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府尹蒋琦龄提出供参考的“十二策”，其中包括从进一步加强儒学研究到抑制腐败、改善军事组织的内容。福建巡抚王凯泰倡议：停捐例以肃吏治；汰冗员以清仕途；限保举以慎名器；复俸廉以勖官常我；重学额以励士风；立练营以修武备。
对改革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一般有一致看法。把起义归咎于外部原因，从而推卸官吏们的责任，这种轻而易举的辩解在真正的儒家政治理论中，是绝对不可能寻到依据的。如果百姓纷纷从贼，那么错误出在政府身上，特别是与百姓密切相关的地方吏胥。
总之，在同治期间，大多数中国官员承认中国所面临的巨大难题，并把其注意力集中于十分重要的改革上来。他们并没想到他们正在对传统永恒的有关良好政府的原则进行改革，他们寻求的只是调整他们的方法，以便在新条件下认识最初的目的。镇压起义和稳定对外关系是两个当务之急。然而，长远解决这两个难题比掌握外交技巧和近代武器装备要费力得多。正如下面各章将说明的一样，它要求恢复由高级文官管理的政府系统，重建控制地方所依靠的复杂网络，在既关心国家利益又重视百姓利益的基础上恢复经济，重新组建主要军队，在对外事物上做出新展望，并在其中每一个领域里进行旨在重申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学术研究。
注释
[1]孙家淦，见倭仁《倭文端公遗书》（1875—1876年）第1卷，第29页及其后诸页；首卷下，第21页。
[2]《皇朝经世文续编》第15卷，第1—2页。
[3]《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第4卷，第8页。
[4]虽然这种“内乱”经常伴随着“外患”，但是外来的威胁总是被看成是中国国家未能行使其正常职能来维持普遍和谐的征兆，从未看成是由国内失败而引起的。但是在20世纪之前，中国的保守派无论怎样仇外，却不会把中国内乱的责任归咎于门口的外国人。
[5]薛福成：《中兴叙略》（上），第3页，见《庸庵文编》，第2卷，引自《庸庵全集》（1884—1898年印刊）。
[6]见理雅各翻译的《诗经》（牛津，1893—1895年）共分两部分，见“绪论”的第31—33页及正文的第77页和第541—545页。
[7]弗兰克：《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48年）第1卷，第150页。此处未提及东周的一次中兴。
[8]阿瑟·韦利：《白居易（772—846）的生活及时代》（伦敦，1949年），第40页。
[9]阿瑟·韦利：《白居易（772—846）的生活及时代》（伦敦，1949年），第4页。
[10]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时的奏议，见《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7卷，第11页。
[11]1869年3月15日马新贻的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4卷，第26页。
[12]李宗羲1872年（同治十一年）的奏折，见《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第2卷，第13—14页。
[13]《皇朝续文献通考》，第10068页。因未查到对应的中文段落，故使用白话译文。——译者注
[14]胡适之指出，同治时期的诗词很少提到太平天国时期所遭受的苦难。古老的形式和题目几乎未受到大破坏的影响〔《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申报馆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出版物》第2卷，《五十年来之中国》（上海，1922年），第3—5页；也见王必江：《近代诗派与地域消遣》，《中国学报》，（重庆），第1卷，1943年第1期，第45—54页〕。但是仍然有值得称誉的传统模式作品。见任鼐《同光诗人李芋仙》，《逸经》，1936年第8号，第26—31页。
[15]见郭嵩焘的《养知书屋全集》的诗集部分的序言。
[16]魏特夫与冯家异：《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费城，1949年），第10—15页。
[17]康有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引自国民党的《党史史料丛刊》第1号，第11—17页。
[18]1867年3月3日的上谕，见《清实录》（同治朝）第195卷，第28—29页。曾氏最信任的部下之一是满人塔齐布。
[19]1862年3月1日的《北华捷报》登载了该上谕的译文；1871年3月31日的上谕，见《清实录》（同治朝）第305卷，第4页。
[20]关于旗人特殊地位的背景问题及其对占有权的限制问题，见王庆云：《熙朝纪政》第4卷，第46—56页。
[21]刘氏1864年7月9日的奏议，见《刘武慎公遗书》（1902年）第6卷，第10—12页，刘和杜的奏议均论及背景问题。
[22]1865年7月23日的上谕，见《清实录》（同治朝）第144卷，第2—4页。
[23]见1865年8月26日《北华捷报》。据认为，这篇文章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及日本丛报》转载了它，见第3卷，第541—542页。
[24]金斯密：《回顾1865年间有关中国与日本的事件》，引自《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分会季刊》1865年第2期，第139页。
[25]班德瑞：《构成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高级官吏历史年表》，见《中国评论》第7卷，1878—1879年第5期，第314—329页。第315页上的表包括了除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外的军机处、内阁、总理衙门以及道台衔以上的全部地方官吏的名单。关于中兴时期汉人既支配了中央的官僚政治、又支配了地方的官僚政治问题，见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上海，1932年）第1编，第18页。
[27]稻叶岩吉：《清朝全史》第2卷，第523页。又见稻叶岩吉：《满洲发达史》，第439—441页。
[28]蒋介石：《中国的命运及中国的经济理论》，菲利普·贾菲编，纽约，1947年，第47—48页。
[29]《普鲁斯致罗素，1860年8月1日》，见《英国对华事务往来函电，1859—1860年》，第9页。
[30]孙逸仙：《三论民族主义》，见毕范宇英译本《三民主义》（上海，1929年），第55—59页。
[31]论述宋学治国功效的文集，与钻入故纸堆研究的汉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部典型的优秀选集可在1937年由郑振铎于上海编纂的《晚清文选》中寻到。
[32]见1868年8月14日《北华捷报》。
[33]传统上中国人所理解的礼，相当接近于当代社会学家们所理解的“规范”：“那时一种规范在一个集团成员的头脑中便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以陈述的形式能够规定出该集团的成员或者其他人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在既定环境下期望做什么无疑，一个集团内部所接受的规范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子集团到另一个子集团稍有变化，然而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他们所具有的规范方面比他们公开的行为方面几乎更为相像。为了使问题更清楚，他们在嘴上说他们应当做什么方面比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更加相像。”（霍曼斯：《人类的集团》（纽约，1950年），第123、126页）。这些规范的完备发展表现了相当多的传统社会特征，致使克拉克洪把你要做你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及你不得不做你要做的事情这样一种情况界定为“一种儒教状态”。
生活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所有观察家们都被有关礼仪和冒犯礼仪的无休止的闲言碎语所打动，而且据克拉克洪看来，这很重要。因为“闲言碎语最流行的地方恰恰是那种文化价值观最厚重的地方。对价值观的这种式样的讨论，乃是他们最基本的财产之一”，尽管这种讨论可能是无诚意的，或者是虚假的，不会把这种讨论称为一种有关价值观的思考（《在行为理论上的价值观与价值观的倾向性》，引自帕森斯与希尔斯合编的《关于行为的一种普遍理论》（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51年），第404页。
[34]恭亲王奕訢：《乐道堂文钞》（1867—1868年）第1卷，第5页。
[35]恭亲王：《君子辨上下定民志论》，见《东道堂文钞》第2章，第25—26页。
[36]同①。
[37]见1868年8月14日《北华捷报》。
[38]《易经》及其评注已成为辩证法哲学的主要范例。
[39]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742页。这是该书常有结论性的句子。
[40]汤普森：《杨格非传》（伦敦，1906年），见第253—254页的1869年底的信函。
[41]赫德：《赫德先生对华事务的评论》（北京，1869年6月30日），该文重印于方根拔的《蒲安臣使节真相》一书的附录二。
[42]冯桂芬：《制洋器议》，见《校邠庐抗议》第2卷，第70—71页。
[4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见序言，第2—3页。
[44]有关这些题目中对曾氏观点一个有用的叙述在何贻焜的书中发现〔即《曾国藩评传》（上海，1937年）〕，对曾氏观点按题目分类排比。
[45]冯桂芬：《省则例议》，见《校邠庐抗议》第1卷，第14—16页。
[46]《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3卷，第17—19页。
[47]1869年（同治八年），摘录于《皇朝续文献通考》，第7618页。张念祖：《中国历史水利述要》（天津，1931年底），第150—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