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统治受到西方冲击
中国同西方世界的联系日益发展，这必然威胁到地方行政管理制度。首先，它没有一种法律，也没有一种逻辑能使中国的法律适用于外国人和他们日益扩大的活动。结果在执行某项条约的条款时，地方官就不得不采取某种违反传统地方管理原则的做法。其次，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租界中的中国人，可以避开集体责任网（保甲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观念就威胁了儒教的统治地位。有才干的年轻人越来越怀疑那种经过长期苦读而谋得一官半职的人生目标。士绅和士子们的地位首先受到了威胁。
在商业城镇，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司法管理已经崩塌。外国人不仅自己享有治外法权，还企图使他们的商务雇员和宗教皈依者享有治外法权。而且，这些城镇中不断增加的人口是从全国各地招来的，他们背井离乡，很少感到旧的压力。行政官员丧失了原有的控制渠道：家庭已经隔离，邻里不再相识，最有影响的人物不再是士绅，而是一些背景不明的新兴买办。
这一时期的涉外问题大多数实际上是中国的地方管理问题，因为中外条约主要是关于如何保证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所要求的地方条件。地方官处于两难困境，一方面他们得对坚持遵守条约的朝廷负责，一方面得对在儒教制度下生活的人民负责。许多官员由于发布了背离士绅愿望，违反人民习惯的命令，而使他们作为地方官的影响力遭到了必然的损害。
中兴政府所面临的地方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地方士绅对外国人日益增长的仇恨。清廷为改善外交地位采取的每一个慎重步骤都可能疏远士绅集团，而他们的忠诚又是必须的。一个在外国人看来懂得维多利亚时代商业要求的地方官几乎不可能保护士绅的经济利益；对他的任命本身就威胁着士绅的社会地位。而且，一个在外国人看来对基督教和西方政治观点开明大度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复兴儒学的。
传教士总是爱挑起挑衅性的争论，以公开证明中国知识界的“无知”。结果是不可调解的仇恨日益增长——不仅针对传教士和外国人，而且针对中国的“洋务派”，地方知识界称“洋务派”为叛徒。年轻人参加同文馆的考试受到压力，中国第一任驻欧洲公使郭嵩焘在启程之前返回他的老家湖南时，遭到了攻击，他乘的船被正在孔庙举行集会的人烧毁了。曾纪泽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科考期间，哪里有知识界的集会，哪里的排外事件就明显增加。那些要求赶走一切外国人的非官方声明明显出自于士人之手。
中兴政府不可能试图打破知识界的儒学偏见，因为这个传统国家的幸存就是依靠这些观念的复苏。同时，很显然，这个国家的生存又依靠同外国人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府努力恪守条约，而不管是否能够得到愤怒的士绅的同情。它劝导知识界接受有限的制度改革，在外交事务上跟上中央政府。在天津教案发生以前，它的这种努力取得了明显进步。这显然要依靠劝导。中兴诸臣知道：只有得到被统治者认可，他们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知识界抵制改革的力量牢固地植根于儒教社会中士人对普通人民的影响力中。
中央政府、督抚、高级知识界能够高瞻远瞩地设计一条渐进的保守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虽然它只能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引起中国人生活的变化。但是下层士绅为日常琐事所困扰，他们的眼光局限在地方的狭小天地和一些燃眉的问题上，因此他们不可能看穿几千年形成的儒教社会基础。他们坚持要全面保卫现存秩序，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促进了它的全面崩溃。
注释
[1]据威尔斯·威廉斯说，在中国有着几亿人口的18个行省中，辅助性地方官员以上的官员不到2000人（《中央帝国》第1卷，第438页。）据张仲礼说：京师和各省的城、乡官员总数大约有27000人。其中大约20000人是城市官员，7000人是乡村官员。在城市官员中，大约2000人是各级行政官员，1500人是教育官员（《中国的绅士》，第116页）。行政管理的职责就放在这大约2000个各级官员身上。
[2]阿礼国：《中华帝国及其命运》，《孟买季刊》，1856年4月，第249页。
[3]1869年3月1日欧南森的报告，见《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英国驻中国和日本领事馆的报告》（1869年），第21页。
[4]引自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1编，第6页。
[5]绅士这个概念一直有很大的歧义。我这里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使用它：根据19世纪中国文献上和20世纪中国学者的专著中使用这个词的一般意义，它指从有闲的地主到适合于作官的士子们这个广泛的社会阶层。绅士是个开放的阶层，其身份有多种规定，因此，为了眼前的研究目的而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是合适的。张仲礼把绅士严格限定为有功名的人，这个缺点已为弗里德曼在评论《中国绅士》时所指出，见《太平洋事务》第19卷，1956年第1期，第78—80页。
[6]没有一个可靠的办法来估算绅士的总人数，关于在19世纪后半期有科考功名的人数占中国总人口数的比例的估算是很粗糙的。
据班德瑞统计，在同一时期中有科考功名的平均人数是：状元14人、进士4900人、举人21698人。
班德瑞：《构成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高级官吏历史年表》，《中国评论》第7卷，1878—1879年第5期。
据张仲礼统计，同一时期中有科考功名的平均人数是：进士2600人、举人10000人、生员910597人。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02、122、125页。
中国的人口差不多有4亿，所以，有功名的人无疑占极少数。
[7]《牧令书辑要》第6卷，第25页。
[8]《皇朝续文献通考》，第8469、8576—8577页。
[9]见1873年9月23日《京报》，第91页。
[10]见1873年9月23日《京报》，第116页，121页。
[11]1868年5月27日上谕，《清实录》（同治朝）第231卷，第10—11页。
[12]巴拉兹：《中国的社会风貌》，载《亚洲研究》第6号，第77—78页。
[1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显志堂稿》第3卷，第11—14、30—31页。
[14]《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3卷，第17—19页。
[15]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第5卷，第7页。
[16]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3—216页。
[17]比如，天津地区人民爱争吵，因此就重印有关社会生活规范的书籍，并且举办有关讲演（张焘：《津门杂记》第1卷，第41—42页）。
[18]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为费孝通的《中国的绅士》所写的导言，第12页。这个特点给那个时代的外国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阿礼国曾提到过通俗的孔、孟著作，并注意到：“在中国各阶级中都流行其中蕴藏着关于政治责任和生活关系的丰富知识。”（《在对外关系中的中华帝国》，《孟买季刊》1856年第6号，第228页）
[19]《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5卷，第7—8页。
[20]《清实录》（同治朝）第196卷，第14—15页。
[21]《北华捷报》在评论皇帝的代表朝拜地方神庙一事时指出：“政府通过这种朝拜所得到的政治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朝拜使皇帝得到人民的称颂，因为这种朝拜表明皇帝关心他的子民的幸福。人民希望由于‘天子’这样崇高的人朝拜地方神庙而能够使地方更加繁荣，他们因此对‘天子’的统治者更加满意了。”（1867年9月28日《北华捷报》）
[22]见1867年10月19日《北华捷报》。
[23]奕诉：《乐道堂文抄》第2卷，第16页；第3卷，第4页；第4卷，第15—16页。
[24]《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第30卷，第3—4页。
[25]《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第21卷，第5页。
[26]见1868年3月14日《北华捷报》。
[27]唐庆增：《曾国藩之经济思想》，《经济学集刊》第5卷第4期，1935年。
[28]英国驻天津领事吉必勋的报告，载《英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3号（1864年）。
[29]见1862年3月1日《北华捷报》。
[30]见1867年11月30日《北华捷报》。
[31]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第1卷，第12—15页。
[32]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318—320页。
[3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载《复宗法议》第1卷，第49—52页。
[34]《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1卷，第26—31页。
[35]同上书，第20—25页。
[36]1867年6月29日《北华捷报》，概述阿拉巴德为混合法庭做准备而对中国刑法的研究。
[37]宝道为爱斯嘉拉和热尔曼所译梁启超著作所写的序言，见爱斯嘉拉和热尔曼所译梁启超的《先秦法律和法学理论观念》，第9—10页。
[38]图埃勒：《法国民法》，引自庞德《法学讲授大纲》（坎布里奇，1943年），第67页。
[39]《皇朝续文献通考》，第9974页。
[40]《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2卷，第1—2页，卞宝第的奏议。
[41]见1867年10月19日《北华捷报》。
[42]迈耶：《中国现代刑法导论》，第128页。
[43]“这个制度可以把一个罪犯或一个嫌疑犯关进任何一个衙门或小屋里，如果他是一个有顶戴花翎的官员或挑担的苦力，那么这个制度就必然引起畏惧。但这并不是一种奴隶般的畏惧，这种畏惧是因为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见1868年8月14日《北华捷报》。
[44]《清实录》（同治朝）第241卷，第5页；第238卷，第5页。
[45]阿拉巴德：《关于中国刑法和同类性质论题的评注》，第5页。
[46]宝道为爱斯嘉拉和热尔曼所译梁启超著作所写的序言，见爱斯嘉拉和热尔曼所译梁启超的《先秦法律和法学理论观念》。
[47]左宗棠等的奏议，见《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6卷，第38页。
[48]倭仁的信，见《倭文端公遗书》第8卷，第11—14页。
[49]《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5卷，第7—8页；《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第6卷，第6页。
[50]阎敬铭的奏议，见《皇朝续文献通考》，第8532页。
[51]《牧令书辑要》，1869年，徐栋序。
[52]《牧令书辑要》，李鸿章序。
[53]倭仁：《倭文端公遗书》第8卷，第11—14页。
[54]引自胡哲敷《曾国藩治学方法》（上海，1941年），第95—96页。
[55]R.H.科博尔德：《中国的状况》（伦敦，1860年）。科博尔德一直是宁波地区的副主教。
[56]《李文清公遗书》第1卷，第12—15页。
[57]《清实录》（同治朝）第204卷，第26—27页。
[58]《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8卷，第10—11页。
[59]《清实录》（同治朝）第223卷，第4页。
[60]冯桂芬：《显志堂稿》第3卷，第30—31页。
[61]倭仁的奏折，见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第1卷，第10—13页。（译者按：原注如此）
[62]《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2卷，第7—8页。
[63]《牧令书辑要》第1卷，第2、12页，等，1869年版。
[64]《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8卷，第14—15页。
[65]《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1卷，第17—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