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同治”之前，英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强迫批准《天津条约》可能会削弱中央政府，并因此而危害英国在华的长期利益。[10]额尔金勋爵和葛罗于1860年分别由英国和法国政府派遣到中国，希望他们能够在不引起中国政府垮台的情况下达到他们的最低要求。外交大臣罗素在其指示中写道：
在执行华北行动方面，有一种陛下政府非常敏感的危险。[中国皇帝可能拒绝接受和谈条件而逃走]如果皇帝迫于欧洲军队的进军而放弃其都城，并被迫承认昏庸的中国朝廷一直蔑视的列强的优势，那么皇帝将在声誉上遭受巨大损失。
造反者会振作起来；帝国的高级军官会认为中央政权难以维持；地方政府可能会无力平息起义。总之，整个帝国可能遭受瓦解的危险。
女王陛下会对这种状况感到极大的不安。这种状况甚至可能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各种效忠的联系一旦被打破，就可能再也不能重新紧密地结合起来。
英国和法国公使与罗素的看法相同。葛罗向其政府报告说：
我惟一担心的是，出现皇帝逃到鞑靼地区的事件。所以额尔金爵士和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像希望的那样抵达天津，那么我们就应停在天津，在那里威胁北京，而不是进攻它。
皇帝确实逃走了，然而所担心的后果并未接踵而至。相反，一个新朝廷带着一项新政策返回，并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1860年以前，西方列强一直准备在华使用武力来维护他们所认为的自己的权益。1860年以后情况几乎完全颠倒过来：外国政府准备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和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使用武力，[11]而且现在他们变得极不情愿为了自身利益去使用武力。
商人与外交家的矛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兴的前景十分光明，因此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服从他们政府的领导。但是他们一直寻求能够立竿见影地为他们眼前利益服务的效果；当这些效果没有接踵而至时，他们就愤怒地要求恢复使用强制手段，并提出不顾及英国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甚至不顾及他们自己的长远利益的要求。[12]到中兴出现危机和最后失败的年代，多数英国寓华商人和许多英国传教士再次倒向旧观点，即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敌人，时刻准备犯下各种暴行，只有在暴力的威慑下才会有所反应。但是英国外交家们奉行一项耐心的调和政策，当他们偶尔被中国发生的情况所激怒，考虑使用炮舰时，他们的情绪也会受到英国政府的阻止。60年代后期排外浪潮达到高峰，当时甚至阿礼国都对谈判不抱任何希望，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坚持认为，暴力只能用来保护直接面临危险的生命和财产，绝不能用于惩罚和报复。凡是不能以温和手段在中国解决的问题都要提交到英国政府。
1864年英国和平地，如同处理日常事务那样地解决了一个英国士兵被一个中国人杀害的事件。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英国的新政策。正如《北华捷报》指出的：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几年前，不论是否被解释清楚，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正在进行的调查会被看成是一种障眼手法，以转移人们对暴行的真正凶手的注意力。已经作出的解释会遭到轻蔑的拒绝，根据现有的情况就会最终酿成一场战争。
英国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的辩护人而反对在华英国侨民的奇特角色[13]有一个早期的例证，即对长江贸易规划的修订。当商人抗议卜鲁斯“同意中国政府的限制性政策”时，英国外交部严厉地劝诫上海商会：修订后的长江规划是中国政府作出的让步；商人们认为被收回的权利，中国从未给予过；英国政府的政策是支持中国政府抵制对其权力的侵犯。更早些时候，卜鲁斯不顾当地侨民的愤慨而支持中国政府向居住在上海租界地内的中国臣民征税的权力。
英国商人只是在短期内接受了这项政策。到1865年底，他们期待的黄金时代没有来临，反对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尖锐激烈。在许多地区，被触怒的中国通们有说服力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北华捷报》的一位愤怒的读者写信给编辑说：
现在人们已习惯于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对外国人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或者做出任何坏事。像英国国王一样，一个中国佬不会做坏事。如果我们被逮捕并被斩首，或者被谋杀，那么编辑先生，您们的报纸将不会用文字捍卫在这片乐土上长期遭受苦难的人，这个世界将用沉默来‘公正地对待我们’
编辑部在回顾1865年时，也不像回顾1864年那么乐观：
在这年的开始，我们已经放弃对中国政府的彻底新生所抱有的那些乐观的期望，即在征讨太平天国时期及其之后一段时间里一直怀有的期望。外国代表们已经表达了所产生的各种倾向。这些外国代表显然极其渴望使中国政府了解西方列强的纯正动机。
寄到《北华捷报》表示义愤的信件越来越多。它们纷纷抱怨英国当局眼下并未保护英国的利益不受中国的侵犯。
强制似乎超出了当今一位英国公使的权力范围。在维护英国利益方面的长期疏忽应当被正式地载入史册。[14]
编辑部赞同道：
从曾经奏效的极端强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个如此强烈的反作用，以致我们现在面临着退到一项极端软弱的政策的危险。[15]
吵闹不会改变英国的政策。外交部继续指示英国公使对中国人的观点作出一切让步，宁肯使用说服而不动用武力，阿礼国严格地遵从对他的指示。当商人把中国人的弱点看成可以迫使中国人接受外国人要求的一个理由时，英国官员们却把中国人的弱点当成限制这些要求的一个理由。英国官员“对中国政治家们在造成变动时必然遇到的困境深为同情，因为这种变动遭到世界上最排外的国家里的保守情绪的谴责”[16]在阿礼国递交恭亲王的照会中，虽然他就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强调指出：中国必须采取主动，并且是在其适当的时候采取主动。[17]
结束炮舰外交的努力。在1868年和1869年间尽管出现了一系列排外示威，英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动摇。商人和传教士不断地要求使用炮舰，这种要求只是偶尔得到领事的支持，几乎未得到阿礼国的支持，而从未得到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的支持。[18]
第一次排外暴动发生于九江、扬州和镇江等长江下游地区。当谈判失败时，就地使用武力导致了问题的暂时解决。“强硬政策”的鼓吹者们满意地指出：
（他们早已）预见到在最近这段平静的统治下，清朝达官贵人的傲慢和顽固态度将日益嚣张，还预见到，一次力量的显示将使这些官吏们立即清醒过来。南方和北方的事件已充分地证实了他们的判断。[19]
事实上，所发生的事件并未证实他们的判断。就英国政府（肯定尚未中止地）鼓励中国中兴的“平静统治”而论，其目的不是挑起而是防止这类暴动，是为中国人提供时间去给新问题找出经过深思熟虑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应能减少由地方怨恨引起的偶然发生的盲目暴动事件。因此，英国官方的政策继续指望中兴的最初成功。克拉兰敦正式地谴责了支持在扬州使用武力的阿礼国和领事麦华陀，并表达了他对恭亲王政治家风度的钦佩。[20]
1868—1869年的台湾事件清楚地体现了英国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当有关神秘的药品被用来迫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谣言流传之后，在台南附近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被暴徒摧毁，代理领事吉必勋和一位下级海军军官为了迎合商人和传教士而立刻动用武力。比较节制的阿礼国向总理衙门呼吁罢免渎职的道台。克拉兰敦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1869年2月23日，他下令把吉必勋降职、归还索取的赔偿，并对采取的行动正式拒绝承担责任，理由是：
显然，[当地英国领事和海军部门的]这两个下属机构没有必要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任何关于生命和财产的危险至少在当时已经过去，而且已经过去了许多星期；这些机构未能做好善后工作，这是女王陛下的公使和北京的中国政府所讨论的问题。[21]
1869年1月在福州附近发生的事情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在那里英国领事要求海军支持传教士提出的一个要求。克拉兰敦就此再次重申了英国的政策：
“英国领事的措施有一种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挑起同中国当局和百姓发生冲突的直接倾向；我不得不命令你们为星察理先生所做的事情而严厉地训斥他。”[22]
1869年1月和2月，在汕头附近的“欧洲大甲虫（科克查夫特）”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英国只愿意在中国中央政府的认可下干预中国事务。当时，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凯帕尔与两广总督瑞麟商定动用英国海军支持一个正式的中国传教团获取因汕头附近排外活动所做的赔偿。但是，当地的领事和“欧洲大甲虫”号战舰司令在总督的特别代表抵达以前就采取了直接的行动。凯帕尔司令非常理解被任命的特别代表是来“赞助我们在中国领土上的行动”。在当时的气氛下，经过瑞麟同凯帕尔的会晤，问题很容易澄清：
这位总督说，军官们偶尔会犯错误；他自己也如此；但是由于双方上级之间完全彼此信任，凯帕尔阁下和他本人间就是如此，而且由于能够宽宏大量地对待这些行动与动机，这种事件就很容易解决，甚至将会加强相互敬重的纽带。[23]
但是，在英国国内，海军部赞成外交部的观点，即由于这种英国单方面的行动：
整个活动的性质因此而改变了；这项活动不再是中国当局自动提供赔偿的一种措施，而变成与中国当局无关的英国军队的行动[24]
这些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显然是由于中国中央政权无力实行充分的控制权力而引起的。甚至处于压力之下的阿礼国也感到，在“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外国列强可能不得不偶尔在局部地区使用武力，当然，他希望仅仅炫耀一下武力就能奏效，而不发生战斗。但是，英国政府仍坚定地认为，如果外国列强充分地自我克制，那么中国中央政府就能够去维持其权威。
有关中国事件的新闻触发了一系列的国会辩论。政府在国会辩论中阐明了立场。1869年4月5日，萨默塞特公爵以感到震惊的口吻谈到关于违反英国政府命令在台湾使用武力的报告。克拉兰敦答复说“这些行动是根本不必要的”，这种行动已经遭到训斥。他希望在中国的所有领事机构都要引以为戒。
一个星期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反对派提出李泰国关于有必要使用武力的观点。下议院的外交部发言人答复说，尽管英国使用了调和政策，可还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排外暴动，但并不是由于这项政策本身引起了暴动。他宣布在未来的意外事件中，英国公使要求助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只能在北京请求赔偿；如果任何领事在当地使用武力，那么英国政府将会拒绝对此行动承担责任。
翌年，反对派批评了在处理另一次反洋教暴动中阿礼国所持的克制态度，那次暴乱在1869年4月发生于安庆。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说，传教士无权驻扎安庆，并赞扬了中国当局予以协助的态度。克拉兰敦对此问题的概括是：
传教士在中国不明智的举动，由他们引起的中国当局和百姓的暴力，英国领事和传教士的要求海军当局所采取的过激及越权的报复行动，确实使女王陛下政府忧虑地等待着由每一个接踵而至的邮件都可能带来的情报。英国的主旨是通过友好的方式来维持同中国的交往，同时不应当由于英国臣民方面的不明智的鲁莽行动而中断这种往来。
甚至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英国政府仍然奉行这项政策。1871年3月24日，萨默塞特和格雷重申：反对传教士的暴动是由于传教士触犯了中国人的情感所引起的，必须制止英国海军军官的鲁莽行动。
英国关于中国主权的概念。1857年，当英国国会围绕亚罗战争进行争吵时，巴麦尊政府发现用国际法来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否认中国是一个具有合法权力的主权国家。如果这种主张曾经存在过，那么在《天津条约》批准后，它就站不住脚了。通过坚持派驻公使的权力，列强已经有意识地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了。
通过把中国政府看成好像是一个近代的主权国家的政府，英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恰恰为中国提供了成为近代主权国家的最有利的机会。从西方人的观点看来，如果没有这种完整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国家，那么中国政府永远不能取得它努力消灭滥用治外法权方面的进展。
1865年有关冲积土地所有权的雷诺兹和霍尔特案件，鲜明地体现了英国应用西方法律理论保护中国主权利益的方式。出于对上海外国团体的义愤，英国女王以中国皇帝的名义，开始起诉英国臣民。英国商人提出英国女王不是此案的当事人，无权干涉。上海租界最高法庭的英国法官答复说：
目前，如我所见，女王陛下通过条约形式从中国皇帝那里获取对中国土地上自己臣民的绝对司法权，因此不言而喻的是，女王陛下将强迫其臣民不仅要尊重英国本国的法律，还要尊重中国的法律。而且，所使用的程序不应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侮辱，即在自己的土地上（指上海租界）不会以一个起诉人的资格出现在外国法庭上，以此来强迫人们尊重中国法律。[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