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读经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出现了一场阻碍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的运动。据认为，由于以中学为体，因而只有科学技术需要从西方引进。胡适和蒋廷黻都警告说这是向已为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同治中兴模式的复归。[42]但是国民党领导人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历史并未证明同治中兴过时。根据蒋介石的观点，科学是需要一点儿的，但中国人的教育像中国文明一样，具有一种特殊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曾国藩及胡林翼的研究能够使这一基本特征得以充分维护。
不能把国民党的中兴学说当成一种玩笑而加以忽略。尽管这种学说荒谬可笑，然而它却是惟一一个有机会与共产党进行竞争的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而这场竞争的性质却由于坚持礼教而严重地受到影响。虽然国民党远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在此点上，无论是与之合作的小党派，还是在局部地区独立的军事领导人[43]几乎都无异议。
在国民党自己内部存在的分歧与此点无关。李宗仁这位反对蒋介石的“自由中国”领导人于1950年在纽约宣布：
在蒋介石以后，人们认为任何变化都会朝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经过一年的尝试后，人民发现，如果说蒋介石仅对金钱和剥夺人民的物质福利感兴趣，那么共产党人的目的就在于使百姓丧失他们的灵魂。
但是像蒋介石一样，李宗仁继续重申儒家社会学说的坚硬内核：
四千余年来，除了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血缘和文化遗产外，道德的规范把中国人民紧密结合于一体。孔夫子和我国其他的贤人哲士所阐述的这种道德规范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生存下来的惟一理由。这种道德规范通过明确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妹、师生、朋友之间的正确关系，使中国人区别于其他民族。[44]
这很容易被看成是恭亲王就立国之本的社会习俗原则的论述。
国民党的整个新中兴是一次凄凉的失败，其下场远比它试图模仿的同治中兴更加可悲。对地方的控制没得到加强。军队的士气也没有得到恢复。从未做出真正努力来借以复兴儒家的经济。最主要的是没有使儒家的价值观念及另外一些东西恢复活力。
把这种东施效颦称作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将会亵渎一个伟大的传统。名副其实的中国保守主义是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最后一次抵抗的。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转而欢迎一个由一批才能非凡的官吏组成的新政府；第一个中国近代外事机构使外交成为这个国家的有力工具；严重的叛乱被平息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受到极大的重视；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岁入增加，税收减低；新式军队显示出高昂的士气，以及制造并使用西方最先进武器的出色能力；从北京皇宫到中国文化世界边缘的遥远乡村，儒家的基本信仰都得到强有力的重申。
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在某些个别问题上，这种冲突是明显的；在某些问题上，这种冲突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基本抉择变得日益清晰：要么选择儒家遗产，要么选择以扩张国力为原则的那个险恶的新世界。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是中国遗产。他们要捍卫的主要目标恰恰是这个遗产，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他们怀着深情论述的“中国”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个国家。人们指责他们漠视百姓的沦落，但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他们力图使中国避免印度、缅甸、安南及埃及的命运，而且后来当日本的成功日益显著时，他们又试图掌握日本成功的秘密。但是他们发现代价太高昂了。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
注释
[1]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见《新青年》第2卷，1916年第3号。实际上，这一阶段的每一期《新青年》都讨论了这个题目。
[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1卷（香港，1949年），第203页；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4年）；我记录了1946年10月27日和陈伯达在延安会见时对此题目的论述情况。
[3]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裴巍（笔名）：《论曾国藩》，见《学习》（汉口），1948年第1号，第4—7页。
[4]蔡锷：《曾胡治兵语录》，见作者序言，引自《蔡松坡先生遗集》，1938年；1917年第1版。
[5]蒋介石在1932年重编的胡林翼选集，即《（新编）胡林翼军政录》（南京，第2版）中的前言里简单地回顾了这一步骤；在南京1946年第三次印刷的《蒋委员长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的1935年写下的序言里，他又提到了这个步骤。
[6]蒋介石1924年写的序言见“军事研究院”出版的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南京，1946年）。
[7]1924年4月29日戴季陶向黄埔军校的讲演，见《（1924—1925年）黄埔军校训练志》第2卷，第643—646页。
[8]《（1933—1934年）庐山训练志》第1卷，第200页。
[9]《（1933—1934年）庐山训练志》第1卷，第212—213、310页。
[10]《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刊》，第48—51、77—78、93—95页。
[11]谭延闿（组庵）致唐生智（孟潇）的信，引自徐彬的《曾胡谭荟》第一部分，见《国闻周报》第6卷，1929年第26号。
[12]朱其骅：《1927年的会议》（上海，1933年），第63页。
[13]朱其骅：《1927年的会议》（上海，1933年），第45页。
[14]戴遂良：《现代中国》（献县，1921—1931年）第7卷，第79页。
[15]戴遂良：《现代中国》（献县，1921—1931年）第7卷，第67页。
[16]戴遂良：《现代中国》（1921—1931年）第8卷，第143页。
[17]蒋介石1933年5月向驻扎湖北、湖南及安徽军队发布的命令，见程清编辑的《历代尊孔记》（上海，1934年），第50页。
[18]陈立夫的文章，见《东方杂志》第32卷，1935年第1号，第25—29页。
[19]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史概要》，引自王德良的《曾国藩之民族思想》，第13页。
[20]张继：《中国国民党史》，第5—6页。
[21]1943年末陶希圣为王德良的《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一书写的跋。
[22]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组织简述》，见《中国文化论集》（该书是为庆贺吴稚晖九十寿辰而编辑的纪念文集）（台北，1953年），第106页。
[23]陈立夫的文章，见《东方杂志》第32卷，1935年第1号，第25—29页。
[24]蒋介石演讲辞引用了此段，他把这段称为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及中华民族重建的目标，见《东方杂志》第36卷，1939年第6期，第56页。由康有为作出著名的解释、并为孙逸仙所喜爱的这段话的含意已经成为重大的争论题目。对于偶然读过这一段落的许多人而言，它似乎代表了一种自由与民主的乌托邦。它得到国民党的赞美：为了庆祝国民会议的召开，它的部分内容于1946年在南京被制成霓虹灯标语悬挂起来。它受到中国左派的攻击。对此，日本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这个学说具有极高的权威主义性质。几乎不能怀疑蒋本人也这样认为。文本见理雅各翻译的《礼记》（牛津，1885年），第364—366页。有关分析见板野长八：《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引自《近代中国研究》（东京，1948年），第167—204页。
[25]蒋介石的文章，见《民众运动方案法规汇编》第2卷（1936年底）（由国民党授权编辑，作为党的工作者在民众运动中的指导），附录第6页。
[26]《（1933—1934年）庐山训练志》第1卷，第356—357页，又散见全书。
[27]蒋介石对全国演讲的广播全文见《东方杂志》第38卷，1941年第6号，第41—44页。
[28]汪精卫与蒋介石：《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上海，1935年），第31—36页。
[29]《东方杂志》第36卷，1939年第6号，第55—56页。
[30]蒋氏有关国民党失败原因的原话是：“在大陆灾难性的军事败北不是由于共产党势不可挡的力量，而是由于组织上的崩溃、纪律的松懈及吾党党员的士气低落。”（1950年7月22日的讲话，见《蒋介石总统在1949—1952年的言论及信函选集》的官方英文译本，台北，政府发言人办公室，1952年，第45—54页）
[31]《庐山训练志（1933—1934年）》第2卷，第84页。蒋氏的民族主义的儒家学说标志着一个进程中的高潮，而这一进程早在1902年就警醒了梁启超〔梁：《论保教之说》，中文的原文及法文译文，见戴遂良：《近代中国》（献县，1921—1931年）第1卷，第161—171页〕。
[32]根据蒋氏的观点，胡氏是曾氏和所有其他中兴领导人所用计划的拟订者，但是胡氏死得太早，没有获得他应得的声望（《庐山训练志（1933—1934年）》第2卷，第241—245页）。
[33]蒋介石于1932年的《胡林翼军政录》一书写的序言。蒋氏说，自从1924年起，他就已经懂得了这些道理。
[34]同上。
[35]胡适与陈济棠会晤的详细叙述，见《独立评论》，1935年第142号，第17—24页。
[36]赖维周：《曾国藩治盗要略》，见序言及绪论。关于国民党要加强上层社会的力量及重新实行地方控制所采取的步骤的叙述，见戴德华：《革命后的重建：江西省和中华民族》，引自《太平洋事务》第8卷，1935年第3号，第301—311页。
[37]1939年1月19日蒋介石的电报原文见《东方杂志》第36卷，1939年第4号，第61—62页。
[38]1930年末由国民党出版的《前代御寇良规》，第1—2页。
[39]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书中的序言。
[40]见鲁涤平在《曾国藩剿捻实录》中写的编者序言，该序言写于1930年12月10日。
[41]陈叔华：《清代平捻作战之检讨》，见《时政季刊》，1948年第1号，第23—25页。
[42]见蒋廷黻针对陈果夫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教育问题的建议所做的回答，引自《独立评论》，1932年第4号，第6—8页；胡适文章的出处同上，1935年第145号，第4—7页，由《大公报》重印。
[43]山西领导人阎锡山将军有他自己的中兴楷模徐继畲，徐氏除了作为地理家和政治家（见第十章）著称于世外，还在组织山西的抵御太平军与捻军起义的活动中颇为有名（见阎锡山于1915年11月对其出版的徐继畲全集《松龛先生全集》所写的前言）。随后阎氏建立了被称之为“模范省”的儒家行政当局（见韦格编：《近代中国》第4卷，第335—358页）。回顾中兴的思想为大多数其他地方军阀政策陈述的特点。甚至冯玉祥也认为曾国藩的军训方法、个人节制、爱好学习、勤于职责的作风是值得崇敬效仿的。冯靠向共产党人，但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却使用曾国藩有关热爱百姓的军歌（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1947年）第1卷，第153—154页）。
[44]见《旧金山大事年表》，1950年3月12日，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