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丝绸之路、佛学东渐、西行求法、遣唐使来、鉴真东渡、马可·波罗来华、郑和下西洋、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等等，都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迹。尤其是，在中国从政十几年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更是传奇人物，他与当时的中国皇帝交往甚密，回国后，撰写游记，向世界介绍了神秘的东方大国。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有不少是留学生，陈独秀、李大钊等留学日本，朱德、邓小平、陈毅等留学欧洲。革命年代，中共对外文化交流不多。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险到达中共根据地，同毛泽东、周恩来中共领导人等进行了多次长谈，搜集了红军长征第一手资料。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对中共根据地的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深入调查。四个月的采访过程中，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后来他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译名《西行漫记》）一书，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该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轰动的影响，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毛泽东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文化交流上看，斯诺实际上是宣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多次来到中国。1937年1月，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来到了中共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也向世界进行了介绍，期间她还教会了中共领导人跳交谊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文化交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教育、军事、工业等系统，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派出了18000多名各类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其中就有后来成长为中共领导人的江泽民、李鹏等。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非常注重对外交流，他首先抓了科技教育，鼓励科教行业向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办学经验，主张派出留学生到国外留学。20世纪80年代，有大批留学生出国留学，也有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英国人托尼·赛奇1976年来到中国，他当时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政治，对中国很感兴趣，还读过《毛泽东选集》。由于中英两国实施学生交流计划，赛奇得以来到中国，他先飞到香港，从香港步行来到深圳。赛奇回忆，当时中国内地与香港边界，没有一点喧嚣，沿途还有好多水牛，一切都那么悠游自在，那么自然闲静。直至在北京语言学院落脚后他才发现，紧张气氛超乎想象。他在语言大学待了三个月后，就去了南京大学，成为那里自1939年以来的第一批“资产阶级”学生。
他在南京大学主修中国历史，刚开始是学习中国当代历史，后来改修中国近代史，研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现在，赛奇是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着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哈佛大学中国高级官员培训班的主要负责人。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际上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高，中外文化交流也进入新阶段。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引进来，到了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中国加大了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对文化走出去，中共高度重视。2002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厅长会议认为“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力宣传当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大力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以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为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现代传播方式，树立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把我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
中共十六大强调，文化建设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2003年12月，胡锦涛提出，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在一年后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还强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中共十七大更是强调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提高文化软实力。2012年2月，中共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中国政府出台的第二个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文化交流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部署。与此同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财政部设立了“国产音像出口专项基金”等政策性基金，文化部设立了优秀出口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项目的奖励措施。在国家重视、各部门积极跟进的情况下，中外文化交流迈开大步。
中国目前已和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文化组织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
政府支持的交流项目突破了传统的政府团、演出团、展览团的“老三样”模式，出现了部长论坛、文化政策圆桌会议、艺术家、作家客座创作等向深层次交流发展的趋势。
继2003年中法推出互办文化年后，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伦敦中国文化年等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已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文化标志品牌。
欢乐春节、相约北京、亚洲艺术节、中非文化聚焦、阿拉伯艺术节，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以及在国内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各类艺术比赛、成都国际非遗节等，均以丰富多彩的品牌活动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
2011年2月，中国组织了“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活动，在美国演出时吸引了6000名观众，被誉为“来自中国的最好的礼物”。
春节是世界认识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2012年1月，文化部等多部门组织开展了第三届海外“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144个城市，举办了300多项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内容包括剧场演出、综艺表演、广场巡游、文博展览、民俗展演等。为吸引中外网民和多媒体用户的参与，以中国春节为主要内容的交互式娱乐类免费应用程序“欢乐春节”（Happy Chinese New Year）iPad版在苹果商店（App Store）成功上线，方便了全球互联网用户及时了解“欢乐春节”活动情况和中国春节文化知识。这些活动与当地民众共同分享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快乐，打造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着名文化品牌，有效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通过设立孔子学院，向外国派遣大量汉语教师教授汉语，并提供汉语水平测试，以满足国际上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中国还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截至2011年9月，已有9个正式投入运营，涉及国家有埃及、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等。还有一些文化中心正在建设中。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的建立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
针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崩溃论、责任论等错误论调，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力度。组织力量拍摄国家形象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等地播放。出版部门也策划了一些精品图书向世界介绍中国、中国共产党。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句话说出了部分事实。三十多年来，中国虽然大力加强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但引进来的西方文化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少。以进口图书和出口图书为例，中国进口的图书量，还远远大于出口的图书量，不少人还以传播西方思想为荣。这说明，中国文化交流虽然迈出了重要步伐，但文化创新还任重道远。
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则认为“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相去甚远，但忽略了中国在此方面的进步，则将失之愚蠢”。
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具有吸引力，如今中国又正迈入全球流行文化的领域。这也说明，中国尽管还有问题，但不能忽视中国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