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泉水冲下的那个村子发生了变化。补路工每天仍然去那儿大路上敲石头赚几块面包养家，让他那无知的灵魂可以不离开他那消瘦的身体。悬崖顶上的监狱不像前几天那么威风凛凛了。还有士兵守卫，但人数少了。还有军官管着士兵，但不清楚士兵们会干什么——只知道他们也许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
破落的农村四面伸展。除了荒芜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每一片绿叶，每一片青草，每一片庄稼的叶子都跟不幸的人民一样萎缩、可怜。每一件东西都躬着腰，颓废、受压、快要死一般。住宅、篱笆、家畜、男人、女人、孩子和有责任对于他们的土地——全都没了精神和力气了。
曾是最高贵的君子的爵爷大人们也曾是国家的重要人物。他们是豪华灿烂的生活的彬彬有礼的楷模，他们给一切都带来骑士的风姿，在其它相同的问题上也起过巨大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爵爷大人们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给豪华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奇怪的是，专为爵爷大人们设计的美丽世界竟然会这么短就被绞尽了、榨干了！永恒的计划无疑是患了鼠目寸光的毛病！可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穷人的已被榨干了最后的一滴血，刑具的最后的螺丝已经使用多次，受刑者已经崩溃，现在那螺丝来回使用，再也咬不住什么了。大人们只好离开这样今人不幸而又无法解释的现象，逃得越远越好。
但是这座村子和许多相同的村子的变化并不如此。多年来大人原本只对这村子进行挤压绞榨，很少亲自参观，只有狩猎寻乐时例外——他有时捕得的是人，有时捕得的是兽。而为了凶猛野兽，大人为它们的生长留下了大块土地，让它荒废。不对，村子的变化不在于少了那身分高贵、雕像般漂亮、受福也赐福的面孔，而在于多了些身分卑微的陌生面孔。
这个时期，补路工在灰尘里一人干活。他很少费脑筋去考量自己是从尘土中来，也必归尘土的道理。他更多考虑的倒是晚饭太少，若是有吃的他能吃下多少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他从他那孤单的劳动中抬起头来往前面张望，总会看见一个野蛮的人影步行着走上前来。这种现象以前是罕见的，可现在却已平常。那人影走上前来，补路工便会发现，那是一个好像像野人一样毛挺毵毵的高个儿，脚上的木鞋补路工看去也嫌太难看。那人凶猛、粗犷、黝黑，粘满了多少大路上的风尘和泥浆，漏染了许多低地沼泽的潮气，身上满是了森林僻路上的荆棘、树叶和苔藓。
那个七月天的中午就有这样一个人像怪物似的向他走来。那时，他正坐在一道陡壁下的石堆上想办法躲避着一场冰雹。
那人看了看他，望了望山谷里的村子、风磨和悬崖顶上的监狱，在他那不熟悉的心里认清了这些目标之后便用一种几乎听不懂的方言说：
“情况如何，雅克？”“良好，雅克。”“握手吧，那就！”两人握了手。那人在石堆上坐下。“没有午饭？”
“现在只有晚饭了，”补路工露出空肚子的样子说。
“现在习惯不吃午饭，”那人咕噜道，“我在哪儿见到的人都不吃午饭。”
他拿出一个黑色的烟斗，装上烟，用火镰点着了，抽出红光，突然拿开，用拇指和食指撮了个东西进去，那东西燃起了火苗，随即化作了一股青烟。
“握手吧，那就，”看完了这个情景，轮到补路工说话了。两人又一次握手。
“今晚么？”补路工说。“是的，”那人把烟斗送到嘴里，说。“哪儿？”
“这儿。”他和补路工都坐在石头上，相互默默地望着。冰雹在他们之间划过，仿佛是小人国的刺刀在袭击。村子上空的天终于晴天了。
“给我指指！”于是旅人来到山顶，说。“看！”补路工回答，用手指着。“从这儿下去，直接穿过街道，经过泉水——”“统统见鬼去！”那人中止了他的话，眼珠对着景物观察着。“我不从街上走，也不从泉水过。那该怎么走？”
“那么！村边山顶那一面有路，大约两个里格。”“好的。你什么时候下班？”
“日落时。”“你下班之前把我叫醒？我已经走了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我抽完烟，就会像个孩子一样睡着的。你愿叫醒我吗？”
“当然。”旅客抽完了那锅烟，把烟斗揣在怀里，脱掉大木鞋，躺倒在石头堆上，马上睡着了。补路工干起他那尘雾漫天的活儿来。这时孕育着冰雹的云翻滚着散开了，露出了一丝丝青天，景物也随之闪出一道道光辉。现在用红帽代替了蓝帽的小个子补路工好像被石堆上的人形迷住了，眼睛常朝他转过去，手上的工具虽像机器人一样干着活，看来已没有多大作用。那人那青黑的皮肤、脏乱的须发、粗糙的红色羊毛帽、家织呢和野兽皮混杂拼成的粗劣衣服、因为生活穷困而消瘦的健壮的个儿、睡着时那愠怒而凶狠地紧闭着嘴，这些都使补路工感到敬意。旅客走了许多地方，脚已磨破，足踝上有伤，流着血。他那巨大的木鞋塞满了树叶和草。走了那么遥远的路，这鞋真是太沉重。他的衣服磨出了不少洞，身上也有许多伤。补路工弯下腰想寻找他掖在胸口或其它地方的秘密武器，但是没看见，因为他睡觉时双臂合抱在胸前，紧紧的捂得，很像他那闭紧的双唇。在补路工眼里，高大深厚的城市的栅栏、哨所、大门、壕堑、吊桥都挡不住这个人。等到他抬头看看地平线和四周时，他那微弱的幻想之中有许多跟此人类似的人影正在不顾一切地扑向法兰西各个中心城市。
这人继续熟睡。冰雹一阵阵洒落，阳光与黑暗在他脸上更换，冰珠打在他身上噗噗作响，又被太阳化作粒粒的金刚钻，可他不理采。太阳终于落了山，映出了一片晚霞，补路工收拾起工具打算下山回村了，这才叫醒了他。
“好！”睡觉的人用手肘撑起身子说。“山顶那边两个里格么？”
“差不多两个。”“差不多两个。好！”
补路工回家去了，灰尘因为风向的原因在他前面飞卷。他很快来到了泉水边，挤进牵到那儿喝水的瘦牛群里，向满村的人说着话着，似乎连牛也告知了消息。村里人吃完了极少的晚餐并不按往常的习惯爬上床去，而是走出门来呆在那里悄悄传播着一个不平常的消息。等到村里的人在漆黑中到泉水边会集时，又有一种奇怪的观望动作传播开来：大家都向同一个方向的天空远眺，似乎等待着什么。当地的主要官员加伯尔先生着急了，一个人爬上自己的屋顶，也往相同的方向看。他又躲在烟囱后悄悄看屋下泉水边黑暗中的面孔，同时通知了管理教堂钥匙的圣器保管员，也许过一会儿需要敲钟。
夜色渐深，刮起了风，围绕着并孤单了古老的房屋使之变得幽深的树林开始在风前摇曳，仿佛在对那黑漆漆的巍峨的建筑发出恐吓。雨点像个着急的信使疯狂地跑上了那两排台阶，敲打着巨大的门，仿佛要唤醒屋里的人。一阵阵狂乱的风刮进了大厅，划过了古老的矛和刀，再呼呼的着刮上了楼梯，吹拂着最后的侯爵睡过的床边帏幔，四个腿脚沉重须发零乱的人穿过东西南北的树林，踏倒了长草，碰断了枯枝，小心地来到了院子里，在那儿点起了四把火，然后分离。于是一切又恢复黑暗。
但这黑暗很短，府邸马上以它自己的光奇怪地照亮了自己，好像正要变成一个发光体。然后一道喷溅的火花的烈焰在前排建筑物的背后燃烧了起来，从透光处显出，照亮了栏杆、拱门和窗户，接着火焰便越燃越高，四面扩散，越发明亮了。很快，许多扇大窗户都爆出了火焰，唤醒了石雕人面，一个个从火里往外瞪着眼。
留在庄园里的少数人在一阵窃窃私语之后备了马，有人骑着马跑掉了。驱马声、溅水声划过了黑暗，在村里的泉水边停住了。那马虚弱的站在加伯尔先生的大门口，“加伯尔先生，救火呀！叫大家来救火呀！”警钟急迫地敲着，却没有别的救援来（即使有，也没有来）。补路工和他那二百五十个生死之交都在泉水边交叉着双臂，望着天上的火柱。“肯定有四十英尺高，”他们冷冷地说，却不行动。
从屋子来的骑马人和虚弱的马穿过村庄冲上石梯来到峭壁上的监牢门前。一群军官在门前看火，一群士兵离他们很远。“长官，长官，救火呀！庄园烧起来了，早点去还可以拿出些值钱的东西！救火呀！救火呀！”
军官看看士兵，士兵却望着火。没有命令，大家很无奈，“只好烧了！”
骑马的人嗒嗒嗒跑下山穿过街道时，村子照了个通亮。补路工和二百五十个铁哥儿们产生了一男一女常有的灵感：燃起蜡烛来庆贺。他们纷纷进了屋子，在每一扇黑暗的小玻璃窗后面点起了蜡烛。这儿物品普遍缺乏，大家便迫不急待地去向加伯尔先生借。那位官司员不愿意，稍一犹豫，过去在权威面前十分尊敬的补路工这时却说：“砸了马车烧篝火有乐趣，驿马也能烧烤了吃呢！”
那府第便不经意的被腾起大火燃烧下去。烈火在呼啸，炙热的风从无情的火海里刮出来，似乎要把这座华厦毁灭。白炽的火苗跳跃飞腾，照出石雕人面好像在忍受着折磨。大块大块的石材木料崩塌。鼻子上有残坏的石雕人面被埋掉了，可随后又从烟火里露了出来，显然成了那残酷的侯爵的脸——他正在火刑柱上挨烧，在烈火中抓狂。
府第燃烧着。附近的树木一旦被火舌舔到便干焦萎缩。远处的森林被那四个可怕的人点燃之后又用一道新的烟雾的森林把那烧得光亮的华厦包围起来。铅和铁熔化在喷泉的大理石盆里沸腾，烧干了泉水。灭烛器似的塔楼尖顶在高温前迅速熔化，滴落下来变作了四个奇怪的火池。硬硬的墙壁以结晶的条纹作树枝形迸裂，迸出了强大的豁口和裂缝。鸟儿们昏死了，在空中打着旋儿栽进大熔炉里。四个凶猛的形象在他们制造的灯塔光里大步地沿着为黑暗所包裹的道路向四处走去，走向新的目标。火光照亮的村子已夺走了警钟，赶走了规定的敲钟人，自己高兴地敲了起来。
这还不够，被饥馑、大火和钟声撞晕的村子想起了加伯尔先生还要收租税，便急于要跟他谈判，尽管加伯尔先生近来只收取一点分期交纳的赋税，而地租房租则一点未收。他们包围了他的房子，传唤他出来面对面交谈。加伯尔先生只好把大门死死关闭，躲起来想办法。考虑的结果是重新躲到那排烟囱背后的屋顶上去。这回他痛定思痛，若是门被闯开，他便从屋顶上栽下去抓住一两个人一起死（他是个南方人，个子虽小，复仇心却很重）。
加伯尔先生在屋顶度过了一个无眠的黑夜。他也许是把远处的府第当作了蜡烛，把打门声和快活的钟声当作了音乐的。至于摇摆在他那驿站门前街道边的有恶照的路灯就更不用提了，村里人曾大呼小叫要拿他去跟路灯交换位置呢。他在黑森森的死亡的边缘整整度过了一个夏夜，随时准备按计划的决心栽下去！那忐忑不安的滋味是很考验人的。可是慈爱的黎明终于到来，村里的灯心草蜡烛也噼噼啪啪地熄灭了，人们高兴地分散开去。加伯尔先生暂时得一条性命，下到了地面。
那几天的晚上，一百英里之内还烧起过好几处大火。
那里的官员有些却没有那么幸运。太阳出山时，他们已被吊在曾经很安静的街道上——他们原是在那儿出生和成长的。也有的农村或城市的居民比不上补路工和他的伙伴们那么幸运。官员和士兵们进行了反击，也把他们吊了起来。但是凶狠的人们仍然奋勇向前，坚定地在东西南北四处活动。无论绞死了谁，火一样放。官员们不管用什么数学公式计算，也算不出绞架要造多高才能变成水，把那场大火扑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