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其他两位助手也得到了赫鲁晓夫同样的对待。赫鲁晓夫在附近的一个疗养院里顺道拜访了莫斯科党委书记叶高里契夫以及莫斯科市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米斯洛夫（Promyslov）。他要他们说出这座新建筑里由莫斯科制造的马桶座是用什么制成的。在被告知是用木头制成的时，赫鲁晓夫回击道：“你们看出来了，我也知道。你们是些挥霍浪费者！你们得使用塑料。我最近到过波兰，居住在一栋别墅里，当你坐在那样的马桶座上时，一点也感觉不到凉。所以你们也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检查一下，然后在莫斯科也照那样去做。”说着，他钻进了汽车，回到了他的别墅。叶高里契夫回忆说：“这是我们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的关于如何在莫斯科做事的最后指示。”
9月初，赫鲁晓夫来到了位于莫斯科以西37英里的库宾卡军事基地，参加坦克、大炮与直升机的演试。在列队的元帅们自豪地向他汇报他们的计划后，赫鲁晓夫斥责他们是在浪费宝贵的资源。“我们是计划征服什么人吗？”赫鲁晓夫盯着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问道。“不，没有，”他自己回答道：“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武器有什么用呢？”由于所有的战争最后都会导致核打击，而核战争本身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有保留最低数量的导弹是必要的，除此之外，过度的国防开支就是消耗国民经济。“否则，”他告诉在场的军官们说：“我们就会因为你们而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
赫鲁晓夫开这个玩笑是想缓解当时的气氛，他还友好地捅了捅马利诺夫斯基的腰。但是“他的玩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谢尔盖·赫鲁晓夫说：“马利诺夫斯基挤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大家谁都没有说话。”
在图拉-塔姆导弹基地呆了10天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在那里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然后他继续向南去。在辛菲罗波尔降落后，他用两三天的时间视察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党委书记谢利斯特说，赫鲁晓夫当时显得心事重重，面露焦虑的神色。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多有抱怨，并谴责米高扬“嘴太快，是位花花公子”。赫鲁晓夫原本准备在克里米亚休养一段时间，但是由于那里天气阴冷潮湿，他最后去了皮聪大。他的假期从10月3日正式开始。尽管他还不知道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日子就只剩下10天了。
[1]多布里宁认为，美国的这两个立场可以使肯尼迪看起来是“这场危机的大赢家”，他还说，如果公开全部真相，那么最终解决的条件也许会使人觉得“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谁也没有遭受重大的失败，谁也没有赢得重大的胜利”。
[2]当天早上，古巴主席奥斯瓦尔多·多蒂科斯招来苏联大使阿列克赛耶夫，询问关于莫斯科已经决定撤出导弹的广播消息的情况。阿列克赛耶夫记得他当时的回答是，美国人的广播什么都能说出来。当多蒂科斯说我所说的是莫斯科广播电台时，阿列克赛耶夫写道：“我马上想到了菲德尔对此会做出什么反应，我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
[3]赫鲁晓夫暗示说，卡斯特罗发来的电报促使他做出了让步的决定，因为卡斯特罗在电报中“建议我们首先对敌人发起核攻击”。因为“我们现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死亡”，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胜利”，“现在通过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我们已经达成了与你们协商过的将导弹运至古巴的目的”。
[4]卡斯特罗10月31日还告诉赫鲁晓夫说：“愿意以最高的尊严战斗到底的无数的古巴人和苏联人在听到这个突然的、令人吃惊的、实际上是无条件撤出武器的决定时都流下了眼泪。”
[5]米高扬唯一的要求就是“通过所有可能的方式，马上通知他妻子葬礼的日期与时间”。
[6]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认为赫鲁晓夫事实上还是可以对取得的某些成果感到自豪的：避免了与美国发生战争，使得美国人公开保证不会入侵古巴；从土耳其撤出“丘比特”导弹；没有同意美国人对古巴进行现场检查的要求。虽然有利于华盛顿的核力量不平衡态势并没有得到改变，但是莫斯科方面还是通过建造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着手改变这一不平衡态势。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赫鲁晓夫真的认为他取得了如此的成功。
[7]当然，赫鲁晓夫原本是想在古巴取得重大胜利后与美国进行更为广泛的谈判，现在他只好面对古巴危机失败的现实。在11月份的某个时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警告约翰·麦克考恩说，“你们美国人再也不能对我们这样了”，他暗指的是最终可以使苏联与美国达成大体核均势的战略军事力量集结。实际上，苏联的战略力量此时已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在赫鲁晓夫的主张下，苏联对常规武器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
[8]当时苏联仍然缺乏与美国“民兵”导弹相比拟的武器，“民兵”导弹稳定的固体燃料可以使其无限期地保持战备状态，接到命令马上就可以发射。直到1966年，苏联与美国“民兵”导弹相似的导弹，SS-11，才进入部署状态。
[9]赫鲁晓夫刚开始对马茹罗夫提出的责难并没有太放在心上，直到15个月后他们在同一座疗养院再次发生争吵。马茹罗夫关于白俄罗斯经济问题的看法让赫鲁晓夫很是生气，他回到莫斯科后就宣布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马茹罗夫的行为方式。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的提议经不起批评。我们得考虑将他换掉。”
[10]在1964年10月正式批准赫鲁晓夫下台的全体会议上，波利安斯基在其准备的控告材料中将分离党组织的结果说成是“自苏联国家创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混乱局面”。
[11]戈尔巴乔夫在1994年4月18日莫斯科纪念赫鲁晓夫诞辰一百周年的会议上（国际基金会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会议）表达过这种思想。
[12]1963年3月，赫鲁晓夫又向主席团抛出了两个备忘录：一个主张在主要城市周围建立新的牛奶与蔬菜农场，另一个是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西北部地区建立牲畜饲养中心。他再次进行了微观管理，推荐他美国之行学习到的土豆片制作技术（“我们大家都坐在飞机里，一边谈话，一边享用着工厂制造的土豆片。公司售卖的土豆片有着特殊的包装，土豆片保存得很好，因为土豆片是干的。这种食品很便宜。……”），并敦促在冬天的土地上堆积“肥料堆”，以保证第二年土豆生长所需的肥料。
[13]据说，伊利切夫当时正努力想讨好赫鲁晓夫，在与他的克里姆林宫对手苏斯洛夫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最终成为主席团的正式成员。作者采访了乔治·I.库尼辛（Kunitsyn），他从1961年开始在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工作。作者还对伯里斯·朱托夫斯基进行过采访。
[14]在赫鲁晓夫读错后，缺少了字母“t”的单词“pideras”就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俄语俚语，意思是“同性恋患者”。
[15]在“五一节”那天，当络绎不绝的人群通过红场时，伏罗希洛夫催促游行队伍加快速度，以免他一整天站在列宁陵墓上。“你知道你能去哪儿，克里姆！”赫鲁晓夫咆哮道：“你就得好好地站在这儿观看游行队伍。还在工业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时，我们五一节早上六点钟就起床，然后步行几个小时来到这里。当我们到了这儿后，就想呆一会儿，看一看我们敬爱的领袖斯大林。但是秘密警察不停地催促我们快一点。这里所有的人都能看一看我们，好以后有个谈论的话题。我不打算叫任何人快一些。所以搬把椅子到那边去，克里姆，坐下来，闭上你的嘴巴！”
[16]在克格勃暗杀的两位流亡者中，一位是1957年10月暗杀的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根据赫鲁晓夫的这种评论，人们不禁会怀疑他在新切尔卡斯克大屠杀后声称自己“感到心痛”的真实性。即使他真的感到心痛，在现实政治面前，那也算不了什么，特别是在对他的门徒传经送宝时。至于消灭真正的阶级敌人，赫鲁晓夫更是从来没有犹豫过。
[17]作者对尼古拉·列昂诺夫的采访。列昂诺夫特别清楚地记得“当赫鲁晓夫嘲讽时格雷奇科的反应，他当时就站在马利诺夫斯基的旁边，他们两人看上去都显得很尴尬”。
[18]美国人冻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他们怀疑这是苏联人的宣传手段，实际上对欧洲安全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19]赫鲁晓夫对此感到很困惑，他对腊斯克说：“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会在柏林问题上如此顽固。戴高乐不想因为柏林问题而挑起战争，麦克米伦肯定也不想。为什么单单你们美国人不是这样？”腊斯克回答说：“对了，主席先生，你最好认为我们美国人在此问题上就是十足的傻瓜。”
[20]据称，抽象派画家William Walton向苏联人透露，肯尼迪家族认为刺杀美国总统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杀手，而是美国的右翼阴谋团伙。
[21]在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同时，赫鲁晓夫还与哈里曼和洛德·海尔萨姆（Hailsham）热情拥抱。肯尼迪指示哈里曼“摸清赫鲁晓夫在两个问题上的看法：一是他是否愿意采取措施限制或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二是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是同意美国采取行动来达成这一目的”。但是哈里曼的试探行动在苏联碰了壁。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陷入极度糟糕的境地，尽管还没有人透露说赫鲁晓夫正在和华盛顿方面密谋破坏中国的核开发计划。
[22]弗里曼礼貌地提醒赫鲁晓夫说，要想提高粮食产量，单靠化肥是不行的，特别是在缺乏灌溉设施的情况下，弗里曼的提醒在当年秋天的旱灾中就得到了印证。
[23]赫鲁晓夫在1963年9月26日的讲话中提及了苏联进口粮食的数量，但没有包括从美国进口粮食的情况。
[24]尽管莫斯科与开罗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并且苏联人对纳赛尔囚禁、折磨埃及共产党人的倾向特别愤怒，但赫鲁晓夫对自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支持修建阿斯旺水坝还是颇感自豪的。当莫斯科暗示准备派“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参加水坝落成典礼时，纳赛尔及时地给予了回应。
[25]波利安斯基声称赫鲁晓夫从开罗发回了态度专横的电报，要求授予勋章，但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父亲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对此是同意的。
[26]根据米高扬的说法，基里钦科并不比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的权力妄求者更坏，但是在他们一起工作了20年后，赫鲁晓夫还是将他抛到了一边。
[27]西方的克里姆林宫研究专家同样认为科兹洛夫比赫鲁晓夫还要保守。
[28]谢利斯特曾回忆过赫鲁晓夫在电话里责备勃列日涅夫无能的事。根据勃列日涅夫原来的助手的说法，他的主人和波德戈尔尼都不满意赫鲁晓夫对1960年与1961年首脑会晤的处理、从中国撤走苏联顾问、削减国防预算以及党的新发展纲要准备的方式，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不满意见埋藏在心里。
[29]李森科和他的追随者拒绝基因学说，他们将相信基因学说的人斥之为“魏斯曼与摩尔根主义者”，魏斯曼是20世纪初的细胞生物学家，摩尔根是早期的孟德尔派基因学家。
[30]就是在此次视察中，赫鲁晓夫祭出了他挽救苏联农业的最后一剂万能药，他提议（在第一章中已有叙述）在莫斯科设立九个集中的机构，负责管理全国各种具体的作物与牲畜，每个机构负责保证全国农产品的充足供应，例如谷物、肉类、葵花籽油以及糖类等。在离开莫斯科前往黑海度假前，赫鲁晓夫要求勃列日涅夫将他的备忘录在中央委员会的全部委员中间传阅，然而勃列日涅夫只给主席团的正式成员看了这份备忘录。
[31]作者1993年8月对安德烈·谢甫琴科进行了采访。赫鲁晓夫在他执政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里表现异常的迹象还有：一位同事回忆说，如果有人敢于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的提议提出质疑，赫鲁晓夫就会“发脾气，开始使劲责骂，使得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很难堪”。还有一次，在主席团的非正式午餐会上，赫鲁晓夫邀请了两位在他顿巴斯时期的年长者，他在午餐会上没完没了地大讲他当时在煤矿的生活。之后在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尼和基里钦科痛苦地抱怨说赫鲁晓夫最近“表现反常”，他们说“这位老人正日渐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