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批评界中，有一种不好的习气充溢着。批评家每每藏在一个匿名之下，谈几句笼统活脱的俏皮话来骂人。我觉得这真不是一种好习气。批评家为主义而战，为真理而战，原是正当的天职；不过为尊重主义起见，为尊重真理起见，为尊重论敌的人格起见，总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堂堂正正地布出论阵来，也才能使人心服，才能勉尽其天职于万一。人之欲善，谁不如我？讥讪之伤人，毒于暗刀冷箭，不惟不能折服人，反而激成一种反动。不怕自己的论敌就是十恶不善的人，他也会生出一种执着，永无改善的希望了。
据我个人的意见，批评是当生于一种渊深的同情。父母爱儿，见他有错误时，不惜打他骂他。但他们的打骂是以爱为根据的，是有一掬的眼泪为其调和剂的，所以受他们责楚的儿女也少有实心怨恨他父母的人。我想批评家的态度也当如是。批评家总当抱着博大的爱情以对待论敌或其他的对象，不当存一个“惟我独醒”的成见来拒绝人于千里之外，至于隐姓匿名，含沙射影之举，更表示得自己卑怯了，这更可以不必。批评如果出于同情，出于对于敌人的爱意，即使辞意峻严，形近攻击，但也可以问心无愧，可以放诸四海而无隐。
不过批评家要走到这一步境地，恐怕也是难能的事情。落到我们年青人，尤为是难之又难的了。我们年青人血气方刚，好勇斗狠，每每爱强不知以为知，损他人以益己。我自己内省我自己，便不免时有这种毒龙的爪牙，在我内心中拏噬，想起古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一句话上来，真不免要汗流浃背了。总之，人生是一切事业之基，我们从事于一切的事业之中，总当时时内省自己，使自己的生活常常趋近理想的标的，然后所发出来的言论，所做出来的事业，才能真有生命，真有价值，这个我愿意和我表同意的朋友们共同勉力做去。
我对于国内评坛的感想只能说出上面的几句话，以下我要说及我从事于创作上的态度。
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芦笛。
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Impulsivist，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程，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所以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我也没有那种能力。
我既晓得我自己性格的偏颇，意志的薄弱，但是我也很想从事于纠正与锻炼。我对于我不甚嗜好的科学也从事研究，我更决意把医学一门作为我毕生研究的对象。我研究科学正想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渐渐坚强起去。我研究医学也更想对于人类社会直接尽我一点对于悲苦的人生之爱怜。
反乎性格去从事纠正与锻炼，也不能完全无补。我近来对于客观的世界也渐渐觉得能够保持静观的态度了。不过我对于艺术上的见解，终觉不当是反射的（Reflective），应当是创造的（Creative）。前者是纯由感官的接受，经脑神经的作用，反射地直接表现出来，就譬如照相的一样。后者是由无数的感官的材料，储积在脑中，更经过一道滤过作用，酝酿作用，综合地表现出来。就譬如蜜蜂采取无数的花汁酿成蜂蜜的一样。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应得是属于后的一种。所以锻炼客观性的结果，也还是归于培养主观，真正的艺术作品当然是由于纯粹的主观产生。
至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问题，我也曾经思索过。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武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言一句，都是文艺的坠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这种作家惯会迎合时势，他在社会上或者容易收获一时的成功，但他的艺术（？）绝不会有永远的生命。这种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我从前也怀抱过来；有时在诗歌之中借披着件社会主义的皮毛，漫作驴鸣犬吠，有时穷得没法的时候，又想专门做些稿子来卖钱，但是我在此处如实地告白：我是完全忏悔了。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它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不必在纸面上定要有红色的字眼才算是血，不必在纸面上定要有三水旁边一个戾字的才算是泪。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不必定要精赤裸裸地描写社会的文字，然后才能算是满纸的血泪。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不然，只抱个死板的概念去创作，这好像用力打破鼓，只能生出一种怪聒人的空响。人的感爱力是有限的，人的神经纤维和脑细胞是容易疲倦的，刺激过于强烈的作品很容易使人麻痹，颠转不发生感受作用。
总之，我对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不承认他有成立的可能性的，我这个主张或许有人会说我是甚么艺术派的艺术家的，说我尽他说，但我是不承认艺术中可以划分出甚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人。这些空漠的术语，都是些无聊的批评家——不消说我是在说西洋的——虚构出来的东西。我认定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只如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一样，他们是两两平行，绝不是互为君主臣仆的。而有些客气未除的作家或者批评家，更借以自行标榜，在口头笔下漫作空炮的战争，我觉得只是一场滑稽悲喜剧罢了。
有人说：“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十分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在她的无用之中有大用存焉。它是唤醒人性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圣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是……，它是……，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我这篇文字的动机，是读了沈雁冰君《论文学的介绍的目的》一文而感发的。雁冰君答覆我的这篇评论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我很钦佩。不过在落尾处有一段论作家的文字，我还嫌稍微隐约含糊了一点。至于括弧中“猪”的一句骂詈语，因为我读书太少，我还不知道出处。但是骂我国的同胞是“猪”，这是我们听惯了，见惯了的。倚资本主义为爪牙，倚物质文明为利器的东西洋人，骂我们无抵抗能力的中国人是“猪”。这是我们听惯了，见惯了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现状，混沌到不可名状的地步，并不是“猪”的人太多，实在是“非猪”的人太多了的缘故。一些买些东西洋人的烂枪旧炮来在我们头上蹂躏着的军阀，一些采仿资本主义来在我们心坎上吸吮着的财东，这些都是“非猪”的东西洋人的高足弟子，我们中国的糜烂都是他们搅出来的。我在此诚恳地劝告沈雁冰君：这些“非猪”的人尽可以诅咒，不要再来诅咒我们可怜的同胞，我们可怜的失了抵抗能力的一群羊儿——或者可以说是猪儿。这种骂法觉得使我们伤心得很！雁冰君的答辩，本来再想从事设论，不过我在短促的暑假期内，还想做些创作出来；我就暂且认定我们是意见的相违，不再事枝叶的争执了。我们彼此在尊重他人的人格的范围以内，各守各的自由罢。
十一年八月二日，上海
注释
[1]原载1922年8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最初发表时，篇末有一长段文字，说明“这篇文字的动机，是读了沈雁冰君《论文学的介绍的目的》一文而感发的。”1925年收入《文艺论集》时删去。1958年编入《沫若文集》第10卷时，文字有较大改动。现据《学灯》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