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日21时，新疆北部阿尔泰山脚下，一列客车缓缓启动，奎北（奎屯-北屯）铁路正式通车。新疆北部大片区域没有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新疆的发展进一步提速。
奎北铁路是新疆六条在建铁路中的重要一条。目前，新疆的铁路建设已经进入黄金时期，速度和规模史无前例。新疆大地上快速铺陈的铁路网，正是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缩影。
不只新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雅鲁藏布江畔到长白山下，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经济社会发展相当落后，基础设施很差。据统计，1949年在中国36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约100万人口处于奴隶制经济形态，约80万人口生活在原始公社社会形态中。当时的新疆没有一条铁路，西藏没有一条公路，云南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出行或运输靠赶马帮、乘大象、架溜索。少数民族群众主要从事传统的农牧业，一些地区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部分地区铁器尚未得到普遍使用，有的地方甚至还在使用木器、石器。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困苦，特别是广大山区和荒漠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遍缺吃少穿，几乎年年都有几个月断粮，吃野果充饥，披蓑衣御寒。少数民族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有的民族甚至濒临灭绝，新中国成立之初赫哲族只有300多人。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邓小平的话可谓一针见血。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归根结底要靠发展。
先进的制度安排，落后的经济基础，这是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需要着力解决的矛盾。
2000年，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之际，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重大战略——西部大开发。国外媒体从这一战略的宏观部署中看到了中国政府加速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心和魄力，称之为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计划”2。这一经济计划的规模确实很大，目前，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全部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或者参照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
西部大开发只是中国政府发展民族地区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为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不断提出工作方针，作出战略部署，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仅“十一五”期间，就先后出台14个政策性文件。
一系列强有力的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推上了不断提速的快车道：到2009年年底，民族地区公路总里程达到88万公里，乡镇通公路比重达到98%，建制村通公路比重达到88%；截至2010年，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24亿元增加到41892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248元增加到21730元；“十一五”期间，民族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更是以平均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大力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蒙古驻华大使策·苏赫巴特尔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走访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一天，他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这里的一切让他“印象最为深刻”：“在那里聚居着蒙古族的一支少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的人口非常少，我本人也是这个民族的，不过我出生在蒙古。我在呼伦贝尔盟见到了这一民族的人，人数大概只有七八千人，但是在村落中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剧院。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那里的孩子们唱着本民族的歌曲，跳着本民族的舞蹈，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
一个只有七八千人的少数民族很好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中国，这并不值得惊讶，因为中国各少数民族普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帮助十多个少数民族改进或创制了文字。目前，中国60%以上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要会议，都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民族语言文字的文件和同声传译。中国人民币主币除使用汉字之外，还使用了蒙古、藏、维吾尔、壮等四种少数民族文字。
教育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关键。为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近年来，国家先后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计划等工程。中央财政先后投入290多亿元，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办学条件，并于2004年起在西部农村地区开始实行免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政策，于2006年起率先在西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截至2008年年底，全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总数为2199.6万人。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的县已有674个，占总数的96.6%。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大学生，维吾尔、回、朝鲜、纳西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每万人平均拥有的大学生人数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民族自治地方录用公务员时，要对少数民族考生予以适当照顾。为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国家专门创办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院校。
经过不懈努力，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起来。目前，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占9.6%，其中县处级以上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7%；在13位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有少数民族2名；在9位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有少数民族2名；在25位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有少数民族5名。
美国着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全面描述了西藏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具体个案。他写道：“1959年，只有100万多一点的西藏人生活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现在的西藏人口已经上升到了400多万。1950年前，西藏人口中最多的就是农奴（90%以上），而封建贵族和僧人是统治者。所有的寺院都有大量土地和房产。农奴从生到死都没有任何个人自由。当时西藏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6岁，1950年以来他们的平均寿命已经上升到了65岁。西藏的经济也保持着高速增长，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达14%。……西藏人享有众多特权。在中国，致富的关键就在于教育。过去，教育是僧侣和贵族才能享受的特权，现在所有西藏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而且他们的高考成绩只要达到其他地区的一半就可以进入一流大学就读。西藏人可以生3个孩子，并且仍然可以享受国家所提供的福利。而在过去，他们一无所有。而汉族人仍然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为西藏留出了一定席位，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从藏族人中选拔地方干部。……2008年1月1日，西藏自治区提高了三年前所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西藏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仅稍低于北京、上海和天津。……最近几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把改善农牧民的健康状况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2008年就有37所乡镇医院和252所村卫生所完工，覆盖了该自治州所有区域。据最新统计，参加医疗保险的农牧民数量已经超过293000人。迄今为止，共有285000位农牧民获得了23亿8200多万元人民币（3.5亿美元）的医疗保险金。”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成就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关注。在2009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人类研究所的艾琳娜·玛鲁希亚科娃博士称赞说，“中国的民族政策非常积极，其成就令人瞩目，其中一些扶植少数民族发展的做法在多民族国家极具借鉴意义”。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国际项目协调员原野则更深一层地看到了中国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给了当地人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可以更加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到当地的发展决策中来。”
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六十多年来，中国并没有发生大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制度的成功。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制度也存在着若干的不足，如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权限不清，地方自主权的规定细化不够，不便于运作，自治法缺乏配套法规，等等。这些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