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洪水》上做了几篇有关社会思想的文章，赞成我的人不消说是很多，而反对我的人也有一小部分。
在这小部分的反对者里面，有的在思想上根本是和我立在敌对方面的人，如像有一派迷恋于英雄思想的国家主义者和一派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他们在口头笔上都在向我中伤。他们说：“你是一个文学家，你写写诗，做做小说也就够了，要谈甚么主义哟！”这样的话我觉得真是好笑。好像一种主义是应该有一种甚么包办的人才来专卖的一样，而他们的国家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也好像只该得由他们一些包办的人才来谈谈，是应该把“文学家”摒诸化外的。真是笑话。他们有的把国家主义者克莱曼梭奉为先生，有的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奉为神明，然而克莱曼梭是做过小说的人，克鲁泡特金是做过诗的人，他们好像是不曾晓得的一样。他们以一点浅薄的学识，狭隘的精神，妄想来做民众的指导者，一有人指摘了他们的不是，他们便弄得耳烧面热，手忙脚乱，逢人便信口弄其雌黄，真是可怜可悯。这类的人我不愿意和他们饶舌，我始终劝他们多读两本书，把自己的见识稍稍恢宏一下，然后再来鼓吹，也免得徒是欺人欺己呢。
还有是很表同情于我的人，他们看见我近来没有做小说，没有写诗，只是埋头于社会思想的论述，他们很在替我担忧。他们觉得我的天职是在做个文人，我一把文学的生活抛弃了，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文学界上也遭了一个很大的损失一样。这样亲切的同情不消说我是感谢的，但我自己也实在有点不敢拜领。我在文学上究竟有了多少造就，我自己很惭愧，我不敢夸一句大口。我从前是诚然做过些诗，做过些小说，但我今后也不曾说过就要和文艺断缘。至于说到我的思想上来，凡为读过我从前的作品的人，只要真正是和我的作品的内容接触过，我想总不会发见出我从前的思想和现在的思想有甚么绝对的矛盾的。我素来是站在民众方面说话的人，不过我从前的思想不大鲜明，现在更鲜明了些，从前的思想不大统一，现在更统一了些罢了。但是要说从事于文艺的人便不应该发表些社会思想上的论文，这是无论在哪一国的法律上都不会有这样的规定的。要说从事于文艺的人便不应该感染社会思想，这是根本上的一个绝大错误。这个错误观点在社会上很有巨大的势力，而在一般嗜好文艺的青年心里，尤为容易先入，以搅乱他们的志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等闲的问题，所以我在这儿很想来讨论一下。
第一，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决不是单方面的。他有道德的情操而同时也有审美的情操，他有感情的活动而同时也有智识的活动。这种种的活动即是同出于一人，他们的因果总是互为影响的。这在推论上是理所当然，而在实际上也是事所必然。并且一个人的种种精神活动能够彻底融洽，互为表里，就是一个人的智情意三方面的发展均能完满无缺而成为一个整然的谐和，这在一个人的成就上可以说是最为理想的。那么一个人虽已从事于文艺的活动，又何尝不可以从事于思想上的探讨呢？假使他思想上的信条和他文艺上的表现尤能表里一致时，那么他这一个人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不至于蹈虚，而他这一个人的文艺是有他整个的人格作为背境的。这样的文艺正是我们所理想的文艺，怎么能够说从事于文艺的人便不应该感染社会思想呢？
而且一个人生在世间上，只要他不是离群索居，不是如像鲁滨孙之飘流到无人的孤岛，那他的种种的精神活动，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的。他的时代是怎么样，他的环境是怎么样，这在他的种种活动上，形成一些极重要的决定的因素。他之不能和这些影响脱离，犹如不能和自己的呼吸运动与血液循环脱离是一个样子。便单就文艺而论，所以一个时代便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环境便有一个环境的文艺。生在电影还未发明的时代的诗人，他不会做出捧电影明星的诗；时常和电影明星相往还的人，他自然会做出甚么“亲王”、甚么“女士”的文艺了。这是必然的因果，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
固然人的气质各有不同，人的经验也各有不同，即使同一时代、同一环境的人，他们所受的社会的影响是不能完全一致的。譬如青年人和老年人，粘液质的人和神经质的人，他们的感受性便是各有不同的。但这所谓不同只是量的不同，不是质的不同。就是在同一的时代、同一的环境之下当然要感受同一的影响，只是感受的态度有顺有逆，影响的程度有深有浅，意识到这种影响的程度有明有暗而已。
那么，生在社会思想已经发生了的时代和环境里面的作家，怎么能够不感染社会思想的影响呢？
本来从事于文艺的人，在气质上说来，多是属于神经质的。他的感受性比较一般的人要较为锐敏。所以当着一个社会快要临着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被压迫阶级被凌虐得快要铤而走险，素来是一种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快要成为具体的表现的时候，在一般人虽尚未感受得十分迫切，而在神经质的文艺家却已预先感受着，先把民众的痛苦叫喊了出来，先把革命的必要叫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前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譬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兰西大革命，这是欧洲第三阶级的市民对于第一阶级第二阶级的王族和僧侣的阶级斗争之最具体的表现，在一七八九年之前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之思潮以为先导，在法兰西本国也有卢梭、佛鲁特尔等文艺家作为自由思想的前驱。第三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资本家逐渐发展起来，世界的财富逐渐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于是又产生出无数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日日榨取无产阶级，现在已经又达到第四阶级革命的时候了。主张第四阶级革命的思想，现在我们就简称为社会思想。这种社会思想的前驱者，如像马克思，他年青的时候本是想成为一个诗人的。如像早死了的雪莱（他的早死马克思很替他悼惜，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驱），在我们中国怕只晓得他是诗人的。更如像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导师列宁，他对于文艺的造诣比我们中国任何大学的文科教授、任何思想界的权威者还要深刻，决不像我们专靠主义吃饭的人只有做几句“之乎者也”的闱墨式的文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