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此夜，那昔日的思念，便会不顾一切地向我袭来。它唤醒我失去的青春的记忆，促使我回想那甜蜜的和苦涩的往日的一切，有一种美丽，更有一种追悔；有一种幸福，更有一种感动；而那混合着昔日的梦想与愉悦的，却又是一股酸酸的、涩涩的思绪。我不想拒绝、也无法拒绝这种执拗的“强加”。它逼使我排除一切现下的庞杂与冗繁，遁入并置身于昨日的纯真与浪漫。
总是一年的最后时光。当三角地那边高音喇叭播放着欢乐的乐曲，校园里的街灯便刷地亮了。年年此夜，天多半是灰暗的，云很低，往往是似有似无地飘着雪花，那雪花轻轻扬扬，落在脸上是清冽的，萧瑟中有一种快乐。北方的冬天黑得早，天气也比现在冷，到了一年的最后，寒冽的雪花一接触人的皮肤立刻就融化了，空气中充溢着一种期待的喜悦。
为了迎接除夕，下午的课多半是提前就结束了。从教室出来的同学，步履匆匆，在乐声中拥进餐厅。那时的北大，校园里供学生使用的只有大、小两个餐厅。大餐厅可供几千人同时用餐。其实小餐厅也不小，近千人也容的下。两个餐厅的四围，摆放了类似书架那样的架子，是为学生们放置餐具用的。北大的学生们已经形成习惯，每个人各备布袋，把自己的碗筷装入袋中一一各自自认位置，一般不致错乱。
除夕的晚餐比平日更见丰盛。50年代的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十二元五角。当时是敞开吃的。餐厅里摆放着四方桌，没有椅子，大家站着用餐，也没有固定的座位。不分系科，也不分男女，凑够了八个人就上菜。饭是自取，那时用的是大木桶装饭，馒头或花卷则是装在大笸箩里，也是自取。餐厅的炊事员力大无比，用铁架子车推着主食。平时是四菜一汤，木须肉，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土豆烧牛肉，经常可以吃到，时不时的还有烹对虾解馋。
除夕的晚餐有学校的补贴，所以是丰盛的，比平时要多出一、两个菜。一般的班级，多半自发地将菜饭搬回宿舍，以班组为单位自行聚餐。这时，学生们往往自掏腰包，买了啤酒或红酒来一醉方休。但更多的学生仍然坚持在大小餐厅，仍然坚持站着用餐。不论是在宿舍或是在大小餐厅会餐的，这个一年一度的新年宴会，虽然充满了欢乐，但多半也总是匆匆。因为宴会之后，还有一个全校规模的新年团拜，而在团拜之前，还有一个大规模的新年舞会。这些活动的会场都是大饭厅。
新年聚餐结束了，要把场地清理出来以便举行舞会和团拜会。时间紧，因此会餐难免匆忙。更重要的，大家也心急，急着参加那难忘的夜晚的大狂欢。年年此夜，年年如此匆忙，匆忙里充盈着期待，期待那难忘的欢乐。酒喝过了，歌也唱过了，大家收拾餐具，回到自己的宿舍。女同学们最紧张，她们要换上美丽的裙子，换上高跟鞋，略施粉黛。她们也没忘了邀上好友，而后从校园的四面八方汇成人潮，就这样缓缓地涌向大饭厅。
大约是除夕的晚八点光景，大饭厅已经张灯结彩，播放着欢乐的乐曲，开始迎接客人了。在现场指挥和服务的，是学生会的干部们，他们个个也都是盛装打扮，那些歌舞队的，合唱团的，戏剧社的，那些平时就很活跃、也很骄傲的“公主”们，早就花团锦簇地出现在现场了。
50年代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希望的年代，周遭充盈着早春的气息和情调。百花齐放，向科学进军，先进班和三好生，都是那时的号召。北大更是了不起，声称要办“太学”。当日校园里弥漫着这种轻松的和欢乐的气氛，一种类似青春期做梦般的天真烂漫的情绪，是与时代的总体氛围相吻合的。普及交谊舞，提倡女同学穿花裙子，唱苏联的和古典的歌曲。学生中西装长衫并存，社团活动蓬勃开展。而且经常性的有来自国内外的名家讲演，上自国务院总理、各部部长，以至各路学术艺术新秀，都是北大邀请的客人。
那时的生活中充满信心而少忧虑。学生们的生活不算十分充裕，却是衣食无虑，国家对家境困难的同学有周到的补助（而且生活开销很低，一场电影的门票是五分，从北大到西直门的车费是一角五分）。每到周末，东操场上的电影可以放到深夜，而周末的舞会更是笙歌达旦，一片升平气象！现在的年青人往往惊异于为何我们会有如此优美的舞姿？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曾经有过短暂的欢乐时光。
大饭厅的舞会举行到夜阑。时钟的指针转到了零点零分，正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候。尽情欢乐的人们把舞步停了下来——中央电台的钟声响了，未名湖边的钟声也响了！在大学生的欢呼声中，马寅初校长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登上讲台。他总是带着微醺，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向大家祝贺新年。那时的马校长威望极高。平时他很少公开讲话，更不做长篇报告，却是每年的全校团拜总不缺席。他的新年致辞，也是寥寥数语，如同家常。内容讲些什么，现在多半记不住了，倒是“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几杯酒”却是印象深刻，历数十年而不忘。
北大的历届校长中蔡元培先生最负盛名，但蔡先生的风采，我们只能从文献和口传中领略。马寅初先生治校的最盛时期，我们都是亲历者。他是一代宗师，大家风范。他是校长，他更是学者，他是教授治校的揩模。马先生在当校长期间也没断了他的学术思考，惊天动地的《人口论》就是他在任职期间写成的。他不是官僚，他也不是事无巨细一把抓的事务主义者。依我看，他就是“无为而治”。这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北大校长。这么说，当然容易引起误解，以为马校长不做事，不拿主意。恰恰相反，马寅初校长正因为放了无数的“小事”给那些应当做事的人去做，而达到了治校的目的。先前的情况我们不知，可以这么说，在解放后所有的北大校长中，马寅初是政绩最著的一位。衡量大学校长的政绩，不是看他盖了多少宾馆高楼，也不是看他出了多少次国，或做了多少次空洞无物的报告。其实，大学校长就是一面旗帜，在学术界应当是公认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力量——他应当是具有精神领袖式的人物。至于他“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是不必计及的，校长毕竟不是事务主任。
年年此夜，年年如此的欢乐今宵。那时我们不知有明天，有灾难在明天等着我们。包括你、我、我们、包括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我们都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正经历着令人振奋的“百花时节”，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天真烂漫，而且轻信一一以为快乐无边无际，以为此日、此夜、如此的年年此夜的欢乐永久！
别了，那飘着雪花的日暮。别了，那通宵达旦的歌舞。别了，那带着微微醉意的新年祝词。别了，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欢乐！
2007年岁暮忆燕园旧亊，于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