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代末年中国的社会早就入了奴隶制的。看殷纣王有“亿兆夷人”，且曾以之服兵役，便可以知道那时奴隶制的规模已是怎样地宏大。周人把殷灭了，更把黄河流域的殷遗民也奴隶化了，维持着奴隶所有者的权威三四百年。但因奴隶之时起叛变（西周三百余年间时与南国构兵，宣王时《兮甲盘铭》有“诸侯百姓毋敢或入蛮宄贮（赋）”语，可知北人多逃往南方），农工业之日见发达，商业资本之逐渐占优势，尤其各国族相互间的对于生产者的诱拐优待……这些便渐进地招致了奴隶制的破坏，贵族中的无能者便没落了下来。这部贵族没落史，在官制的进化上也是可以看得出的。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
这是《礼记》的《曲礼》里面所说的古代官制。这儿包含着祝宗卜史的六大，在古时是最上级的天官，然而在春秋时这些都式微了，倒是“典司五众”的一些政务官大出其风头。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便是这个事实的隐括了。再进，更闹到“陪臣执国命”的地步，“天官”们的零落也就更不堪问了。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里面有句话说得最醒目：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这是走到末路的祝宗卜史之类的贵族们的大可怜相。这些便是“儒”的来源了。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不是由于他们本是奴隶而习于服从的精神的柔，而是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古之人称儒，大约犹今之人称文诌诌，酸溜溜，起初当是俗语而兼有轻蔑意的称呼，故尔在孔子以前的典籍中竟一无所见。《周礼》里面有儒字，但那并不是孔子以前的书，而且是经过刘歆窜改的。
儒所以先起于邹鲁而不先起于周或其它各国，记得冯友兰说过一番理由。大意是说周室东迁，文物已经丧失，而鲁在东方素来是文化的中心。我看这理由是正确的。《左传》定四年，成王分封鲁公伯禽时，曾“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比较起同时受封的康叔来特别隆重。这些最初所分封的“祝宗卜史”有一部分一定是殷代的旧官而归化了周人的，但是由这些官职之尊贵上看来，亘周代数百年间不能说完全为殷人所独占。
事实上鲁国在春秋初年要算是最殷盛的强国。例如桓公十三年鲁以纪郑二小国与齐、宋、卫、燕战而使“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足见那国力是怎样的雄厚。后来渐渐为它的芳邻商业的齐国所压倒，但它自己本身的产业也有进化的。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便告诉我们那儿已开始有庄园式的农业经济存在，土地的私有在逐渐集中了。就这样由于内部的发展与外来的压迫，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权力重心的推移，官制的改革，于是便产生了儒者这项职业。
儒，在初当然是一种高等游民，无拳无勇，不稼不穑，只晓得摆个臭架子而为社会上的寄生虫。孔子所说的“小人儒”当指这一类。这种破落户，因为素有门望，每每无赖，乡曲小民狃于积习，多不敢把他们奈何。他们甚而至于做强盗，做劫冢盗墓一类的勾当。《庄子·外物篇》里面有这样一段故事：
儒以诗礼发冢。
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
接其鬓，压其，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剔其颊，无伤口中珠。
这是一篇绝妙的速写，“胪传”是低声传话的意思，写得很形象化。即使认为是“寓言”或小说，都是社会上有那样的事实才在作品里面反映了出来的。
但是在社会陵替之际，有由贵族阶级没落下来的儒，也有由庶民阶级腾达上去的暴发户。《诗经》里面，尤其《国风》里面，讽刺这种暴发户的诗相当地多，那也就是一些没落贵族的牢骚了。暴发户可以诮鄙没落贵族为文诌诌，就是所谓“儒”，而文诌诌的先生们也白眼暴发户，说声“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更激烈得一点的便要怨天恨人而大呕其酸气了。尽管这样互相鄙视，但是两者也是相依为用的。暴发户需要儒者以装门面，儒者需要暴发户以图口腹。故儒者虽不事生产（实不能事生产），也可以维持其潦倒生涯。相习既久，儒的本身生活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既腾达的暴发户可以豢养儒者以为食客或陪臣，而未腾达的暴发户也可以豢养儒者以为西宾以教导其子若弟，期望其腾达。到这样，儒便由不生产的变而为生产的。这大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儒”了。这是儒的职业化。
儒既化为了职业，也就和农工商之化为了职业的一样，同成为下层的人选择职业的一个目标。因此世间上也就生出了学习儒业的要求来。本是由上层贵族零落下来的儒，现在才成了由下层的庶民规摹上去的儒了。孔子是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一位大师，他的一帮人竟集到了三千之多，他能够有那样的旅费去周游天下，能够到各国去和王侯分庭抗礼，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文献，向例不大谈社会的情形，但我们也应该有点举一反三的见识。孔子的这个“儒帮”都有这样的隆盛，我们可以反推过去，知道当时的工商业的诸帮口，农业的庄园，也一定是相当隆盛的。
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同时也就是知识的普及化。从前仅为少数贵族所占有的知识，现在却浸润到一般的民间来了。这与其说是某一位伟大的天才之所为，无宁说是历史的趋势使之不得不然的结果。时势不用说也期待天才，天才而一遇到时势，那自然会两相焕发的。孔子是不世出的天才，我们可以承认，但他的功绩却仅在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来了的这一点。古人说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这话究竟该打多少折扣，暂且不提，但是《诗》、《书》、《礼》、《乐》、《春秋》都是旧有的东西，并不是出于孔子的创造。就拿思想来说吧，儒家的关于天的思想，不外是《诗》、《书》中的传统思想，而最有特色的修齐治平的那一套学说，其实也是周代的贵族思想的传统。从旧文献上去找证据要多费一遍考证工夫，难得纠缠，我现在且从周代的金文里面引些证据出来。厉王时代的《大克鼎》、《虢旅钟》、《番生簋》、《叔向父簋》，便都是很好的证据。
《大克鼎》：穆穆朕文祖师华父，冲让厥心，虚静于猷，淑哲厥德。肆克（故能）恭保厥辟恭王，王家，惠于万民，柔远能迩。肆克友于皇天，顼于上下，贲屯亡敃（浑沌无闷），锡厘亡疆。
《虢旅钟》：丕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贲屯亡愍（浑沌无闷）。……皇考严在上，翼在下，溥溥（蓬蓬勃勃），降旅多福。
《番生簋》：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擢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丕元德，用绸缪大命，屏王位。虔夙夜敷求不僭德，用谏四方，柔远能迩。
《叔向父簋》：余小子嗣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仪，用绸缪奠保我邦我家。作朕皇祖幽大叔尊簋，其严在上，降余多福系厘，广启禹身，擢于永命。
（为求易于了解起见，凡古僻文字均已改用今字，《史记》引《尚书》例如此。）
请把这些铭辞过细读一两遍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大道理，岂不是都包含在这里面吗？做这些彝器和铭文的都是周室的宗亲，但他们所怀抱着的修己的德目，仍然是谦冲、虚静、和穆、虔敬，足见得尚柔并不是殷人的传统，也并不是狃于奴隶的积习使然。故尔这些铭辞，同时也就是胡适的那种观念说的最倔强的反证。而且胡适所说的由孔子所“建立”的“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其实也已经被包含在这里面了。这些铭辞正表现着一种积极进取的仁道，其操持是“夙夜敷求”，其目的是“柔远能迩”，并不那么退撄；而使我们感觉着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话，读到这些铭辞是可以得到新的领会的。
〔补志〕此文以一九三七年五月尾作于日本，曾发表于《中华公论》创刊号（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出版），原题为《借问胡适》。《中华公论》为钱介磐同志主编，仅出一期，即以抗日战争扩大而停刊。
注释
[1]本篇初见于1937年7月《中华公论》创刊号，收入重庆文学出版社1942年4月出版的《蒲剑集》，和文治出版社1945年3月出版的《青铜时代》。现据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编入。
[2]《吕氏春秋·审应览·重言》云：“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对此故事作为慎言解，可见儒家解释直到战国末年，也尚未成为定论。——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