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施我土豆的母亲是常常记起的，虽然没有韩信报一饭之恩的能力，但在我成年之后，曾多次到那条路上寻找——因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每当走到那，就像看到这位母亲，她像书中的漂母见到瘦弱的韩信在钓鱼时，见到他饥饿的眼神，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母亲的情怀油然而生，顿生怜悯之心，把饭让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这是什么样的爱？这是多么伟大的母亲！我庆幸韩信有如此无私、仁慈的母亲；我也遇到这样的母亲。可怎么能找到呢，她是从那路过的，她是看我因饥饿无力于心不忍才施我土豆的，她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事隔五十年了，每当看到或吃到土豆时，就想起那位妈妈，她对我这个陌路人，随手就将她的品性爽爽地捧出，让我至今口有余香。
世人论及漂母，多说她能“识英雄于草莽”。误矣！漂母只是以天生“不忍”的“恻隐之心”对待一个饥饿的孩子，她或许并无远见卓识，朴实得如同脚下这土地一样。土生万物以养人，怎识得孰贤孰劣，又“岂望报乎！”古今富贵而泯灭者不可胜数，漂母独有今天，虽与韩信有关，但因这番对话，即使韩信一事无成，于漂母又有何损，韩信成功后以千万人马携土堆坟，于漂母又有何增？她只求身后一抔黄土，纵有一日夷为平地，也是回归本质，一样有着独有的厚度与温度。
《水经注》记载的漂母墓隔岸有韩信母亲墓，在荒烟蔓草间无人辨识。是的，漂母的一生，并无轰轰烈烈之壮举，也无跌宕起伏之人生传奇，更无经天纬地之丰功伟绩。甚至由于历史的流失，司马迁竟都没有记下她的姓名、她的年龄，甚至她的儿女、她的丈夫也没有记下，仅仅记下了她——一位淮水岸边浣丝漂絮的中年女性，出于同情，出于扶弱助贫，将自己本不富余的食物匀给那个饥饿难挨的少年。
世人还习惯将孟母岳母漂母并列称为“国之三母”。孟母为了孟子能够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不惜多次举家迁徙。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环境说的开山之举！岳母为了教育孩子忠君爱国，不惜针刺孩子后背。有了那种切肤之痛，才有了岳飞后来的精忠报国。这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之作！然而，我想漂母之爱可能比之孟母岳母应更胜一筹。母骆驼为了使即将渴死的小骆驼喝到够不着的水潭里的水而纵身跳进了潭中；老羚羊为了使小羚羊逃生而一个接着一个跳向悬崖，是为了让小羚羊在它们即将向下坠落的刹那以它们为跳板跳到对面的山头上去；一条鳝鱼在油锅中被煎时却始终弓起中间的身子是为了保护腹中的鱼卵……
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无私无保留的。可是，漂母却不同。她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母爱。漂母不是韩信的母亲，她的伟大在于自己虽然贫穷，但在见到比她更贫困的陌生孩子韩信饥饿时，仍能够把自己的饭让给他。
“一条青虫爬在豆角上/她小心地捏起来/弯着老腰把她轻轻放在地上/看它/欢快地爬向大地的深处”。这就是漂母。在漂母眼里，没有什么不是生命。漂母对于一条青虫的生命都如此看重，那么对于活着的孤苦伶仃的韩信便可想而知了。
有人曾问过我，漂母是什么影响韩信的成长？过去虽然想说，且能说出很多，但直到看了国外作家的一篇散文《爱，创造出力量》，才有了回答问题的底蕴。
文章说，25年前，有位社会学的教授，曾叫班上学生到巴尔的摩的贫民窟，调查200名男孩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做一评估，每个学生的结论都是“他们毫无出头的机会”。
25年后，另一位教授发现了这份研究，他叫学生做后续调查，看昔日这些男孩今天是何状况。调查结果，除了20名男孩搬离或过世，剩下的180名中有176名成就非凡，其中担任律师、医生或商人的比比皆是。
这位教授在惊讶之余，决定深入调查此事。他拜访了当时曾受评估的年轻人，跟他们请教同一个问题，“你今天会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这位老师目前仍健在，虽然年迈，但还是耳聪目明，教授找到她后，问她到底有何绝招，能让这些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个个出人头地？
这位老太太眼中闪着慈祥的光芒，嘴角带着微笑回答道：“其实也没什么，我爱这些孩子。”
爱是人世间最伟大最神奇的力量。爱心如春雨，播洒在每个儿童心间，催生着希望。爱是和煦的春风，可以暖醒冷冻麻木的心；爱是灯塔，引导人走出漆黑的迷惘；爱是天堂，是飘零孤寂的心之归宿；爱是神工巧匠，塑造了一个个不朽的偶像；爱是排空大浪，涤荡了心灵沉滓，构筑无限坦荡；爱是磅礴的交响，演奏着伟大的乐章，唤起尊重的渴望。
所以，我要将人们常说韩信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成“成在漂母，败为萧何”。当韩信听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时，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惭愧，怎能不振作？是的，是漂母的赠饭之恩促使韩信振作；甚至在他受胯下之辱的时候，他心中也可能是在想着自己的承诺：“吾必有以重报母”。
漂母的爱，是博大的爱。这个爱，是不同寻常的爱。正因为有了这种爱，才成就了一代兵仙韩信。
作为漂母的这种爱人和济世的思想，我国古已有之。墨子早就提出“兼爱”口号，要求人们“爱无差等”、“远施周遍”，这就是博爱；《论语》中也有“汜（泛）爱众而亲仁”之说。泛爱，也就是博爱之义。之后，三国时曹植诗中有“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的话，直接说出了博爱这个词儿。唐代韩愈，在他的《原道》一文中还把博爱进一步与“仁”直接联系起来，提出“博爱是谓仁”的观点。“仁者爱人”：“仁”是一种大爱，而非小爱、私爱。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推己及人的爱人思想也是博爱；白居易的“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还有，学医者“悬壶济世”之情怀，求学者“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都是漂母之爱精神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具有行善文化的国度，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追求博爱，具有博爱传统的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008年，雪灾，特别是四川地震，将这种爱推到新的高度。从5月12日下午3点开始，地震就牵动了世人的每一根神经。骨肉相连，手足情深。从机关单位看到的是为灾区捐赠衣物的忙碌身影，走在路上看到的是无偿献血的人们在静静地等候，随处可见的是为灾区兄弟姐妹捐款的队伍。电视里全天候播报着灾区的最新情况，网络中一篇篇哀悼、痛心、祈祷、祝福的文章，无处不在的是亿万人民对灾区兄弟姐妹的牵挂和担心，真情与爱，汇成涓涓不息的暖流，流向那些受伤的心灵……
从古到今，母亲都是人们永恒的歌颂对象，而漂母之爱则是一种博大胸怀，既是博爱之缘起，又可以说是博爱之本。它超越母爱，是民族之爱，国家之爱，人类之爱。漂母的爱，是普照的阳光，让人间充满温暖；是遍洒的春雨，滋润着世界。
“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难怪性格高傲从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在到了淮安听到漂母的故事之后，诗仙眼里竟充满泪水，端着那“雕胡饭”难以下咽。
“人间最美丽的情景，是当我在怀念母亲的时候。”这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句话，今天，我要将其改成“人间最美丽的情景，是当我在怀念母亲与漂母的时候”。因为，除了母亲之外，漂母同样会给人间带来爱——甚至是超越母爱之爱，是博大的爱。敲着键盘，一首老歌在我耳边响起：“若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是的，若真的人人都献出一份这种爱，这个世界将真的会更加美好！
存真方圣洁，平实更敬仰
一代宗师、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终于还是没有能够跨越100岁的门槛，于2009年7月11日撒手远行。
季老的遽然与世长辞，我除了痛惜之外，首先想到的是2006年在他的《病榻杂记》中，正面辞去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还有他在《季羡林自选集》中，对某些有“历史问题”的作品，他一点不掩饰，保持“原生态”，用他的话来说：“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比如季老记述留德之事，当时正值二战时期，德国人民的生活很是艰难，然而“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绝大多数”。（《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读到这里，我的心里就一惊：这样的文章也敢选，这样的话也敢留？季羡林先生散文真可谓“实录”，可当做历史来读，一点也没有夸张。
再比如，“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这些日记在出版时，编辑曾提出“做适当删减”，季羡林的意见是：一字不改。
季老多次讲过：“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1962年吹拂到知识界的春风让他感动了，于是，季羡林先生写下了“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这样抒情的字句。这篇文章发表后真可谓洛阳纸贵，被收入了中学和许多大学的课本。
可惜的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春天，转瞬即逝。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张批判季羡林先生的大字报，批判的正是《春满燕园》。
“记述真事、抒发真情、表达真意。”这就是我对季羡林先生散文“三真”的理解，也是优秀散文的灵魂。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季老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真正的大师是直面人生，不讳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闪失和“失言”，历史是如何走过来就如何走过来，原汁原味保留，让人们看到季老最真诚的一面。这是需要有勇气和胆略的，更是人品、人性中熠现的光辉，存真就是无言的力量，不躲躲闪闪，更不“罔顾左右而言他”。
季老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在他6岁那年出现。远在济南的叔父把他从村里接走。因为季家在他这代人里就一个男丁，省城的条件自然更有利于把他培养成人，将来也能光耀门楣。
叔父对季老的教育十分关心。但在求学的很长时间里，季老一直很贪玩。“从来没产生过当状元的野心，对那玩意儿一点兴趣都没有”，下河捕虾捉蛤蟆才是他的最爱。课余时间他酷爱看油光纸石印的《彭公案》、《济公传》一类“闲书”。这些白话小说对季老后来的写作产生了一些影响，他酷爱使用“皆大欢喜”这个透着傻乐劲儿的词。
叔父对他的预期只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做一个小职员而已。对此季老也并无异议。但在15岁那年的一次考试，又让季老改变了对自己的判断。在这次期末考试中，季老竟考了全校第一名。校长王寿彭是前清的状元，他亲书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以表彰这位全校第一。他在题字中称“羡林老弟”，这个荣誉对季老影响极大。“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改变为另一个人”，他开始觉得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
荣誉感是激励这个狮子座男人的最好礼物。此后季老开始成为考试的冠军，在高中毕业时他信心十足地报考了北大和清华。而就在几年前的小学毕业时，他连重点中学都不敢报。
季老六岁离开老家时，最舍不得的就是母亲，初到济南他痛哭一夜。年幼的季羡林寄人篱下，“我能躺在一个非母亲的人的怀抱中打滚撒娇吗？这是不能想象的。”
遇到无能为力之事时，季羡林就会“真想到什么地方痛哭一场”——这样的说法在季老的文集中出现不下十次。
胡乔木和季羡林是同一年考进清华的老同学，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我很怕见官。”季羡林说。但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羡林承认，在他生前，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
早年就听说季老的一个生活细节，很受感动：有一位北大学生，因刚到校园有急事，便把行李交给路边遇到的一位老头看管。等到他办完事，已日薄西山，他才想去找行李。等他急急忙忙赶回去，却看到那个老头还待在原地，替他看着行李。直到开校会，这位学生才从主席台上发现，那个替他看行李的老头，竟是他们的副校长季羡林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