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K”这个看上去挺洋气的名字，尽管在当时还让人觉得有些怪异，但事实证明这正是TCL早期创业者的智慧。日本TDK集团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电子组件与记录媒体制造商，市场份额多年稳居全球领先，20世纪80年代初期TDK磁带是国内最为常见也最受欢迎的产品。将公司命名为“TTK”，如今看来，确有仿冒之嫌，但这种品牌定位方式为企业早期打开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选择这个名字也充分展现了TCL早期创业者朴素的品牌意识，无意中为TCL这个品牌在若干年后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面对外界认为TTK仿冒TDK的指责，张济时聪明地回应：“我们的‘TTK’是中文‘天天开’的拼音缩写，意思是产品放进录音机里天天开都没问题，这是中国品牌，和日本的‘TDK’没关系。”即便如此，由于日本TDK的强烈投诉，国家工商总局还是在1985年下文要求停止使用TTK品牌，于是才诞生了“TCL”品牌，这是后话。
由于是合资企业，TTK组织架构很是齐整，范品魁出任TTK董事长，翁耀明做副董事长，范品魁知人善任，力挺张济时由广州罗兰士电器维修站站长升任惠阳电子公司业务副经理（副科级）兼TTK总经理。这个任命引来诸多争议，一是当时张济时还不是党员，且没有专业背景；二是他当时只是由惠阳地区机械局电子科正股级干部，排名在副经理王永祥之后。此外，港方还派了蔡润标担任厂长，负责厂子的日常经营管理。蔡润标完全按照香港企业的管理模式，对每项工作要求都很严格。大家第一次见识了挂工牌、上班打卡、迟到扣薪、车间工人实行计件工资等新制度和考核标准，管理层迟到早退也按照工人同样规则处理。这些对于这群从未正儿八经干过企业的人来说是新鲜事，但开始也引起“国家干部”身份的管理人员的强烈反应，大家背地里称蔡润标为“蔡剥皮”。但这种源于市场经济制度的规范管理的竞争优势很快就显现出来，TTK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国内其他企业。这对TTK的早期发展至关重要，让新生的TTK从一开始就跳出了粗犷落后的作坊式管理模式。
海尔是中国工业企业里公认管理水平最高的。1984年，张瑞敏来到海尔后，定下的第一条厂规却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日后被誉为“中国管理之父”的张瑞敏能从这样的小事着手，似乎与日本的精细管理一脉相承。不过，张瑞敏当时作出这样的决定更多是出于无奈，用张瑞敏的话说：“以当时人的素质，是真的会在车间大小便的。”而TTK，从1981年起就已经是严格规范管理了，这让TCL得以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形成自己的工业能力。
10年后，当张济时成为闻名全国的“电话大王”时，人们发现这个具有敏锐市场眼光和强大执行力的惠州人，实乃商业奇才。而范品魁就是发现张济时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车间里的李主任
TTK投产后不久，李东生通过一次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自主选择成为TTK第43名员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凭着做事认真、执著、勤奋好学的个性，很快适应了企业环境。他在企业里感受到了创业的激情，对自己的选择更觉庆幸。他不但从不迟到和请假，还经常加班，主动做一些不是分内的工作。港方厂长“蔡剥皮”对这位新来的年轻人很欣赏，经常给他讲一些香港企业的管理经验，并多次向张济时提及李东生，说这个年轻人可重用。
李东生进厂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车间技术员，负责生产流水线的设备维护，而这条流水线的负责人是一个比李东生还小两岁的女孩子。这让李东生多少觉得有点别扭，也让他暗下决心，要努力积累工作经验，提升自己的能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车间主任，这也是李东生加入TTK后的第一个职业理想。
尽管是公司里凤毛麟角的大学生之一，头顶天之骄子光环的李东生，工作起来却十分专注。在李东生加入TTK之前，厂里其实已经有几个大学生，包括中方副厂长陈铿和技术负责人廖振凡，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李东生跟着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陈铿在农机研究所多年，英文很好，对外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都是由他负责，他教了李东生许多对外合作谈判的知识。而廖振凡是潜心研究技术的老工程师，他教会了李东生许多工厂实用的技术和知识。谦虚、踏实、勤奋，也是一些老员工对李东生的最初印象。
TTK开始就引进了香港式管理，采取的是标准的8小时工作制，杜绝迟到早退。当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迟到早退、请假干私活的现象很普遍。TTK这种严格规范的管理和高效率的经营业绩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久就被视为当地工业企业的一面红旗。在惠阳地区1985年行政公署（以下简称行署）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地区电子工业要以TTK为中心”，这让张济时和TTK管理团队感到非常自豪。毕竟这只是一家办了不到4年的企业，能在行署领导眼中有这样的地位，确实难能可贵。TTK也为电子工业公司积累了第一桶金。
在TTK，加班是很经常的事情。李东生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加之对自己有着较高的要求，加班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就是不加班，李东生也总是喜欢晚上留在工厂小办公室里看书。读书，这个他多年保持的习惯，犹如李东生的第二生命，即使他在日后全面执掌拥有上万员工的国际化企业，百忙之中，他也没有放弃读书。儒商气质，显然非一日之功。
TTK最初做的是磁带产业链中最末端的后序装配，具体工作包括两大块，一是把采购来的磁带原料从一个大卷切成小条，然后绕成一个个小卷；另一部分是用注塑机生产装磁带的盒子，最后将磁带装配到塑胶磁带盒上，贴上标签就能往外卖了。李东生负责磁带装配设备的维护，也做注塑机和模具的维修。他还在廖振凡的帮助下，对进口的磁带绕带机做了技术改进，提高了效率，使得计件工资的操作工人增加了收入，工友们都很喜欢他。
当时，两个喇叭和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正在全国热销，邓丽君等港台歌曲也正在内地流行，而有着红色包装、印着“TTK”字样的磁带，以远低于日本产品的价格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TTK磁带的销量快速增长，产品供不应求，这使张济时萌发了引进上游磁带涂覆设备的想法。当时TTK生产所需的大卷磁带都是从日本和香港地区进口，成本较高。TTK能否自己做磁带涂覆这道最关键和利润最高的工序？为了熟悉市场、了解行情，范品魁将张济时和郑传烈派往香港，通过四处求经、多方打探，并直接和香港亚美磁带厂讨论，接触磁带设备和原料厂家，筹建一个涂带车间的计划应运而生。
所谓涂带，就是通过专业设备将具有信息存储功能的磁粉物质和化学材料混合搅拌，再均匀涂覆在聚酯薄膜上，然后干燥、压实。磁浆配方调制、带基涂覆工艺在当时算是高科技产业，设备精度要求很高，需从日本进口，投资也相当大。以TTK的能力，做此项目，风险很大，但如能建成涂带车间，将大大提高TTK的竞争力。张济时权衡再三，在范品魁的支持下，决心放手一搏。他们一起说服行署领导，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和50万美元的外汇指标，引进磁带涂覆生产线，并顺势建设了新的TTK厂房。
在新建的涂带车间厂房交付使用之后，TTK花巨资从香港引进相关技术和化学设备、涂带设备、压光干燥设备以及磁带切割机等，港方的技术专家也到了惠州。这时需要一名称职的主管承担安装调试设备、培训队伍、组织生产的重任，张济时决定启用李东生担任涂带车间主任。
这是在1984年初夏，李东生加入TTK两年后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职业目标——当车间主任。李东生记得，当时他正在注塑车间安装调试两台新进口的注塑机，张济时将他叫到办公室直接对他说：“小李，你敢不敢负责将涂带车间搞起来？”李东生并没多想，便大声应道：“我敢！”
这个新项目涉及化工、电子、机械等多个专业，李东生带着20多个年轻人，面对一无所知的设备，什么活都要亲自动手，而且要边干边学，解决各方面的问题。虽然香港的设备供应商派了几个工程师帮助安装调试，但交接完设备，教会设备原理和使用方法后他们就走人了，剩下的事情必须由李东生他们自己完成。李东生真正体会到了责任的重大，能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不仅关系到TTK的发展，而且会在整个惠州地区引发重大影响。当时整个惠州对这个项目都极为关注，因为这是当时惠州电子行业投资最大的项目，进口设备金额达到了50万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过，担子虽重，李东生却甘之如饴。对他来说，能有机会承担如此重任，显然是自己的能力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和信任。半年的设备安装和试产的经历，让李东生收获很多。他第一次独立承担一个项目的责任，决策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在设备安装过程中需要学习化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按照设计图纸安装调试好化学、机械、电器、电子一体化的成套设备，而且大部分工作都在港方工程师指导下由李东生他们自己动手完成，这让李东生积累了很多经验。李东生是学电子的，化学和机械方面的知识不多，这次是赶鸭子上架，他必须自己找资料，研究图纸，将设备一台一台地装好，将每项工艺流程调通。那段时间，李东生每天都泡在工厂，带着一帮年轻的技工忙工作。当时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化学溶剂与磁粉的搅拌和调试工艺。原来TTK计划购买供应商做好的磁浆，但后来发现这样成本较高，且长途运输无法保证质量，便决定增加部分工艺设备投资，但厂房能隔出来的制浆车间面积不大，这给设备布局和安装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空间太小，制浆车间的空气中充满了高浓度的化学溶剂，当时也没有职业安全防护意识，李东生在车间每天都会吸入大量化学气体，两个月下来，体重竟增加了5公斤。
经过大半年的日夜奋战，涂带车间终于顺利投产。进入TTK两年，李东生早已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给领导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涂带项目的成功则让公司领导更加一致认定这个外表低调、进取心却极强的年轻人是个可造之才。
如果说涂带项目让李东生在生产和技术上的才能得到了施展，那么TCL早期发展阶段的另一件事则体现了李东生身上的另一种潜质。这个潜质是李东生日后能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成功企业家之一的最重要因素。
1983年深秋，作为首批中外合资企业，TTK要到北京参加“中国首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成果展”，可是原本负责供销的人临时有事去不了，张济时临时决定让李东生带一位技工去。临行前他还跟李东生开玩笑说，不用太紧张，主要是让他去开开眼界。但是对于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坐飞机，又是第一次做业务的李东生来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到了北京，李东生来到展会所在地民族文化宫。主办方给每家公司一个展位，每个展位有两个展柜。李东生找到TTK的展位后，观察了下四周，发现大家的产品都清一色地放在展柜里，像开杂货店似的，看上去很呆板。如果自己也和大家一样，没有一点特色，肯定很难吸引到人。这时，李东生骨子里那种不喜常规、热衷新奇、敢于创新的特质再次体现出来，他想了个在当时看来有些异想天开的主意，先是花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金字招牌，又买来很多彩带、彩灯、射灯等装饰品，把TTK的展柜装点得流光溢彩，分外抢眼，各种规格的磁带用精心设计的展架摆放得琳琅满目，成为展馆的亮点。
让李东生喜出望外的是，自己的展位不仅吸引了不少眼球，还引来了前来视察展会的最高级别的领导——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大会总结的时候，TTK受到表扬。新闻媒体在报道展会情况时，又特别把陈慕华副总理在TTK展柜前驻足观看了许久的镜头给播了出来，这让李东生颇为得意。
展会结束，李东生又自作主张，将展品全部折价就地卖掉。因为他算了笔账，如果将展品运回，又要多花一笔钱。
这次北京之行，让李东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展会举办的招待晚宴。人民大会堂宏伟的气势，招待晚宴上的美食和文艺表演，让他大开眼界。那天晚上，他吃到了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奶油蛋糕，多年后李东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都还会想起当年的这段经历。
从北京凯旋后，张济时很高兴，拍着李东生的肩膀说：“小李，你这小伙子行啊，平时看你在车间闷声不响的，让你去搞展销还能搞出点名堂来。”李东生笑呵呵地看着张济时，心里却掠过一丝担忧。在北京时由于打电话不方便，没法请示，李东生就自己做主花钱重做展柜，并将展品折价出售。没想到张济时听说后更加开心，连说他干得好。
李东生当时并未意识到，在张济时看来，求变求新、务实进取、敢为天下先正是TTK的创业基因，李东生能想出那样的主意，并大胆付诸行动，足见其与TTK已经融为一体。后来当TTK需要派一个业务经理到香港去，李东生这个在领导们看来做业务还行的小伙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不二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