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到了，他们就结伴去附近的集体农庄，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是去“赞美收获”。后来在别墅喧闹的晚宴上，他绘声绘色、充满幽默地复述着他的感受，惹得孩子们不时爆发出笑声。他喜欢的嗜好是打猎。有时他和客人们会排成一条线，在树林里搜索前进，希望能有一只野兔或狐狸什么的被吓得跑出来。当这些猎手们累了时，孩子们和护卫人员就继续充当打手的角色，试图将动物驱赶至他们的射程之内。在其他时候，赫鲁晓夫会独自一人来到位于基辅与波尔塔瓦之间一个猎户的棚屋里，这间棚屋原来是供伐木工人休息用的。他很早就起床，穿上带有大口袋的保护性军用夹克、马裤与布质帽子，与一位帮助他装填两支步枪的向导一起乘船出发。特别是刚开始野生动物对危险还不是很适应的时候，一个半小时会让他收获多达50只野鸭。其中一些被送到猎户棚屋的厨房里，其他的则被送到基辅政府大楼的咖啡屋里，那里的就餐者会被告之：“今天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客。”赫鲁晓夫喜欢“与猎户棚屋里的人开玩笑，有时也会像个军阀似的大声咒骂”。
战争结束的那年肯定显得特别甜蜜。然而即使在那时，赫鲁晓夫的几位家庭成员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温暖”。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女尼娜·库赫尔丘克因为害怕，根本不敢向赫鲁晓夫夫妇提出任何要求。孙女尤莉娅也证实了几代人之间的距离。尽管在公开场合显得活泼而健谈，但赫鲁晓夫在家里却显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不擅长表达他的感情。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子瓦西亚（Vasya）在战争结束前牺牲了，赫鲁晓夫试图安慰这位年轻人的父亲。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喊道：“过来，我把我收藏的枪交给你。”
尤莉娅记得尼娜·彼得罗夫娜曾经装扮过一棵新年树，并邀请了好多朋友过来，带孩子们去剧院和电影院，给他们大声朗读故事。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是严厉而苛刻的。除了在学校的学习，她还坚持孩子们在家里必须学习英文。甚至孩子们的欢乐都要受到管束，不管是在第聂伯河里的游泳课上，还是在学习滑雪或滑冰时。列昂尼德的去世和柳芭的被捕就更不用说了。柳芭当时还在狱中，她儿子托尔亚在哪里也不知道。列昂尼德的私生子尤里和他的母亲已经被遣送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他们于1943年回到莫斯科后与赫鲁晓夫一家也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没有必要与他们联系。”尤里回忆说。只是到了1947年夏天，赫鲁晓夫家人才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很长时间以后，1963年赫鲁晓夫在与来访的美国编辑诺曼·考辛斯的交谈中提到了尤里和他的犹太母亲，以反驳外界对苏联反犹太主义的攻击：“我就是一个犹太男孩的祖父。我的儿子就和一个犹太女孩结了婚。后来我儿子离家走上了战场，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位母亲和孩子就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我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孩子抚养。你想想说我是反犹太主义者，这有多么可笑？”
尤里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并没有成为赫鲁晓夫家庭里的一员，不过他的确偶尔会去看望他们。他是莫斯科萨夫罗夫军事学院的学员，1947年暑假时一位军官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门口。两天后，一架军用飞机把他带到了基辅。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别墅里见到了尤里，把他介绍给拉达、叶勒娜和尤莉娅，并叫他猜谁是他的同父异母妹妹，谁是他的姑姑。尤里在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度过了那个暑假，但这种重逢也是苦甜参半。尤里的外表和他“让人头疼的”性格让尼娜·彼得罗夫娜想起了列昂尼德和托尔亚。她“毫不隐瞒地表露她对我的不满，”尤里说：“特别是我表现出对骑摩托车与骑马的兴趣时。”到别墅的第一天，尤里就在没有征得允许的情况下偷偷地将摩托艇开到了第聂伯河里，最后还是在赫鲁晓夫护卫的帮助下才得以获救。他把他的黑色军用皮鞋沾得到处都是泥巴，只好穿着女式拖鞋飞回莫斯科。难怪尼娜·彼得罗夫娜总是对他说，“要小心”，“再严肃一点”，“要三思而后行”。赫鲁晓夫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将他的孙子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他有一次曾对着尤里喊道：“列昂尼德，够了！”[4]
美国人麦克杜菲元帅在二战一结束就被联合国援助与复兴署派往乌克兰负责那里的工作。如果他未能像后来诸如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这样的西方使节那样了解赫鲁晓夫，那肯定不是因为赫鲁晓夫对此缺乏兴趣。麦克杜菲第一次与赫鲁晓夫见面是在俯瞰第聂伯河的一座山上的现代化政府大楼内。赫鲁晓夫的办公室十分宽大，麦克杜菲后来写道，但是“除了它的规模以及我们走进房间时通过的那两道皮质大门外，我没有觉得其他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一个惹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在房间的一角有好多石膏模型，这与当时乌克兰正在大量使用的建筑材料有关”。
两道皮质大门是当时苏联高级官员办公场所的标准样式，缺乏装饰也是如此。但是这间办公室的拥有者绝非如此。赫鲁晓夫的英文翻译“身着崭新的蓝色制服，这是刚刚配发给乌克兰外事办公室的，上面佩有肩章，这位翻译感觉颇为自豪”。赫鲁晓夫本人鼻子扁平，“两耳就像双耳酒杯的手柄一样”，“眼睛笑眯眯的”，老是奇怪地盯着客人，“好像盯着岩石上的一只虫子似的”。在另外一次正式场合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宴会上与美国客人说着做作的为了和平与友谊的祝酒词，但是赫鲁晓夫却不是很正式。他指着他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瓦西里·斯塔尔钦科（Vasily Starchenko）（斯塔尔钦科比赫鲁晓夫更矮、更胖），开玩笑地说：“我一定是脑子有毛病了，我竟然派他去美国请求给乌克兰粮食援助。”
赫鲁晓夫还以其他的方式炫耀自己。一位来访的联合国援助与复兴署官员羞怯地表达想见斯大林的想法时，赫鲁晓夫马上风风火火地走到另一个房间，几分钟后回来说：“我刚和斯大林同志通了电话，他明天下午两点见你。”与其他的苏联领导人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掩饰他对美国的向往。在联合国援助与复兴署使团结束在乌克兰任务的最后一天，他为他们召开了又一次盛大的宴会，然后把客人们带到了他的别墅里。让客人们感到吃惊的是，他让他们在游廊里一直坐到凌晨三点，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的美国生活如何、他们收入如何、他们回到美国后计划做什么，等等。
米洛夫安·迪拉斯，后来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在铁托于1945年春天在基辅逗留时他是铁托的主要助手之一。赫鲁晓夫“过度的喋喋不休”给这些南斯拉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然朴实的举止与说话方式”也同样如此。他的幽默感不像斯大林那样“富于智力，充满讽刺意味”，但“属于那种典型的雅俗共赏，因此常常也是很粗俗的”。与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不同，赫鲁晓夫思想里的那些陈词滥调体现了“真正的无知与死记硬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不过即使如此，他在滔滔不绝地宣讲时也是怀着坚信与坦诚的”。
迪拉斯后来写道，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人中唯一探究普通共产党员与公民日常生活的”。他不同寻常的实践意识在一次与经济管理人员开会时表现得很明显：“与南斯拉夫的部长们不同，他的干部们对这些事情特别熟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可能性。”与莫斯科相比，迪拉斯在基辅感觉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氛”，这不仅是由于城市的美景，而且也得益于党的领导者“无穷的活力与现实精神”。
不过，除了真正的能力外，赫鲁晓夫的缺点也显示了出来。他一直在“不断提高自己”，迪拉斯说，从“他生动而多方面的活动中”汲取智慧。但“他对一些稀罕事情的了解与对一些基本道理的无知”同样令人吃惊。赫鲁晓夫的记忆力给迪拉斯留下的印象是“出众，他能生动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他吃饭的样子也与说话时差不多（虽然“斯大林和他的随从却给人留下了美食家的印象”，但赫鲁晓夫却“实际上是狼吞虎咽地吃下大量的食物”），迪拉斯观察过，赫鲁晓夫甚至比斯大林还能喝酒。
尽管赫鲁晓夫行为举止质朴，但迪拉斯认为“他反而没有其他那些共产主义的自修者与半瓶子醋的学者们那种自卑感”，他觉得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无知与缺点隐藏在大智与博学的外表下”。当然，要想让赫鲁晓夫具有大智也是没有可能的。他隐藏起来的是外倾的性格以及他自己宣称的与斯大林的特殊关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说到斯大林，”迪拉斯记得，赫鲁晓夫都“充满尊重地说起他的事情，并强调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当苏联于1939年占领并开始苏联化西乌克兰时，成立于1929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赢得了新的信徒。赫鲁晓夫只是想把民族主义分子争取过来，但内务人民委员部不久就对他们加以逮捕、囚禁与流放。对于受到这种迫害的乌克兰人而言，纳粹侵略者起初好似他们的救星。由斯捷潘·班达拉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于1941年6月30日在利沃夫宣布成立了一个短命的独立乌克兰国，并发起了武装叛乱，遭到战争中后撤的苏联军队的残酷镇压。由于不愿意将犯人撤离，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了他们当中的1万至1.5万人，主要是枪杀与关在废弃的牢房里将其活活烧死。
纳粹对待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同样也是残酷的。很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其他欧洲国家里得到希特勒鼓励的右翼反犹太主义者一样，但是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乌克兰人只是比犹太人稍稍高级那么一点点。一些乌克兰人曾协助纳粹灭绝犹太人，但也有很多人起来与纳粹作战，不是在红军里，就是在乌克兰起义军里，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班达拉派的地下游击队合并后，乌克兰起义军1944年达到了15万到20万人。当苏联军队于1944年胜利班师时，乌克兰起义军中的大部分都把枪口对准了他们。
赫鲁晓夫还面临着另外两个战后的挑战。一是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堂，这是乌克兰民族思想的主要载体，其笃信者在战后曾多达300万人。[5]在1939-1941年间，共产党采取措施限制其影响力（征收歧视性税收、策划反宗教宣传以及收集或编造针对教堂等级制度的有罪证据），但是鉴于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以及教堂在民众中的广泛认同基础，赫鲁晓夫采取的行动很谨慎。1944年，他仍然觉得有必要谨慎行事，特别是在西方盟国承认苏联对西乌克兰的控制作为战后安排的一部分时。镇压希腊天主教教徒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是对西乌克兰的农业实行集体化。在战争前，只有大约13%的农民财产与15%的可耕作土地实现了集体化。现在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了，特别是在集体农庄使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封锁民族主义分子的食品供应渠道时。但是集体化进一步激怒了西乌克兰农民，他们在武装民族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
大家都知道，西乌克兰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这不是斯大林想听到的，赫鲁晓夫也没有完全理解他是在反对谁。1944年1月，在视察了几个新近解放的省份后，他向斯大林报告说，普遍的情绪都“很好，都对苏维埃持拥护立场”，他没有发现“什么民族主义分子大规模活动的迹象”。三个月后，他写信给斯大林报告说，“乌克兰-德国民族主义帮派的活动报告是被极度夸大了”，虽然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头头们正在尝试恐吓战术，但“我们现在具有了粉碎他们企图的一切手段与力量”。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到1944年11月，游击队的士气已经“很低落”，他们中的很多人“处于解散的边缘”。1945年1月，乌克兰政治局通过决议，“利用冬天几个月，完成对民族主义分子的搜捕与清剿”。到了2月份，政治局确定1945年5月15日为对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叛乱分子“最后清剿”的日期。
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才最后被打败。[6]当红军到来时，几乎每个西乌克兰家庭都挖有地窖，藏匿武器、弹药、食物还有衣服；在1945-1948年间，苏联军队宣称在西乌克兰地区挖出了28969名隐藏的叛乱分子。虽然在1944年和1945年时他们从使用大型装备分队的公开作战转向了小股分队的伏击战，但民族主义游击队还是继续坚守他们的地盘。到1947年2月时，“残余的”民族主义武装还有差不多7万精锐部队，外加6.3万人以别动营组织起来的地方民兵。
残暴是双方共有的特点。根据苏联提供的数据，地下民族主义分子实施了14500次破坏与恐怖活动，使超过3万名共产党官员与当地居民丧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命令他们“用各种手段（枪杀、绞死，并在死者胸口留下‘通内务人民委员部者的下场’的字条）铲除反动派（还有他们的家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民族主义分子1944年实施的暴行包括剥人皮、五马分尸、在脸上划道、挖眼、阉割还有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