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个城镇被摧毁，1.7万个村庄被夷为平地，3.2万个工厂被烧毁或是无法使用，5.2万英里的铁路线被破坏，10万个集体与国营农场荒芜了。斯大林的经济管家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于1946年1月向他报告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30%的国家财富。
如果按比例来说，乌克兰遭受的损失更加巨大：丧失了大约530万人，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还有230万人被送去德国当劳工；超过700个城市与乡镇和2.8万个村庄成为废墟；1.6万个工业企业和2.8万个集体农庄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损失了40%的国有财富。
尽管如此触目惊心，但这些统计数字还没有反映出人民所遭受的痛楚与苦难。这些数字也难以体现战争期间支撑许多人的希望，他们希望曾付出的惨重代价可以换来更好的生活，他们的国家会信任那些使之免遭摧毁的人，当权者的恐怖与偏执政策会消退，在战争期间已经解体的集体农庄不会再组建起来。对于很多人来说，作家伯里斯·帕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回忆说，战争好像是“人类潜能释放的预兆，是净化心灵的风暴”。他写道：“如此众多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会无果而终”，“自由的征兆已经浮现”。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至少是希望——战后的世界将是美好而具有人性的。怎么会是其他什么样子呢？”当时人们得出这些结论显得再容易不过了。
赫鲁晓夫也希望有所变化。当然，他希望的还不是自由化或西方化，他致力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重建集体农庄，打击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游击分子。他不想的只是回到他所认为的战前那种“过度扩大化”的时期，回到3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中，回到乌克兰知识分子被迫害的状况中。当时他曾利用自己的影响保护了他们。
赫鲁晓夫以他自己的方式热爱着乌克兰和她的人民，他相信“乌克兰人民对我的看法也是不错的”。在战争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决心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乌克兰式的爱国主义洋溢着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情感，是严格按照苏联的意识形态去追寻的，但也是真实的。他准备有机会起来勇敢地抵制斯大林的暴政，但就是同一个赫鲁晓夫，他在西乌克兰领导了一场针对民族主义者的残酷战争。尽管他帮助重建了经济，但就是他重新创建起来的制度导致了又一轮的灾荒。他极力游说斯大林停止乌克兰的饥荒，但是这导致独裁者解除了他乌克兰党委书记的职务。
战后不久，苏联社会混杂着悲剧与滑稽。在西乌克兰地区的内战中，双方都表露出了残暴的一面，同时还有那些努力避免遭受生命之虞的军官所体现出来的荒唐可笑。1946年的饥荒不仅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吃人的现象，而且再一次让赫鲁晓夫发挥了类似1942年注定失败的哈尔科夫反攻战役中所扮演的矛盾角色。斯大林将他对希特勒的胜利看成是俄罗斯人民的胜利。“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他在1945年5月的胜利祝辞中宣布：“也会对他们的政府说：你们没有满足我们的期望，你们下台吧，我们将会和德国达成和平，带给我们安宁。”斯大林曾放逐过一些民族，例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莱梅卡人、巴尔卡人、车臣人与印古什人，他指责他们与纳粹串通一气。“乌克兰人没有遭遇此命运，”赫鲁晓夫在他1956年《秘密报告》中说：“只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了，没有地方流放他们。否则他也会将他们流放的。”
赫鲁晓夫与众不同的性格在战后这种超现实主义的环境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镇压民族主义游击队或者将西乌克兰农业集体化时，他做出的承诺甚至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当未能兑现的诺言威胁到他的自尊以及他的政治地位时，他对部下进行威逼利诱，并对人们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沾沾自喜。
1947年初，斯大林解除了赫鲁晓夫乌克兰党委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担任乌克兰政府的首脑），并派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从莫斯科去乌克兰替代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赫鲁晓夫从公众眼前消失了，他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没能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看，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到1947年秋天，他已经恢复了健康，斯大林重新任命他为党的第一把手。还有1948年与1949年尽管是苏联历史中最为糟糕的时期，但却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两年。
红军于1944年7月解放了利沃夫，不久就推进到了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的边界，直逼德国的柏林。新的边界将西乌克兰纳入苏联版图，但要想永久占有西乌克兰，还有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承认。
到1944年底，赫鲁晓夫的使命已经是重建乌克兰。但是他抵制不住军事活动的诱惑，因为这可以让他游历很多地方。当米高扬访问基辅时，赫鲁晓夫带他去附近的战场转了一圈。赫鲁晓夫不时在前线停下来，“花时间和士兵呆在一起，倾听他们的意见，看看德国的领土……看着德国士兵的脸，想从他们的眼里读出希特勒向我们发起的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滋味”。尽管是在基辅，但他还是通过电话了解战局的进展情况。一天朱可夫兴高采烈地打来电话说：“过不了多久，我会将可恶的禽兽希特勒关进笼子里。我将他押送莫斯科时，会从基辅经过，让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1944年夏天苏联重新占领西乌克兰时，征召了75万名士兵。所有19-50岁的男人，不管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都在仅仅经过八个月的训练后发放简单的武器，投入到了战场上。让我们听听赫鲁晓夫是怎么说的：“从解放区征召的士兵都懂得他们的责任，他们加入苏联军队不需要进行责任方面的教育。……”实际上，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影响下，很多人都抵制征兵，一有机会就开小差，此时民族主义分子发起了全面的战争，反对乌克兰的重新苏联化。
除了可以免服兵役的矿工、工程技术人员与技术熟练的工人外，留下来重建乌克兰经济的都是些“不适合服兵役的老弱病残，特别是妇女”。赫鲁晓夫说：“那些被动员到工矿企业中去工作的人，包括许多年轻的姑娘在内，都欣然前往。他们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一则，爱国心保证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投身于这项事业。”人们被吸引到工矿业中的另一个因素是，赫鲁晓夫认为，“因为在工业恢复地区，供应城市的食品要比乡村多一些”。赫鲁晓夫本人在1943年恢复了他对乌克兰党组织的直接控制。1944年2月，他被任命兼任乌克兰政府首脑，在苏联领导人中除了斯大林外，赫鲁晓夫是唯一身兼这两项最高职务的。
虽然忠实地为斯大林服务，但赫鲁晓夫还是对他所谓的低层官员的错误而非苏联制度的本质特征表示反对，他之所以将这些错误归咎于低层官员，是因为这不会在政治上给他带来什么风险。在斯大林看来，那些在战争期间仍然留在德国占领领土上的苏联公民以及那些被德军俘虏的士兵都值得怀疑，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赫鲁晓夫宣称他对这些人加以了保护（“毕竟是我们放弃了整个乌克兰，因此那些留在敌后的人有权指责我们抛弃了他们，使他们落入敌手”），也确实有证据证实他的这种表现。在1944年4月的一次党的专家人才会议上，他称呼那些留在敌后的人为“我们的人民”，并警告他的听众不要“诽谤”他们。同年春天，他再次寻找他在尤索夫卡时的老朋友伊尔亚·科什科（Ilya Kosenko）。当赫鲁晓夫到他家时，科什科不在家，但是当他的女儿奥尔加（Olga）听到一名助手告诉赫鲁晓夫说科什科在德军占领的领土上幸存下来时，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如果继续留在德国人占领的领土上是错误的话，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看望他？他并没有用自己的技能为德国人服务；他所做的事情只是清理厕所。否则的话，他们会在他的脖子上套上绞索。”赫鲁晓夫拍拍她的头，大声喊道：“说得好！多好的女儿啊！你真是一个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父亲的女儿！”
在1944年写给斯大林的一封长信中，赫鲁晓夫描述了他与苏联战俘见面的情景。他报告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害怕逃跑，以防德国人会杀死他们，或者就像德国人警告他们的那样，他们也会被苏联人枪毙或绞死的。“我们必须揭露德国人的谎言，他们说我们自己对这些人加以逮捕和处决。”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建议说：“我们应该广泛散发传单，呼吁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都躲进密林里。”不知道是否散发了传单，那些战俘还是被逮捕了，并被送进苏联战俘营里。但是通过描述他向斯大林陈述关于德国谎言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是在小心地游说斯大林，建议他不要如此对待战俘。
他在一年后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更为公开与直接了。秘密警察在奥得赛省逮捕了一名平民，他穿着军装在游行队伍中走来走去，想提名朱可夫元帅进入最高苏维埃。赫鲁晓夫责备奥得赛省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不让党员来处理此事？为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要介入此事？这也许只是他个人的想法，或者他也许精神上有点毛病。……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对苏联的行为。（礼堂里爆发出一阵笑声。）但是你们却动用了警察机构，而我们是为了其他的事情才设立警察机构的。这种行为会玷污……我们的制度。这种方法行不通。现在我和朱可夫见面时，彼此会觉得尴尬。他会问我为什么我们要逮捕支持他的提名的人，不管这是开玩笑也罢，是其他什么也罢，这种情况不允许再发生了。好了，这种貌似警惕性的事情实际上是愚蠢的表现，事实就是如此。”
就在此次全体会议上，切尔诺夫茨省的宣传部长夸夸其谈，大讲其如何教训一个村妇，她竟敢问为什么在她“伟大而强盛的”国家里没有煤油和盐卖。“你应该做的事情是，”赫鲁晓夫打断他的话说：“告诉她什么时候会有煤油和盐。你不告诉她是不对的。如果我是她，我也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也许不需要煤油，因为你用电，但是他们需要。”当这位官员将另外一个“敌意的”农民称为“富农”时，赫鲁晓夫再次反驳他：“这么说他就是富农了，是吗？你核实过吗？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没有核实，但是你还老是这么说。你所做的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别人分类，好像这是一种政治游戏。”
在重建乌克兰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面临着重建自身的任务。经过大恐怖的清洗后，各级官员在战争期间数量进一步减少了。赫鲁晓夫报告说，到1946年底，38%的区党委书记、64%的地方苏维埃主席以及超过60%的拖拉机站主任被更换，替换官员通常来自俄罗斯的其他地方，或是从东部到西乌克兰去。对这些新的干部进行组织与鼓动是赫鲁晓夫的特长。在1944年与1945年，在一大帮官员随从的陪同下，赫鲁晓夫从乌克兰的一个省到另一个省，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苏联依赖顿巴斯的煤，但是他在50岁生日时呆在斯大林诺也有感情方面的原因。他下到了一个他年轻时曾经工作过的矿井里。有一个新闻短片反映的就是他身着矿工的装束，头盔上的矿灯开着，脸上露出开朗的笑容。他号召他原来镇上的居民通过养兔子和鸡、抓鱼以及扩大蔬菜种植来补充食品供应。当地的领导人对此表示怀疑时，他指着附近的一块湿地说：“这里是一块空的沼泽地。矿上的水从这里流向大草原，我们没有加以利用。你们想到就在这里能长出特别好的卷心菜吗？在那里能长出特棒的西红柿吗？”
赫鲁晓夫曾于1925-1926年在彼得罗夫-马林斯基担任过党委书记，1944年他再次来到了这里。虽然区中心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当地官员还是把工厂与矿井的重新开工放在工作的首位。赫鲁晓夫纠正了他们的做法：“在此之前，你们必须让人民有饭吃，有水喝，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到工厂里来上班。”当地党委书记格鲁科夫（Glukhov）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破旧的卡车，于是赫鲁晓夫就从基辅征调了一辆轿车。格鲁科夫数十年后还对此大发感慨：“你能想象他亲自过问送车的事吗？我们甚至没有向他提出过请求。”
卡里诺夫卡也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光顾，不过是在斯大林的催促下。根据赫鲁晓夫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的说法，斯大林曾取笑地问过赫鲁晓夫是从哪里来的。
“卡里诺夫卡。”赫鲁晓夫回答说。
“卡里诺夫卡在哪里？”斯大林问。
“在库尔斯克省。”赫鲁晓夫回答。
“你最后一次在那儿是什么时候？”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回那儿了。”赫鲁晓夫说。
“是吗？这对你的声誉可没有什么好处。”斯大林说。
在离开卡里诺夫卡奔赴前线的大约800人中，回来的只有276人。那里没有剩下的牲畜，也没有电力与机械。“我们都是靠火把来照明，”一位居民45年后回忆说：“我们剥下白桦树的树皮，晚上在火把的照明下编织草鞋。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恶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