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这帮人模仿了他当年对贝利亚所采取的策略。在三要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停止了他们之间的内部争吵后，他们开始抵制赫鲁晓夫提出来的哪怕是不太重要的提议。当6月10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还在芬兰时，他们攻击了赫鲁晓夫在奥地利购买造纸工业机械的提议。五天后，他们在另一起贸易事务上取得了胜利，据称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但还是未能左右当时的局势。
赫鲁晓夫的对手绝非胆小怕事之辈，他们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争斗，而且大多数还取得了胜利。如果他们也能赢得此次斗争，那么留给那些拒绝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人的只有悲哀了。虽然具有说服力的召集者也有担心，但他们还指望遵守党的章程原则——不是那种中央委员会据此选举主席团及其第一书记的章程，而是政治局任命自身领导人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为“橡皮图章”。一旦赫鲁晓夫的对手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那中央委员会可能也会效仿。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希望赫鲁晓夫能主动退让，就像他们在1955年所做的那样，即使他控制着党的组织机构，以及通过谢罗夫和朱可夫分别控制了克格勃和武装部队。
他们计划于6月18日收网。为了麻痹赫鲁晓夫，他们召集了一次部长委员会的主席团会议，多数党的领导人都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但赫鲁晓夫不是，表面上是为了讨论领导层所计划的当月底的列宁格勒之行。[10]会议开始后，主持人马上宣布这是一次党的主席团会议。由于这种伎俩对贝利亚也采用过，因此赫鲁晓夫如何会没有觉察呢？难道他没有看出风暴即将来临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即他实际上是故意让他的对手们进行最后的摊牌，然后好将他们一网打尽呢？
1957年2月，雅罗斯拉夫尔省党委报告了一起谣言，即“赫鲁晓夫同志将被任命为农业部长，而马林科夫同志将成为党的第一书记”。莫斯科一个部里关于“最近党和政府最高层里的人事变动”的闲言碎语也传到了中央委员会。克格勃肯定听到了有关这起政变阴谋的风声。当他的批评者停止了争吵，开始以投票方式抵制他的提议时，难道这还没有给赫鲁晓夫敲响警钟吗？难道他儿子婚礼上发生的事情也让他无动于衷吗？
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婚礼于6月16日举行，当时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谢尔盖回忆说，他父亲不可能不对他即将举行婚礼“进行鼓噪”，一旦他提起了，按照俄罗斯的风俗，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就得出席，以示祝贺”。让尼娜·彼得罗夫娜感到麻烦的是，他们别墅里的大餐厅不能容纳这么多人，因为参加婚礼的还有这对新人的一些亲戚朋友，于是走廊里也摆上了桌子。马林科夫的举动让谢尔盖大吃一惊：他们来得很晚，脸色阴沉，与过去他给的豪华礼品——当谢尔盖上大学时，马林科夫送给他一套装在装饰精美的木盒里的绘画工具，以及后来送给他一架精致的放大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次马林科夫只送了一台廉价的闹钟，上面有一头大象的图案。尼基塔·赫鲁晓夫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也许情有可原，但其他人不会。当他用言语刺激布尔加宁时（已经是赫鲁晓夫醉意朦胧的讲话的尾声，他的讲话主要是称赞他自己的母亲），这位总理先生“十分生气。他简直是暴怒了。他开始叫嚷他不会让什么人把他关起来，对他发号施令的，还说这一切不久都要结束”。朱可夫回忆说，婚宴一结束，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就明显地带着情绪离开了，他们驱车到马林科夫的别墅去了。
赫鲁晓夫原来的助手与盟友皮奥特里·德米契夫坚持认为他知道即将要发生的政变。“是谁告诉他的很难说，但他肯定已经觉察出来了。早在5月1日，党的积极分子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聚会，布尔加宁是正式的主持人，当时反对赫鲁晓夫的情绪就已经很明显了。赫鲁晓夫肯定有所警觉，毕竟他是个敏感的人。”是吗？他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就是他孜孜以求的权力与荣耀会被别人剥夺。
6月18日，布尔加宁招呼赫鲁晓夫去参加部长委员会会议时，他正在列宁山的别墅里吃午饭。起初他不想参加（就像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将他从皮聪大召回莫斯科时一样），说列宁格勒之行的事务已经确定下来了，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还是来到了克里姆林宫。主席团11位正式委员中的8个都在场。赫鲁晓夫的门生阿历克赛·基里钦科当时正在基辅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讲话。他讲话一结束就被告知立即飞回莫斯科。萨布罗夫当时在华沙，他借口家里有事马上就离开了。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的苏斯洛夫也立即赶了回来。七个候补委员中，谢皮洛夫、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和尼古拉·谢夫尼克在场。一个小时后，朱可夫从莫斯科市区外的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区回来了；科兹洛夫和穆赫蒂诺夫（Mukhitdinov）稍晚一些也分别从列宁格勒和乌兹别克斯坦赶了回来。由于开始时召集的是部长委员会会议，因此缺席的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贝尔雅耶夫（Nikolai Belyaev）、波斯彼洛夫和书记阿里斯托夫（他当时生病在家）。[11]
马林科夫首先发言，他提议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言行。为了鼓励大家开诚布公，他要求由布尔加宁，而不是赫鲁晓夫来主持会议。（迂腐的莫洛托夫后来补充说，赫鲁晓夫从来都不应该以首要的身份主持主席团会议，因为列宁、里科夫、莫洛托夫本人和斯大林都是作为政府首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我们可以想象赫鲁晓夫当时的反应。当朱可夫赶到会场时，马林科夫还在浑身颤抖，同时用手猛击绿布覆盖的会议桌，使得朱可夫的水杯都跳了起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是唯一反对马林科夫提议的两人，但他们没有获得多数票的支持。
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这本身就意味着赫鲁晓夫事实上的被降职，于是他的对手们向他发起了刻薄的攻击。马林科夫叙述了他“一个又一个错误”。伏罗希洛夫称赫鲁晓夫“令人无法忍受”，并要求解除他的党的第一书记职务。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坚持要求重新审查30年代的公开审判与他1923年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瓜葛联系起来。“其他人可以发表意见，但你得保持沉默。”卡冈诺维奇斥责道。这让赫鲁晓夫怒不可遏，“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会再听你胡说八道。”莫洛托夫也加入了攻击的行列，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则是火上浇油。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米高扬努力想让赫鲁晓夫克制住自己，并收到了部分成效。虽然赫鲁晓夫拒绝接受大多数指控，但他还是承认了一些，甚至承诺将改正他的错误。他和米高扬采取拖延战术，要求会议延迟，直到所有的正式和候补委员以及所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都到场。于是他们将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不过，赫鲁晓夫也有点害怕了。当天晚上他来到布尔加宁的一个大使馆招待会时，赫鲁晓夫看上去“心事重重，甚至有点沮丧”。当天晚上，乌克兰党委书记基里钦科已经开始为他主人好像注定的失败做准备了：“这样你可以居住在乌克兰。我们会为你准备一套公寓和别墅。”赫鲁晓夫的助手谢甫琴科回忆说：“他浑身颤抖，简直要发疯了。”还有人看到他流泪了。[12]朱可夫后来写道，赫鲁晓夫恳求他的“挽救”，答应如果他能救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赫鲁晓夫也不是没有支持者。尽管有着斯大林主义的倾向，但苏斯洛夫就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之一，显然米高扬向他保证过赫鲁晓夫最后会赢得胜利的。除了朱可夫，赫鲁晓夫的门徒，像基里钦科、勃列日涅夫和福尔采娃，他们也支持他们的保护人。当萨布罗夫那天凌晨两点从华沙赶回来时，米高扬立即给他打去电话，两人于第二天见了面。不过，萨布罗夫还是加入了敌方的阵营。赫鲁晓夫给布尔加宁打电话说：“好好想一想，我的朋友。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吧。……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原因把你拉下水的。……与他们分道扬镳吧。”给布尔加宁打电话的并非赫鲁晓夫一人。“尼古拉，”马林科夫对布尔加宁说：“坚持住！做个言而有信的人！不要屈服！”[13]布尔加宁当时真的没有屈服。
当19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进入主席团会议厅时，两人开始争夺主席的位置，最后主席团正式委员们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才解决了这场僵局，布尔加宁赢得了胜利。将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计算在内，赫鲁晓夫在总人数上占多数，13比7，但只有正式委员才有表决权。马林科夫和他的同盟者继续第一天的闪电攻势，但他们遭到了回击。卡冈诺维奇嘲讽赫鲁晓夫以各种浪费的名目“在全国范围内东游西荡”。候补委员谢夫尼克称他们这些叛乱分子为“反党集团”，这种称谓决定了30年代“分离主义者”的命运。党的领导集体中的大多数怎么能是“反党”集团呢？卡冈诺维奇质问道。在他们的斗争中，当卡冈诺维奇斥责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年轻的同事竟敢公然藐视他们的长者时，勃列日涅夫晕倒了，慢慢地躺倒在地板上，警卫人员将他抬了出去，旁边房间里的医生使他苏醒过来。
那天一整天，反对赫鲁晓夫的多数立场都很坚定。当主席团会议休会时，他们都拥到了布尔加宁的办公室里，他们仍然占据着上风，但当天晚些时候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布尔加宁看上去面色严峻。米库诺维奇从来没有见过他“情绪如此糟糕，简直顾不上什么礼节了，好像随时想跟人吵架似的”，而赫鲁晓夫好像“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努力“装出心情轻松的样子，不过有时还是流露出心中的焦虑”。布尔加宁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不能马上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失败，因为这场斗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就越有时间给处于动摇状态的政变分子施加压力，并动员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因为主席团在理论上应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
当天晚上，双方都进行了疯狂的力量调遣。米高扬和朱可夫敦促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回头是岸，以免船沉人亡。赫鲁晓夫的助手起草了一封由20名中央委员会委员签名的信件，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克格勃和军方的帮助下，赫鲁晓夫的忠实支持者准备将中央委员会委员运送到莫斯科来。他们准备了一架包机去接奥伦堡党委书记根纳迪·沃龙诺夫（Gennady Voronov）。穆赫蒂诺夫接到消息时正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山谷视察饲养绵羊的情况。他们出动了大批的紧急飞机，迎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克里姆林宫中央委员会委员。这就好像是一场“抢收运动”，赫鲁晓夫的助手谢甫琴科回忆说。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托洛茨基式的行动”，卡冈诺维奇后来坚持说，“而我们却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希望维护党内的团结”。当然，卡冈诺维奇在30年代践踏过党的原则，不过赫鲁晓夫也没有遵守，他的对手们没有任何的紧急计划，在主席团外几乎没有什么支持力量。毕竟赫鲁晓夫任命了很多地方党的官员，他们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主体力量。
到6月20日时，“反党集团”已经开始退让了。放弃了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要求，他们提议以后根本不设党的第一书记这一职位。到下午晚些时候，已经有87位中央委员会委员聚集到了莫斯科；加上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他们在130名正式委员中占据了107人。下午6点，他们中的20人向主席团会议厅递交了一份由57名委员签名的请愿书。赫鲁晓夫当然乐于接纳他们，但他的对手们却因为失望和愤怒而大发雷霆。“这就像炸弹爆炸了一样。”朱可夫后来说。由科涅夫（Konev）和莫斯卡连科（Moskalenko）元帅和高尔基省委书记尼古拉·伊格纳捷夫率领的代表团引起了委员的抗议，认为他们“被坦克所包围”，但后来这起到了“平定人心”的作用。经过一个小时的争论，主席团派出了一个小组，出去与代表团谈判。在走廊里，伏罗希洛夫用手指戳着亚历山大·谢列平的胸口，喊道：“我们是不是还得对你作出解释，你这个家伙？你还是先回去学会如何穿好长裤子吧！”但至此伏罗希洛夫的愿望已经差不多落空了。在休会前，主席团同意第二天下午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全体会议于6月22日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开到6月28日才结束。然而从一开始，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就被击败了。一些人进行了反击，至少刚开始时是这样的，但多数人很快就屈服了。到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结束时，只有莫洛托夫一人拒绝投票承认最终的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全体会议是虎头蛇尾的。但由于赫鲁晓夫利用斯大林的犯罪问题来瓦解他的敌人，因此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苏联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相比较而言，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报告”只是揭开了薄薄的一层外表。在此次会议上，发言者列举了被谋害者的数量，并提出了应该为这些罪行负责的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都竭力想保全自己，但他们的狡辩只能激起赫鲁晓夫的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