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宣读声明时声音越来越高。戴高乐有一次打断他说：“这个会议厅里的音响效果很好，我们都能听见主席的发言。你没有必要如此大声。”赫鲁晓夫抬起眼睛，从他的无边眼镜上边看了一下戴高乐，不过还是放低了声音。在美国翻译沃龙·沃尔特斯看来，这位苏联领导人好像“让自己显得更为愤怒了”。当他结束发言时，赫鲁晓夫后来写道：“我的情绪已经被完全激发起来了，感觉到斗志旺盛，心情振奋。正像和我一样单纯的人会说的那样，我卷起袖子想打架。我的声明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特别是警告如果不能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我们将收回对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这一段。”
在赫鲁晓夫情绪越来越激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也变得越来越按捺不住了，他的脸和脖子涨得通红。不过，他在赫鲁晓夫之后的发言还是比较克制的。尽管美国不会“推卸其防范突然袭击的责任”，但U-2飞机的间谍飞行“在最后的事件后还是暂时中止了，并且没有继续发生类似的情况”。美国代表团准备继续举行首脑会晤。美国总统也准备“在主要会谈进行的同时举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双边会谈”。
麦克米伦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他恳求他的同事们记住那句法国谚语：“事情拖下去就不会有结果了。”戴高乐在赫鲁晓夫发表长篇演说的过程中一直坐在那里，看上去心烦意乱，他再次以一种对不安分守己的青少年的口吻对赫鲁晓夫说：“在U-2飞机被击落以后和你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叫我国大使去拜会你，就按期举行此次会晤还是推迟征求你的意见。现在并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变故。你告诉我的大使说应该举行此次首脑会晤，而且还应该取得丰硕的成果。……你把麦克米伦先生从英国带到了这里，把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美国也拉到了这里，我也费了很大的周折来组织此次首脑会晤，但是你现在这种丝毫不肯让步的态度却使会晤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他还指责赫鲁晓夫对法国进行了多次的越界飞行，“就在昨天，你在离开莫斯科前发射的那颗卫星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的情况下飞越法国领空18次。我怎么知道你们没有在上面安装照相机来拍摄我们国家的照片呢？”
“上帝可以作证，”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赫鲁晓夫回答说：“我的双手是干净的。”
“好，那么，你怎么那么自豪地拿出月球照片给我们看呢？”
“在那个上面，我们安装了照相机。”
“噢，在那个上面，你们安装了照相机。”
这番对话之后，赫鲁晓夫的双手颤抖得更加厉害了。[15]还有一次，他曾直接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不知道是否该这么说——但是我们就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使你在首脑会晤前做出这种挑衅性的举动。如果没有这事，我们可以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此次首脑会晤，也可能取得最佳的成果。……上帝可以作证，我是带着干净的双手和单纯的心情来到这里的。”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禁止今后继续进行类似飞行的承诺表示出些许的满意。但是当戴高乐呼吁他不要将他的强硬声明公开，以维持会晤继续下去的必要气氛时，他表示了拒绝。如果他不发表这个声明，苏联的“公众舆论”也许会认为通过谈判“美国已经迫使苏联在威胁面前屈服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与侮辱，因此世界人民也必须知道他不是来巴黎请求北约的“恩赐”的。
戴高乐看到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休会。当麦克米伦试图安排“第二次会谈”时，赫鲁晓夫纠正他说：“这还不能算是首脑会晤的开始。会谈还没有开始呢。我们认为这次会晤只是一次预备会议。”
“我已经烦透了！我已经烦透了！”艾森豪威尔在回到美国大使馆时大喊道。赫鲁晓夫就是个“畜生”，他想通过这种表演给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留下印象。麦克米伦当天晚上很晚时来到了美国代表团驻地，他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显得“很沮丧”，而戴高乐“则有点幸灾乐祸”；在他看来，这并非出乎意料，他说：“一切都结束了。”当麦克米伦恳求他的西方国家同事让他设法挽救这次首脑会晤时，他的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会晤的破裂将意味着他两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政策的“破产或是几乎破产”。“真是难以形容今天的情景。”麦克米伦当天晚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悲惨的一天”。当他于晚上9时30分来到苏联大使馆时，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大谈他如何将美国人抓了现形，艾森豪威尔是如何统治他的国家但没有支配权的。赫鲁晓夫“显得彬彬有礼，但他已经拿定了主意”；马利诺夫斯基“几乎连眼都没有眨一下”；葛罗米柯“也没有说一句话”。离开苏联大使馆时，麦克米伦抱怨说：“苏联人也许知道如何造人造卫星，但他们肯定不知道如何缝制裤子。”
西方领导人安排了第二次会谈——并非真的抱有什么希望，只是将不来参加会议的责任推到赫鲁晓夫身上。赫鲁晓夫也没有闲着。第二天早上，他和马利诺夫斯基在一大群记者的簇拥下开车来到了法国的乡村。在去马恩战场的途中，他们的车队停了下来，这样好让赫鲁晓夫能“帮助”道路维护工人砍掉倒在路上的一棵树，后来他们来到了普勒絮马恩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名机枪手曾在这里战斗过。正如麦克米伦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只要有机会，就与村民们进行一系列的交谈”，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同事们的心情好起来”。在他们等待赫鲁晓夫对举行第二次会谈的书面要求作出回应时，戴高乐怒气冲冲地说，赫鲁晓夫“很可能会整整一个星期都用来打电话与去乡村游历”。赫鲁晓夫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艾森豪威尔牢骚满腹地说。“砍掉猫尾巴”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最后，一位苏联助手捎话来说赫鲁晓夫拒绝做出答复。“告诉他，”戴高乐生气地说：“文明国家间的通常做法是，要以书面回复来答复书面要求。”几分钟后，这位苏联信使宣布说，赫鲁晓夫会以书面形式做出答复的，但除非美国接受他提出的所有前提条件，否则他是不会参加第二次会谈的。赫鲁晓夫也许还希望艾森豪威尔会做出让步。“谁应该先做出表示呢？”他在回到莫斯科后的一次讲话中说：“所有人都清楚，应该是那个破坏了我们两国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的人。但是你们知道，他期望我做出让步！”[16]
在离开巴黎前，赫鲁晓夫在拥挤闷热的夏洛特宫举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与会的记者差不多有3000人，会场乱哄哄的。就像特罗亚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站在脸色阴沉的葛罗米柯与眉头紧锁的马利诺夫斯基中间，赫鲁晓夫“真的让人找不着了”。在对他认为来自西德新闻记者的嘘声做出回应时，他挥舞着拳头，对着“那些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没有消灭干净的法西斯杂种大声叫嚷。他们已经在我们的痛击下葬身地下了。如果再对我们发出嘘声，再有难听的言语，那你们就要注意了！我们也会痛击你们，让你们再也哼不出一声”。当这招来更多不满的反应时（《真理报》对此情景的描述是“雷鸣般的掌声，有人高呼‘说得对！’‘和平万岁！’还有‘个别人发出不满的叫喊’”），赫鲁晓夫提醒听众们他们是在与谁打交道：“我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代表，在列宁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接着是更多的叫喊与嘘声。赫鲁晓夫继续说道：“我简直难以按捺自己的喜悦。我喜欢与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听到这些帝国主义走狗的叫喊，我感到很是高兴。”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母亲，”他突然说道：“还有我的父亲，他在一个矿场工作。她几乎没有钱去买一杯酸奶，但是当我们有时将酸奶放到桌子上时，我家的那只猫会偷偷地去舔，于是她就拎起猫的耳朵，使劲摇晃它，将它的鼻子摁到剩下的酸奶上，然后再使劲摇晃它，再将它的鼻子摁到酸奶上。”还有，“在我成长的那个矿场里，如果有人逮到去掏鸽子窝的猫，就会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摔到地上。这样，猫就能更好地懂得它都做了些什么了”。
赫鲁晓夫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并非从头至尾都是怒气冲冲。至少在一位听众看来，他有时还是“有着幽默感，脾气不错的”，在记者招待会结束时，他没有警告战争的威胁，而是呼吁和平。事实上，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赫鲁晓夫的表现已经是最好的了；只是后来在与东欧国家大使们见面时，他的愤怒与受到的伤害才完全显露了出来。
根据波兰驻法国大使斯塔尼斯劳·吉耶夫斯基（Stanislaw Gaevski）的请求，赫鲁晓夫在苏联大使馆向华约国家的外交使节通报了巴黎首脑会晤的情况，苏联大使馆里的会议厅装饰得金碧辉煌，地板上铺着红地毯，上面吊着树状的灯饰，周围是沉重的烛台、皮沙发和安乐椅。赫鲁晓夫在葛罗米柯和马利诺夫斯基陪同下走进会议厅时精神抖擞，满面红光。在我和朋友们喝了一轮白兰地酒后，赫鲁晓夫开始叙述他的故事：在沙皇时期一个偏僻的军营里，军官们无一例外地都遇到了无休止的烦恼。在他们吃喝至微酣时，军营的最高长官会拉出一名士兵，踢他的屁股，让他随着“上帝拯救沙皇”的节奏放屁。但是有一天，在为附近军官的客人们进行“表演”时，这位将军一脚踢出，却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就大声责骂那位没有能力放出屁来的士兵。赫鲁晓夫接着说，最后“那个士兵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了：‘我也使劲了，连屎都拉出来了。’他说。这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所作所为。他努力去尝试了，但结果却拉出一泡屎。亲爱的同志们，这就是你们可以向你们政府汇报的内容。”
大家都发出谄媚的笑声，只有表面严峻的葛罗米柯没有随声附和。赫鲁晓夫转向他的外交部长问道，英国人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晚上八点钟）穿着他们的无尾礼服坐下来吃饭？葛罗米柯看起来茫然不知所措，但还是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麦克米伦现在肯定穿着他的半正式晚礼服或是无尾礼服就餐呢，”赫鲁晓夫继续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们现在邀请他过来。”
英国首相到达这里需要多长时间？赫鲁晓夫问苏联驻法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大约半个小时，维诺格拉多夫回答说。
“那么你去给他打电话，”赫鲁晓夫说：“就说我想和他在这里谈谈，唯一可能的时间就是今天晚上，他必须在40分钟内到达这里，不能再晚。强调一下时间。我想让他马上赶到这里，这样就能看到他的无尾礼服上沾满煎蛋了。”
葛罗米柯显然觉得有些尴尬，于是在他的主子跟前耳语了一番。赫鲁晓夫脸上放光，眼睛也炯炯有神，听了葛罗米柯的话后，他大笑起来，并大声宣布说：“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同志指责我在你们面前说这些细节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盟友，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17]
也许是赫鲁晓夫改变了将麦克米伦召唤过来的想法，反正历史上没有有关这样一次会谈的记载，不管麦克米伦的无尾礼服上是否沾有煎蛋。不过就像那句俗话所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这里，受到羞辱、心怀愤怒的赫鲁晓夫就是想让优雅懦弱的麦克米伦做出和他一样粗俗的举动。
吉耶夫斯基大使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也感到很震惊，他向《纽约时报》专栏记者C.L.舒尔茨伯格透露说，赫鲁晓夫“情绪上有点不大对劲”，西德首相阿登纳也有着类似的看法。“赫鲁晓夫已经失去了理智。”阿登纳告诉舒尔茨伯格说。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海·惠特尼说赫鲁晓夫在巴黎的表现“就像个遭到人们唾骂的妇人一样”。中国当然很高兴了。中国人已经警告过赫鲁晓夫“美帝国主义”不可相信，他们现在希望（就像他们在1963年给莫斯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那些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大唱赞歌的人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东德人则充满着期待。当赫鲁晓夫从巴黎回国途经东柏林时，数以万计的忠实的共产党员在塞林宾德大厅聆听了他的演讲，他们期望赫鲁晓夫能带给他们让西方国家生活于恐惧之中的信息：苏联会最终与东德签署单独的和平协议，从而结束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美国总统背信弃义！”赫鲁晓夫叫喊道：“我重复一下这个词——背信弃义！”但是他再次推迟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他说：“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六到八个月内还会举行首脑会晤。在这种形势下，再稍等一段时间还是明智的。……局势不会跳出我们的掌控的。我们要等待，相信结果会更好。”
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即使对他的心智是否健全没有什么疑惑，也会对他的策略表示怀疑的。“据我所知，”谢列平回忆说：“间谍是什么时候都会存在的，今后也必将如此。因此他肯定还是可以在其他的时间与地点找到教训艾森豪威尔的机会的。”出于不同的理解，苏联的很多外交人员将巴黎首脑会晤的破裂看成是一种灾祸。非但没有在重大的问题上取得哪怕是一丝的进展，赫鲁晓夫还与艾森豪威尔把关系搞僵了，毁坏了苏联与西德的关系（至少暂时是这样的），疏远了东德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赫鲁晓夫还鼓励沃尔特·乌尔布里希继续在柏林问题上制造对抗冲突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