譬如，当领导的不一定有本事。《西游记》里无论天兵天将还是妖魔鬼怪，没有一个是吃干饭的，大都有上天入地的本事。唯独西天取经的带头人唐僧是个白面书生，除了会念紧箍咒，会说“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他长，由此便造成了“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情况。本来孙悟空一个筋斗云，一顿饭的工夫就可把经取回，就是本事差些的八戒、沙僧也可腾云驾雾，像乘飞机一样“坐地日行八万里”有个十天半月也可把经取回。可在唐僧的领导下，悟空、八戒、沙僧都只能跟着唐僧亦步亦趋地跋山涉水，晓行夜宿，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到达西天。上面的领导明知唐僧没本事，却要让唐僧领头，让没本事的领导有本事的。吴承恩这样写，表面看是难以理解的，却是惊人的现实。当时的唐朝如此，以后的宋朝、元朝、明朝、清朝也有这种情况，今天在一些地方也仍然如此，唐僧这样的取经团长就在你身边。
又比如，在人间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大都是有来头的。唐僧师徒往西天取经，途中多次遇险，唐僧经常被捉，多亏悟空全力营救，才一次次化险为夷。纵观捉拿唐僧的妖怪和一些祸害平民百姓的魔鬼，真正在民间“土生土长”的不多，大都是“天上”下来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与天庭里的王公大臣有裙带关系，有的是天兵天将的坐骑或宠物，如大象、狮子等，甚至还有观音菩萨门前荷花池里的小金鱼，有如来佛祖的亲娘舅——大鹏神雕。这些有来头的妖怪，因为背后有靠山，有恃无恐，在人间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当孙悟空要打妖怪时，皇亲国戚便会全力阻挠：“悟空且慢，看我的面子就留他一条生路。”于是，作恶多端的妖怪就遇难呈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等让孙大圣徒唤奈何的事情今天也并非鲜见。
还有，“关系”比“本事”重要。孙悟空是有本事的，他火眼金睛，七十二般变化。然而，在降妖除魔，营救唐僧的过程中，经常是悟空使出浑身解数，也达不到目的。无奈之下，只好找“关系”。凭着他在天宫当过“弼马温”建立的人缘，出道时认识的四海龙王以及大闹天宫时认识的天兵天将等，借助他们的本事来救助唐僧。当唐僧快要被蒸死时，他就去找龙王要“冷气”；当要吓唬妖怪时，他就找雷公、电母打雷闪电；当打不过妖怪时，就到观音或如来那里搬兵。可以这么说，大多数情况下悟空不是靠本事降妖，而是靠“关系”降妖。这也是今天的现实，一个人有多大本事不重要，关键看有没有“关系”。有“天兵天将”支持，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甚至他还认为，天下没有干净之地，连所谓的西方净土也不例外。应该说，吴承恩对当时明代社会的黑暗腐败，世风的卑劣污浊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指出现实是“奸诈之风日竞”、“笑语相媚，妒异党同”、“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他除了借如来之口对“东土”（明王朝）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你那东土乃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讹，多欺多诈……不忠不孝，不义不仁，害命杀生，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还重笔写了取经人到了如来佛的雷音寺里，也遇到了索取人事的麻烦。唐僧师徒远道跋涉没有准备，得到的是数卷“并无半点字迹”的白纸。如来佛竟还公然替他们开脱，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还说从前曾为人诵经，保他全家平安，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是“忒卖贱了”。原来人们所向往的极乐世界，也无净土可言。
著名古籍评注家何满子说：“人不能，任何艺术家也不能凭空虚构出一个世界，必须以人间现象，以现实，包括历史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
吴承恩对《西游记》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情节曲折，生动有趣。他善于用夸张的笔调，通过幻想境界的矛盾冲突，塑造人物形象。他笔下西行路上的41个小故事，巧妙安排，波澜起伏，或正面冲突，或内部矛盾，或格斗，或智取，天上变幻，人间喜怒，错落有致，引人入胜。
“搜百代阙文，采千秋遗韵，艺苑久推北斗；姑假托神魔，敢直抒胸臆，奇篇演出西游。”这是吴承恩故居厅前廊柱上的一幅楹联。这幅联高度概括了吴承恩一生的文学成就和他的名著《西游记》的历史价值。
吴承恩虽然终身未能腾达，甚至是在失意与贫困中度过的，但他的《西游记》，构思精巧，故事引人入胜，特别是那来自生活又高自生活的艺术洞察力，居然在今天仍能找到“生活原形”，仍可“对号入座”，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其穿越时空的洞察力，其精巧绝伦的构思让人感叹不已！
“肥仙”诗人张耒
“小脚卷子，米面饼！”
早晨散步，每天都像有约一样，走出小区大门不远，就会听到带着童稚的叫卖声。随着叫卖声，一个儿童推着自行车从面前匆匆而过。这个孩子上小学，每天早上都一边买饼，一边为其残疾的母亲将饼车送到市场旁。此情此景，我在想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首古诗：
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
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
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
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
这是一首宋朝的古诗，父亲给儿子们的劝学诗。诗着重称颂了买饼儿的勤劳和不畏艰苦的品质，意在启发儿子们：无论办什么事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不能贪图安逸！
用劳动者的精神品质，来教育子弟，虽然很多。但写成诗，且在宋朝，用小商贩，用历来被人视为下贱的人来教育儿子，且是从正面肯定卖饼儿的精神，可算是空前绝后。不信你瞧，即便近代，很多人虽然也常用那些为生存而奔波的人或孩子教育子女，或者自励，但多是从反面讲的，如，若不努力，长大你就像某某，或我就会像某某……这虽是教育，其实还含着对另一方的一种鄙视啊。
这首诗虽然在童年时就会吟，但直到近来因为这个卖饼儿，才查得其作者是北宋诗人张耒。
张耒（1052年—1112年），字文潜，号柯山，他在诗文中自称“某为儿童，从先人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还是淮安人呢。他生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卒于宋徽宗政和四年，享年61岁。他在熙宁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常少卿，能诗善文，著有《张右史文集》。他因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身材魁梧，“仪观甚伟”，故又有“肥仙”之雅号。
张耒27岁的时候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苏轼曾评价张耒的散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其实，张耒不仅散文具有汪洋淡泊的艺术风貌，而且其诗歌作品也具有清丽雅洁的艺术风格。宋人汪藻在《浮溪集》卷十九《柯山张文潜集书后》一文中，称赞张耒的诗歌“体制旉腴，音节响亮”。晁补之称赞张耒的诗歌，“君诗容易不着意，忽似春风开百花。”张耒的诗，在风格上，受北宋早期诗人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和苏轼、黄庭坚等人影响，在取材和内容上，则是学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张籍，独标清雅一格。正当大多数诗人，或沉迷于刻镂雕琢的绮丽装饰，或流荡于怒骂叫嚣的滔滔议论，或埋没于生新瘦硬孤寒料峭之际，张耒以其清新雅洁、哀情似水的不朽篇章，给当时的诗坛吹来了徐徐清风。文学史家们称他的诗“语尽意亦尽，像一篇有韵的散文”，称之为北宋后期的一位有成就的优秀诗人。
张耒的一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北宋由盛转衰的时代，张耒在仕途上也因时局的一波三折而屡遭挫折。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73年—1086年），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多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一生的经济拮据，特别是晚年贫病交加，衣食不继的生活困窘。
张耒从政后，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他的作品最富于关怀人民的内容，风格也最不做作，“晚爱肥仙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凉命运，“筋骸长彀”、“半衲遮背”则是他以朴素朗快的语言对“负重民”的怜悯。因其悯农意识强烈，所以，他在政治观点上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