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的失败异常清楚地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形势下，也不存在把一个有效的近代国家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的途径。然而在紧继其后的几十年里，那些曾得到检验而且被认为需要发扬光大的政治思想始终没有被赋予一个体面的葬礼。尽管这些政治思想已陈腐不堪，却被政治领袖们复兴起来。这些政治领导人面对事实仍然坚持中兴是一次成功，并坚持认为对20世纪的中国进行政治控制的关键在于继承中兴的遗产。
国民党于1927—1928年的掌权标志着革命旋律在党纲中占支配地位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在历史上竭力使一场革命变成古代传统合法继承人的最饶有趣味和最具教益的时代的开端。有四个理由使我们关注国民党的这种努力：（1）该党改变其路线的迅速性；（2）国民党寻求恢复的儒家制度与该党不久前胜利领导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3）蒋介石和其他领袖不仅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而且对体现它们的特定制度的那种彻头彻尾、大张旗鼓的维护；（4）这些领导人为了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赢得胜利，而做出的持久而自觉的努力——翔实的文献证明他们在20世纪中叶恰恰运用了中华帝国政府曾经在19世纪中叶镇压太平军起义的手段。
作为中国的新执政者，国民党领导人研究了中国昔日处理经济衰落、社会解体、政治无能及武装暴动的方法。他们把同治中兴当成典范。如果说国民党在其革命的年代里还曾把自己看成是伟大的太平军起义的后继者，那么掌权后的国民党则认同清代帝国政府及其表面上的成功。
蒋介石和他的同事把同治中兴的成就归功于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所具有的高尚道德品质以及对儒家社会进程的洞察，所谓的英雄主要是指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以及胡林翼。他们明白中兴包括的不仅仅是政治，而且包括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中兴不仅仅包含镇压起义、选拔与控制官吏、训练军队，而且还包含通常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家庭内外的私人关系、妇女的作用、不同代之间的关系、工作的选择、对商品的需求、娱乐形式等等。对国民党领导人来说，以中兴形式出现的儒家思想看来关乎20世纪国内的平定与国际稳定。他们没有看出，尽管同治中兴曾有辉煌时，但它毕竟最终失败了。这种失败恰恰是因为维持儒家社会秩序的需要同确保中国在近代世界中生存的需要被证明是完全对立的。
作为社会原则的儒家学说的问题和振兴儒学的同治中兴的问题恰好与国共为控制中国命运的斗争联系起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观点看：
儒家学说问题不仅关系到宪法，而且它还是我国人民实际生活中与伦理思想中的主要问题。儒家学说的要素是‘社会使用的原则’——礼，它是我国伦理道德及政策的基础。保持它们还是破坏它们是我国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一个问题，应当在建立国家和制定宪法以前解决这个问题。[1]
共产党人几乎像国民党人一样，仔细地研究了同治中兴的教训，并声称同治中兴是一场取得外国人支持的“反革命”。在共产党看来，国民党对于同治中兴的赞扬以及把曾国藩列为真正圣贤是要麻醉青年人的欺骗性的徒劳努力，纯属法西斯理论家凭空捏造的传奇。[2]
由于共产党人企图夺取权力，他们把对曾国藩品格及生平的解释中的观点冲突称为“要求民主的中国人民与财产占有阶级”之间的斗争战线之一。他们坚持说，像所有早期国民党的真正革命者一样，孙逸仙否定了曾国藩，而且孙氏把他自己看成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的继承者。[3]
与共产党一贯的教条——无情地反对整个儒教，尤其是同治中兴的做法——相反，国民党在获取了政权的年代里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发生了不同变化。直至1916年以后的思想与社会骚动年代，儒家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对立、复兴与革命的对立问题才尖锐地提了出来。在包括孙逸仙和章太炎在内的早期国民党领导人中，民族主义的问题一直是首要问题。民国定都南京是明朝合法性的证明，而不是要证明太平天国起义的合法性。的确，在国家首脑的是哪个民族的问题上，章太炎的观点似乎与他的那些拥护君主制的政敌根本不同。虽然孙氏本人尖锐地批评了只顾及民族问题而对其他一概视而不见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对中国历史总进程的一次突破，而把它视为五千年辉煌期的继续。
直至1915年，袁世凯建立独裁政权时，国民党反对这个恢复儒家君主制的篡权者和“安定天下”者仍主要以儒家学说为依据。武装讨袁的坚定领导人、革命的殉道者蔡松坡（蔡锷）本人从曾国藩及胡林翼文集中选用了箴言，并向他的讨袁护国军发布了这些格言，作为主要的训诫资料。蔡氏在序言中写道：就价值观与道德而论，今人的讨论“不及传达古训有用。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适于今。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铮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其所论列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所以他们不得不讲的事情，当今仍具有迫切的重要性。[4]
然而，中国历史在1915年以后发生了激变。继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年代里，以广州为中心的国共合作获得了力量。在1924年重新组建的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个激进的宣言，这个宣言为与共产党合作的共同纲领打下了基础。鲍罗廷的影响达到顶点，而新近从苏联归国的年轻的蒋介石出任革命的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正是在这种不寻常的环境下，蒋介石把蔡锷选录的曾国藩及胡林翼的格言加以扩充，定为军校的教科书[5]，这一步后来被说成是蒋介石日后成功的关键。
在该书的前言中蒋氏写道，就能力而言，太平天国的英雄人物洪秀全、石达开及李秀成与同治中兴的英雄人物曾国藩、胡林翼及左宗棠并驾齐驱，因此同治中兴成功的理由和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不在于领导人的能力。在蒋介石看来，由于曾氏盛赞善德，并把它体现于高尚的个人行动中，因此他是那个时代的先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蒋氏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的导师。
蒋氏表示，他自己有段时间一直研究曾国藩和胡林翼的著作，早就决定“推迟”写他一度打算作为其同志指南的太平军起义史，而且决定编纂而不是选收曾氏与胡氏的著作。为了方便起见，他采用了蔡锷的选本作为底本，但是作了一定的补充，特别是在思想训练方面作了补充，并选录了左宗棠著作的一些内容。蒋介石下结论说：
噫！曾、胡、左氏之言皆经世阅历之言，且皆余所言而未能言者也。其意切、其言简，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6]
1924年蒋介石关于使革命军成为沿着中兴路线前进的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的观点，与已发表的有关国民党立场的大部分声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出现一些戴季陶式的人物，他们曾经竭力主张利用党的组织去“复兴我们祖先的精神，并因此使国家繁荣昌盛”[7]。但是蒋氏本人的立场仍然表现出矛盾的心理。1924年，他在黄埔军校作论曾国藩与稳定的讲演，但是他也发表论革命的讲演。他在1926年8月向全国发布的宣言中，根本未提及儒家秩序。他在1933—1934年间的讲演中，只谈到稳定和儒家行为规范。虽然在1924年蒋氏赞扬了曾国藩，但是他关于太平起义军的提法是温和的。他在1932年贬低太平天国起义。在1933—1934年间，蒋氏在庐山不仅采取了反对共产党和太平天国起义的立场，而且还表明了反对中国历史上所有起义的立场。他一直追溯到赤眉起义和黄巾起义。[8]他宣称他的理由是根据胡林翼的观点而产生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剿灭赤匪，我们就不能保护从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古老道德与古代的学问”[9]。
国民党立场的彻底转变发生于1924至1928年之间，而且蒋介石一直走在该党的前面。国民党的第一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革命的文献。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24年），确定国民党的敌人是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的宣言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类似，但是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的尖锐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该党的敌人是军阀、官僚、买办及土豪劣绅。随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召开，局面转变了，国民党的敌人变成“赤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0]。国民党左派此时有的改变了他们的观点，有的脱离了该党，而那些早年遭到清洗的许多人又回到国民党的行列中来。
甚至在北伐的高潮时就有人把蒋介石称为当今的曾国藩，那些人把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比作胡林翼。[11]当共产党的宣传团拜访蒋氏时，会见中的措词、礼节及整个气氛已经使人联想起中国传统上的统治者，这一事实使该团的领导人感到震惊。[12]在1926年末，有一幅漫画表明了共产党对国民党面前的选择的看法。这幅画张贴在南昌附近一座小城中的农民协会。画上的一侧是孔庙，另一侧是“世界公园”，其间绘上了马克思和列宁，而第三个位置却空着。中央一位穿着中山装的人拿着孙逸仙的肖像，却面对着孔庙画上写道：“孙本应在世界公园里，但是戴（季陶）却想要他在孔庙里。”[13]
公开宣布尊孔始于1928年。直到1927年底，还有一伙暴民拖着孔夫子的稻草模拟像穿过长沙的街道，痛打并焚毁它[14]，而且国民政府本身也已在2月15日下令废除官方的祭孔仪式，并把基金用于公共教育，其理由是：
孔夫子的学说是暴虐的。应用这些学说压迫百姓并奴化人们的思想已经两千余年了单就对孔夫子的狂热崇拜而论，是一种迷信的表现，它在近代世界里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当今中国是共和国社会。应当从公民的头脑中消除这些专制主义的残余。[15]
然而，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消除这种残余。1928年11月6日蒋介石敦促他的军官们把其闲暇时间花在研究四书上。[16]1931年孔子诞辰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假日。国民军受命对所有地方上的夫子庙宇予以特别保护。由于重视程度渐渐加强，1934年对孔子的崇拜达到顶点，当时叶楚伧作为国民政府的官方代表出席在曲阜孔庙举行的典礼[17]，这时曲阜重新成为民族圣地。
国民党从未停止谈论革命。但它恰恰在相反的意义上重新界定这个概念。正如陈立夫于1935年所说的，革命必须产生出“新”，这是周朝是一个新事物意义上的“新”，是缓慢调整和振兴古代及永恒原则意义上的“新”。[18]官方的党史宣称太平天国的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是截然对立的，国民党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真正的革命继承者。[19]国民党元老张继在1943年对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讲演中说，在革命之初，对历史上贤明的皇帝及忠臣的批判始终是一个幼稚的错误，我党早已纠正了这个错误。[20]基于这些情况，陶希圣写道，最初的国民党党史是难以捉摸和混乱的，因为国民党“既是太平起义军的后继者，又是曾国藩的继承人”[21]。而陶氏本人当时可能也是这样。直至1953年，这种混乱才消失，完全颠倒了革命的含义。根据陶氏的观点：“革命党人不仅仅是把明季清初经世致用的研究作为其基础的学者，而且还是吸收了西方思想的学者。”[22]
对曾国藩的日趋崇拜标志着国民党路线方针的变化。在1922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曾国藩仅仅去世半个世纪，中国人的生活已明显出现巨大的变化。到1932年，曾国藩似乎再度成为中国的活跃人物，他的著作以大部头再次发行，对其生平及其意义的讨论充斥于新书和杂志之中。曾氏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描述为清帝国中兴的杰出官吏和中兴的栋梁，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不仅维护了清政府，而且也保全了中国。他是最伟大的中兴政治家，作为思想家他甚至更为伟大。他是一位革新旧社会、具有远见卓识的非凡人物。
1928年以后，曾国藩与胡林翼的选集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党规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出版社源源不断出版了新的选本和蔡锷选本的新版本。党的领导人平时训话的一个内容就是命令军官研习这些格言。国民党把蔡锷和同治中兴日益紧密地连在一起，因为蔡锷把曾的“能力”、左的才干及江忠源的勇气，集于一身，所以他成为“青年人的楷模”。
这种把曾氏尊为圣人、把蒋介石神化为更伟大的曾国藩的提法并非未受到抵制，但是批评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在危机的年代里，蒋介石反复号召全民族要把曾国藩作为全国的典范。曾国藩无处不在：在抗日战争中他是精神动员的象征，他是十全十美的军事指挥家，党纪的化身，是学术界的仲裁者。他的言行证明，每一个人都可能通过勤奋刻苦和坚定的道德观念而达到自身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