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名与文人天命
1997年，凭借《联想为什么》一书的问世，我误打误撞地开始了自己研究企业管理的职业道路。那本书仅在1997年发行量便超过了30万册，列当年中国企业管理类著作畅销书之首。但是，难以置信的事情是，最初我的动机并不是要写书，只是想将联想集团最初十几年之所以不断发展的经验与原因，作一个挖掘和总结，从而形成一份可以在企业内部应用的材料。在当时，这可以理解为是我在联想工作职责的一部分。而我真正动笔之后，不知不觉便写成了一本书。现在想来，似乎有些鬼使神差冥冥之中的味道，人之宿命。因为，从少年时期的作文优秀学生，到25岁加入作家协会，再到进入联想从事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工作，命运的轨迹就始终围绕着文人这条主线。
《联想为什么》这本书的写作全过程公司内部无人知晓，个中原因是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假如提前知会大家而最终又不能完成，或者质量不高，那显然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为此，书稿完成之后还未出版之前，我在联想内部的高级经理人会议上受到了柳传志的严肃批评。错误是：缺乏组织纪律，个人英雄主义。1997年1月，我个人从版税收入中拿出近20万元，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为《联想为什么》举办了有数百人参加的首发式。这在当时国内新书首发式中的规格和规模都是最高的。但是，柳传志没有到场。是我的好友郭为，从香港赶回来代表联想出席。这令我在很长时间内对柳总情感上有些耿耿于怀。《联想为什么》出版之后，一时间好评如潮。理论界、企业界乃至媒体，一致公认这是中国企业管理实证研究第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1998年，我出版第二部企业管理著作《中国企业批判》。这本书在当年的发行同样超过30万册，出名使得我再次回归文人的正途。1997年，在联想的支持下，我创办了北京丰收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让我有机会广泛研究中国企业，成为我此后至今始终如一的道路。
出名也差一点令我迷失自己，因为之前没有出名的任何思想准备。按照当时媒体的渲染，说陈惠湘出名的速度丝毫不亚于流行歌星，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仅仅两年间，我为近50万名企业界高管和白领作了近百场演讲。包括所有中国权威媒体在内的数百家中外传媒，在两年间对我进行了近千篇的各种报道。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尽管我表面依旧会装出一付沉稳的样子，内心其实是得意与飘飘然的。
我很庆幸在那两年间能够结识上百位企业家，他们之中有近半数的人领导着当时的明星企业。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底蕴与平和。刘永行曾约我在希望集团位于成都一个开发区的总部见面。那是一个很简陋的平房小院，刘永行的办公室以及院子里停放的各种车辆，都平常到令人难以置信。刘永行与我促膝交谈了半天，就一些企业问题进行讨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的马明哲请我在他总部员工餐厅的一个小包厢里，一荤两素一个汤，边吃边交流一些对社会发展的看法。还有万向集团鲁冠球、TCL集团李东生、东方集团张宏伟、雅戈尔集团李如成等，所有这些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智慧，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他们对我的感染和教育在于，一个人当然要有理想和追求，为了这种理想要有付出，甚至某种时刻这样的付出就是一种煎熬。但是，追求一生奋斗一世最终谋求的其实是精神世界的一片安宁。
由于当时这种朦胧的觉悟，我在《中国企业批判》一书的后记里，采用了“少安毋躁”的标题，以此警示自己。这之后，我开始回避媒体，拒绝了一些企业家朋友的商业邀请。假如没有上述企业家朋友们的影响，我很难想象自己当时会有那样的觉悟，哪怕是朦胧的。而一旦没有这种觉悟，所谓理想，所谓精神世界的安宁，都可能被功名利禄冲得落花流水支离破碎。到头来，无非一场浮躁一场空。这段时间里，这些企业家朋友对我的第二个启发在于，我只是一个文人。我能够建立的理想以及可能获得的内心宁静，都只能基于这样一个支点。
在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在我们公司的会议上明确告诉同事，消灭陈惠湘是北京丰收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进步的方向。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文人目标。这注定了我不应该是一家公司的核心。否则，这家公司很难办好。此后，我和同事们都为这个决议作了良好努力。到2003年，北京丰收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无论营业规模、团队能力以及知识库建设，都位居本土同类公司三甲之列。我也在这一年年底，离开公司到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任副董事长兼总裁。当时我在研究变革管理这一课题，已经有了一些素材和研究积累，但还没有信心动笔。承蒙三盛宏业董事长陈健铭先生厚爱，他愿意让我在三盛宏业投资集团去实施和体验企业变革。我们约定我只干4年，在任职两年的时候，我按捺不住自己动笔写书的激情，提前辞职。陈健铭先生成全了我的想法。这才有了21世纪我的第一本著作《突破拐点》。
这本书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企业界、理论界对此书有关变革管理的研究成果评价甚高。我自己清楚，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是一个里程碑。因为，20世纪我出版的三本著作，无论别人怎样褒奖，我都明白自己至多是一个企业实践的观察者与思考者，但并不是一个学者。而我最想追求的是，在中国企业管理科学这个领域中，形成自己的建树。功名功德都在于此。我看到了中国企业日新月异的经营实践，这是我的土壤；我也看到了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研究的苍白与落后，这是我的机会和责任。而《突破拐点》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我自己完成了由一名观察者到一名学者的转变。我的好朋友、《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刘东华社长不习惯我的这种转变。他说他还是喜欢20世纪那个激情四溢的惠湘兄，而不喜欢我后来的这种理性。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理性，这是作研究必须具备的科学精神。我无法淡泊，《突破拐点》带给我不同于20世纪的另外一种欣慰。我不再进行媒体宣传，不再热衷于演讲与签名售书之类的活动。而当我知道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王晓初先生这样一些素不相识的企业家，要求全系统经理人阅读该书以及写读书心得的时候；当我知道中国一些销售规模近千亿元的企业集团，经理人人手一册《突破拐点》，并将变革确定为年度工作主题的时候；当我知道素不相识的曾鸣教授，要求长江商学院的学员必须学习《突破拐点》的时候，坦白说，这是我的欣慰所在，也是我的责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