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排保尔发现了扎尔基。两人在保尔房间里谈了很长时间。扎尔基正在一个专区党委会里从事宣传工作。
“你知道，我已经结婚，马上就要做孩子的父亲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娶了谁？”保尔惊奇地问他。扎尔基从上衣侧袋里拿了一张照片给保尔看。“还认识吗？”照片上是他和安娜·博尔哈德。
“杜巴瓦现在在什么地方？”保尔更加奇怪了，就问他说。
“杜巴瓦在莫斯科。被开除党籍之后，他就从共产主义大学里出来了，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说，他又重新入党了，真不应该！他已经不知悔改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什么地方吗？他现在是造船厂的副厂长。我不大清楚别的人的事。我们没有联系。现在大家在什么地方工作的都有。不过老朋友能见面，谈谈往事总是令人愉快的。”扎尔基说。
这时，多拉和几个人来到了保尔的屋内。一个大高个的坦波夫人关上门。多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和你坐在一起的那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保尔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简单地谈了谈扎尔基的情形。
“他可以留下。刚有几个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要对我们讲讲党内最近的消息。我们认为就在你这里开个内部会议吧。”多拉解释说。
集合在这里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以外，全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说有关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织的反对派的情形。
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是个又低又壮的人，50岁左右，早先在乌拉尔作过翻砂工。他开始讲话了，说话声音低低地：“是的！事实就是这样，终于发生了我们早先预感的事，出现了‘新的反对派’。至于说到他们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联系的不是别人，就是托洛茨基。他们同流合污，现在这帮各种各样的反对派拼凑成的大杂烩就要采取行动了。”
从坦波夫来的检察员间断了巴尔塔舍夫的话，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曾告诉同志们说：‘你们牢记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会跟托洛茨基勾结的。’由于当季诺维也夫领着一帮列宁格勒的代表一味地坚持与大会相反观念时，托洛茨基在旁边不作声，只是看风趣，心里或许在想，你们这些狗崽子，全为了‘十月革命的教训’，总是攻击我，要彻底打倒我，而现在自己也掉在这个泥坑里去了。那时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跟托洛茨基主义战斗了多年，在各个关键时刻都公开指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的异己派别，他们永远也不会背离布尔什维克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一味同他们展开长期斗争的人。可是你看看结果吧？昔日的敌人和思想上的对头今天已经成了挚友，由于他们都在疯狂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为了这个他们不惜勾结任何人，不惜牺牲自己所有的规则，放弃自己过去所坚持的立场。这些原则和立场现在已被他们所抛弃。虽然同托洛茨基联盟会玷污他们过去在布尔什维克的名声，但他们早就管不了这些东西了。这个无纪律的联盟同1912年8月联盟有很多相同之处。现在也好，过去也好，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合作，其卑鄙程度不低于他们在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前夕所提出来的胆怯的后退。这种人，”坦波夫人瞅了多拉一眼，忍住了，一句骂娘的脏话没说出来，“见鬼，差点要骂人了！我真没见过这种事。”坦波夫人讲完了。
“各种现象表明，这个联合起来的反对派最近即将向党发动进攻了。这些不断出现的小集团，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混乱，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我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些事才能结束。我们对他们实在过于放任纵容了。照我看来，应该把这些专门胡作非为分子和反对派统统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战斗上浪费了多少精力和时间呵。”多拉愤慨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一直不吭声地在听大家的讲话，这时，他说：“朋友们，我们不能耽搁时间了，我们一定要走了。在疗养院多住几天，少住几天，没多大区别，但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一定坚守自己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我们在这种趋势之下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巴尔塔舍夫接着说，“我明天就走。”
会议召开以后第三天，疗养院的人都不见了。保尔也提前出院了。
他没有在团中央逗留太长时间。保尔到一个工业专区担任专区团委书记。一周之后，他已经发表第一次演说了。
深秋时节，保尔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乘坐专区党委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地方去。半路上车翻到了水沟里。
车上所有的人都受伤了。保尔右腿的膝盖粉碎性骨折。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医生检查了他肿涨的膝盖，详细看了X 片，会诊之后，决定马上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那就明天上午开始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确定了时间，起身走了。剩下的医生也都走了。一间特别小的单人病房，光线很好，收拾得也很干净，散发着他早已忘怀的那种医院里所特有的气味。保尔看了看四周，只看到了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方凳。
护士送来了晚饭。保尔谢绝了。他靠在床上写信。腿疼使他静不下心，他也不想吃饭。刚写完四封信，有人打开了保尔的房门。保尔看到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的少妇，走到他的床前。在暮色中，可以看见她容貌姣好。她一手拿着纸夹，另一只手拿着纸和铅笔。“您在医院里一切事务都由我负责，”她说，“今天我当班。现在我要知道你的详细病情，因此不管你答不答应，都要配合我的工作。”她非常有礼貌地笑了笑，这笑容冲淡了由于“审问”
所带来的不好的气氛。保尔足足说了有一个小时，连自己祖宗三代的情况都说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全副武装。镀镍的外科手术器械闪闪发亮，一个大盆放在很长的手术台下面。保尔被推到手术台的时候，教授已快洗完手了。在他身后的医生们正在准备开始工作。保尔回头瞅了一下，护士正在排列好手术刀和镊子。巴扎诺娃医生解开了他腿上的绷带。
“柯察金同志，不要看那里，这会刺激神经，使人难受……”她柔柔地对他说。
“您指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含有嘲讽意味地笑了笑。
过了一会儿，一只厚厚的面罩盖住他的脸，教授对他说：“您别紧张，我们立刻为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深呼吸，开始查数。”
面罩下面传出沉稳和凝重的回答：“好的。我先向大家道歉，我可能会禁不住说出难听的话来。”
教授笑了起来。麻醉药水开始流了下来，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并且刺鼻的气味。
保尔深呼吸一下，开始数数，并竭力报得明了些。
他的灾难也由此而降临了。阿尔青差点把信撕成两半，撕开信封的时候，他心里有些惶恐。一看到信首的称呼，他就匆匆忙忙一下读完：
“阿尔青：我们通信的数量很少。一年只写一封，有时两封。可是难道通信次数的数量能说明问题吗？你来信说，你们已从舍佩托夫卡迁到卡扎京机务段去了，为的是想从根本上与他们划清界线。我知道，这些人指的是斯乔莎和她的亲属那种私心很重的落后心理以及类似的东西。要把斯乔莎这类人改造过来是很不容易的，我担心，你不可能成功。你说：‘人岁数大了，学习困难。’可这方面你做得很好。我觉得你不应该谢绝脱产担任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你不也曾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努力奋战过吗？那么你就应该去把握这个政权。明天就挑起这个担子，好好努力吧！”
“现在谈谈我们的状况，我的身体很差，并时常住进医院，动过两次手术，身体很虚弱，可到现在为止，仍没有人说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状况。”
“我离开岗位就当了‘病号’。我忍受种种痛苦，现在右膝盖完了，身上已有好几条新添的手术刀痕。最近医生又发现，7年前我曾经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为此我可能要忍受很大的打击。只要能让我重新工作，我有毅力挺得住。”
“在我看来，没有比回不了战斗岗位让我感到更可怕的事了。我都不敢想这点。这就是我计划承受一切的原因。可是，病情至今没有好转，相反情况越来越不好。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走动，就回去工作，但不久我又住进医院。刚才我接到了去叶夫帕托里亚‘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要起身。阿尔青，你别灰心，要知道，我不会这样轻易死去的。我的生命力很强。哥哥，我们还要做很多事呢。你要注意健康，别一下再举10普特重的物品了，否则，党以后会花费很大的代价来给你治病的。岁月给了我们经验，我们通过学习学到知识，可这一切并不是让你长期住医院的。紧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