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1868年1月22日阿礼国致山嘉利，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36卷。
[81]我至今搞不清楚总理衙门是怎样得到有关额尔金的消息的。但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收集并研究了上海、香港出版的各类外交剪报，并掌握有许多“国会文件集”的译本。他们对来自势力正日益增长的西方国家的消息，尤其关切。但1866—1867年间没有特别的事件可以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们所知道和决心的也许是：①遍布埃及各地享有治外法权的西方投机商的迅速增加；（2）1867年对债务超过1500万英镑的伊斯梅尔开始实行外国监督。伊斯梅尔虽然实际上只得到了带有附加条件的借款1300万英镑，但他却被迫将埃及的整个经济作了抵押。
[82]《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13页。
[83]《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40卷（1871年），第113页。
[84]同上，第190页。
[85]1868年3月3日会谈记录，同上，第191—192页，以及总理衙门在1868年2月2日奏折中的评论，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3，第1—7页。
[86]1868年12月6日，阿礼国在给斯坦尼的公文中，对此作了回顾。他本人希望能减少对他最初提出的议事表的争论，并根据其他一些外交官的意见，增加了一些议题。他9月8日和11月9日的快信，应当作这样的理解：“与其按我个人的信念办，不如去转达我的同僚们所极力主张的普遍的意见。”他重申自己的看法，即要求内地居住、内河航运、外国拥有矿产等特权，在当前无论是对中国的利益还是对英国的利益来说，都是有害的。在12月4日的一份密件中，他又一次对法国传教政策所具有的危险性表示担心〔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76页；亦可参看第74、75页〕。
[87]1868年阿礼国给英国各领事的指示，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95页。
[88]与此同时，他又提出英国同意限制实施这种特权（同上，第192—193页）。
[89]在混合委员会6月27日会议之后，阿礼国写道：“总理衙门的困难和这个国家的需要，已得到英国公使的充分理解。他十分乐于避免给讨论设置障碍，或者为不切实际的议案施加压力，无论这一切是否超出了现有的条约范围。但是，中国政府在通商口岸对外国货物随意征税的虚假权利，却是一个原则的问题；而且它对于商业利益的关系是如此重大。以至于作为一位英国公使，他责无旁贷，必须反对这种侵约的行为。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的增加茶、丝税率的任何反建议，都是不可接受的〔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212页〕。
[90]《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222页。
[91]如，科尔·赛克斯1868年4月23日在国会对谈判的抨击，见《英国议会议事录》第191卷，第1147—1148页。
[92]参看第三章。
[93]1869年1月12日阿礼国致斯坦利，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74—75卷，第280—281页。
[94]1869年3月23日阿礼国致麦华陀，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2卷（1869年），第8—9页。
[95]1869年2月27日阿礼国致麦华陀，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98页。
[96]1869年2月27日阿礼国致麦华陀，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84、103、117、138、141页。
[97]1869年2月24日总事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4，第17—20页。
[98]《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406页，和第103、138、141页。总理衙门1869年10月23日的两份奏折，附有往返照会，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8，第12—29页。
[99]《北京条约》第5款规定中国公民有移民的权利，而英国要求对已构成国际丑闻的苦力贸易的泛滥实行控制。初看起来这与总理衙门的利益并不矛盾，然而协定的公布却意味着将苦力贸易制度化了。总理衙门宁可让苦力贸易的泛滥继续下去，也不愿冒险去讨论这一令人激怒的问题。所以，对英国人来说，同意中国否定1866年《关于调整中国向英、法移民的协定》，是一种让步；尽管这个由恭亲王、阿礼国和伯洛内共同起草的协定，实际上有助于改善悲惨的移民的地位（赫特斯莱特：《条约汇编》第1卷，第10号）。
有关对最后一分钟提出的条款进行的讨价还价，和中国人接受一项暂行章程，参看1869年9月30日阿礼国致克拉伦敦，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50页。
[100]这最后的评论，胡绳1948年初版中没有，是1952年版才加上的。
[101]1869年10月20日阿礼国致外交协会主席得·列裴斯，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卷（1870年），第14—15页。
[102]英国商人们曾坚持说，应当以关税代替各省的地方税；但如果此项收入尽归北京，那么地方当局肯定将会通过非法征税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见1869年2月1日上海商务总会主席致麦华陀，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2卷（1869年），第5—6页〕。
[103]1869年10月23日阿礼国致克拉伦敦，同上，第1卷（1870年），第3页。
[104]致商会函……关于中国修约协定，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0卷（1870年）；阿礼国致得·列裴斯，同前，第1卷（1870年），第14—15页。
[105]1869年10月23日阿礼国致克拉伦敦，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卷（1870年），第2—4页。
[106]1869年10月20日阿礼国致外交协会主席得·列裴斯，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卷（1870年），第14—15页。
[107]1869年10月20日阿礼国致克拉伦敦，同上，第4页。
[108]不受中国现有的司法权管辖，而即将受中国建立的混合法庭管辖。1868年12月6日阿礼国致斯坦利，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76页。
[109]阿礼国致得·列裴斯，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卷（1870年），第14—15页。
[110]1870年1月26日总理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0，第39—41页。
[111]《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0卷（1870年），第9页。
[112]1869年10月28日阿礼国致克拉伦敦，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卷（1870年），第4—5页。
[113]1870年1月13日集会后伦敦商人的请愿书，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4卷（1870年），第1卷。
[114]参看第三章。
[115]致哈摩德的私人信件，引自纳森，A.皮尔科维斯：《老中国通与外交部》（纽约，1948年），第80页。
[116]《英国议会议事录》第205卷，第558页。
[117]1870年7月25日格瑞维尼致阿礼国，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427—428页。
[118]见1870年8月25日《北华捷报》。
[119]如戈瑞：《英国议会议事录》第205卷，第560—562页。
[120]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1952年），第57页。
[121]皮尔科维茨：《老中国通与外交部》（纽约，1948年），第104页；另见醇郡王奏折，他认为虽经11年的努力，外交上依旧失败，一无所获。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第24—27页。
[12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第39—42页。
[123]《马嘉理游记：从上海到巴莫并返回马里维尼》（伦敦，1876年），第359、372页。该书的依据是马嘉理的游记及书信，其最后一章是阿礼国写的。
[124]1877年7月4日威妥玛致德尔比（斯坦尼的前任）。该函分析《烟台条约》长达36页，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3卷（1877年），第147页。
[125]1877年7月4日威妥玛致德尔比（斯坦尼的前任）。该函分析《烟台条约》长达36页，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3卷（1877年），第2—27页。
[126]我这里是指中国“开放”以后的历史时期而言。《尼布楚条约》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条约，不在此列。
[127]1860年10月3日恭亲王致额尔金，见《中国事务通讯集》（1859—1860年），第186页。
[128]1868年12月5日阿礼国致斯坦利，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89页。
[129]1869年10月20日阿礼国致得·列裴斯，讨论外交使团事宜，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1卷（1870年），第13、30页；第5卷（1871年），第243—244页。
[130]按照日意格的说法，1860年的特权付出了丧失人心的代价，老传教士们宁可退回到1860年前的局面（《在中国的政治特权》，第26—47页）。
[131]1869年7月18日总理衙门致阿礼国备忘录，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9卷（1870年），第12页；1869年6月26日文祥的见解，同前第1卷（1872年），第13—14页。
[132]《中国备忘录》，第32—74页。
[133]见1870年7月22日《北华捷报》。
[134]1872年2月29日总理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5，第6页。
[135]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7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