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也冲进了“三农”校园。在这股浪潮中，朱蕴山通过旅外同乡和芜湖科学图书社购进了不少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独秀文存》、《唯物论基础知识》、《共产主义A、B、C》、《赤都心史》、《俄乡记程》等。他还在校内组织了“读书会”，组织师生学习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主张“以俄为师”。国文教员钱杏邨②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革命事迹和文章，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王明于1920年下半年，作为“三农”第二届学生，考入“三农”学习。同班同学有王逸常、桂尊夏、桂尊秋等人。他们非常要好，还曾“调兰谱”。③
王明由高小步入“三农”，开始并不了解“三农”的培养目标和学习农业专业的意义，但进步的校园环境很快使王明受到熏陶。入学不久，王明写了一首白话诗，题为《进三农》：
（一）
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
子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走出去，
孔子骂他是个小糊涂。
（二）
我今进三农，学农又学圃，
可是我家贫无立锥土。
试问英雄何地可用武？
纵然学了圃和农，
也只象无米难炊之巧妇。
（三）
祖母娘家穷务农，
母亲娘家只有小块圃。
从小到今亲眼见，
两家生活何其苦！
吃不饱来穿不暖，
房子破了没钱补。
（四）
有人说：发展农业能救国，
有人说：发展商业才不落伍。
有人说：发展科学教育与实业，
我国再不受人侮。
倘真农业能救国，
我愿为农又为圃。
王明班级的国文教员就是钱杏邨。钱杏邨渊博的学识、进步的思想对王明的成长起了一定作用。有一次，钱杏邨以《我的家乡》为题，让学生们写一篇作文。王明以及同班同学王逸常、桂尊夏、桂尊秋等人的作文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其中桂尊秋的作文，以深厚的感情写出了家乡农民由于受压迫而发出愤怒和反抗的情景。钱杏邨看后大加赞扬，他在评语中写道：“是血泪的文章，是呼吁的作品，是战斗的檄文，思想和艺术都有立为吴山第一峰之慨。”并将此作文和批语抄在墙报上供同学们阅读。
“五四”运动以后，“三农”也成立了各种进步社团，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在朱蕴山、桂月峰等指导下，“三农”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办起了平民夜校，还深入社会，组织了六安农会，号召农民争取实现“永佃权”和“耕者有其田”。1920年秋天，学校组织了爱国剧社，在六安县公演了话剧（当地群众称之为文明戏）《朝鲜亡国惨史》、《不平鸣》、《新家庭》等。这些剧目都由“三农”师生们自导自演，在六安县开创了上演现代戏之先例，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兴趣，纷纷前来观看。
王明看后写了一首题为《前覆后戒》的五言律诗：
印度遭英灭，朝鲜被日吞。
人民作犬马，财富任牺牲。
祖国睡狮弱，帝强饿虎狰。
同胞快觉醒，奋战以图存！
王明在“三农”时专心读书、成绩优异。“三农”的国文课不同于私塾中的旧式八股文，这里既要求学生会写文言文，又要求学生能作白话文。钱杏邨老师在国文课教学中，反对尊孔读经，积极倡导白话文。王明由于在志诚小学期间，在詹谷堂教育下学过写白话文，所以在“三农”期间的国文课成绩很优异。
据同班同学王逸常回忆：
“我与陈绍禹都是班上学习较好的同学。当时老师批改的作文本，每次都按写作的好坏次序发放，最好的放第一本。每次发放的第一本不是我的，就是陈绍禹的。凡写文言文时，往往我是第一本，凡写白话文时，陈绍禹往往是第一本。他的白话文写得很生动。”
“三农”作为新式学校，开设了英文课和理科、农科等私塾中没有的学科。这对王明而言虽然学来有些吃力，但他以极大的兴趣去攻读这些学科，特别是英文。王明学外语的自然条件并不算好，但他肯读，肯背，所以进步很快。
王逸常回忆说：“陈绍禹舌胎突突的，学习外语自然条件不好，可是他肯读，常常反复地练，所以，英文也学得不错。”
王明后来到苏联后，俄语学习的快，这与他在“三农”的英语基础及其学外语肯花力气是分不开的。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曾经总结过一条人才成长的规律：“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王明作为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学习是刻苦用功的。假期是学生的天堂，但寒暑假对于王明，倒像是改换学习地点的学期延长。在“三农”期间，王明的假期也主要是在学习中度过的。
据他的妹妹王营回忆：“上中学及大学后，由于科目多，学习就更忙了。每年放寒暑假后，他要带一些同学到家里来，父母就专门为他准备一间房子，让他和同学一起学习。他们经常十几人一起，上午看书，下午讨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由于学习努力，绍禹的成绩一直是很好的。即使有时某门功课差些，他也会认真去找原因，花更多时间去学习，直到学好。他还注意劳逸结合，在学习之余，总爱约几个同学一起到城外去钓鱼，轻松一下。”“三农”的新潮思想和民主空气，对王明的思想发展也产生了影响。在校园内王明还只是一个认真学习的普通学生，回到家中，王明也可以算是一位激进的反封建斗士了。
“当时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妇女都要缠脚。绍禹在六安读书回家时，就不准我们缠脚。他每天起得早，只要看见谁缠了脚布，不管脏不脏，一概要扯掉。开始大家有点想不通，所以扯掉又包上。绍禹就多次给妈妈及姐妹做工作，说明缠脚的害处，大家觉得对。以后姑姑和我们姐妹几个就没有再缠脚了。绍禹还反对我们扎耳朵、吊耳环，总是把姐妹耳环的线剪断。”
不过，在“三农”学习时的王明虽然也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但他基本上以学习为主，只是学生运动中的普通一员，而且有时还落到了学生运动的后面。
下列三件事，可见王明当时的思想和活动状况：
一是参加抵制日货运动。
“三农”是皖西新文化运动的火种。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三农”，“三农”就沸腾了。在校长沈子修、学监桂月峰、文读朱蕴山的支持与指导下，“三农”学生联合六安县内其他学校学生，于5月8日在县里举行了游行示威，声讨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积极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在“五四”运动后，“三农”学生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他们组织了日货纠察队，首先把自己日常用的洋皂、洋毛巾、洋布、洋瓷器、洋伞等日货集中到县里的老衙门台上，浇上汽油，当众烧毁。然后同学们在校长沈子修发表演说之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同学们边走边唱：“黑奴红种相促进，唯我黄人梦未醒……”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也感染了县里的工人和市民们，他们也纷纷自动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王明虽然只是这场运动的参加者之一，但砸了洋瓷盆，换上土制的陶瓷盆，上街宣讲抵制日货的意义，对于激励王明在内的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
二是参加声援“六·二”运动。
1921年，安徽省政府在编制预算时，将前两年节存的教育经费拨给“公益维持会”，作为省议会三届选举之用。这件事引起了安徽省教育界人士的极大愤慨。6月2日，省议会设宴欢送倪道朗、马联甲等议员去蚌埠参加6月7日安徽省军阀倪嗣冲生祠落成典礼。他们走后，议会讨论教育经费一事就将延长无期。于是，省教职工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一面推选代表到省议会请愿，一面集合师生到码头把守，不准他们上船。当师生请愿代表到达省议会门口要求议长接见时，马联甲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学生50余人，其中以六安、英山、瞿山三县死伤学生最多。被打死的学生中有英山县的姜高畸和合肥的周肇启等人。姜高畸等人惨遭杀害，引起“三农”学生和全省人民的愤慨。
“三农”学生们在6月3日接到“六·二”惨案通电后，立即整队上街游行示威，发动全县实行罢课、罢工、罢市，并成立了“六·二”惨案后援会。“三农”选派桂尊秋、张月潭、李元儒、万重远、戴汝成等人，星夜赶赴省会安庆，与全省各地代表一起，向省长聂宪藩提出抗议，在军阀马联甲公署门前示威。学生们散发传单，声讨马联甲罪行，搜索省议长和“公益维持会”分子，痛打了怀宁地方检察长刘以带及反动议员马仲武，同时向死难家属表示慰问。当时，省学联以许继慎（六安人）、舒传贤（瞿山人）为核心，使斗争迅速发展，并得到京、沪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学联的驰电声援。
北京的教育部见众怒难犯，电示安徽省教育厅出面调停。省政府被迫答应：维持增加教育经费案；惩办凶手；承认死者姜高畸、周肇基为烈士，拨6000元为抚恤金，4000元为安葬费，在安庆菱湖公园修建祠墓和血衣亭，给受伤学生每人每年补助调养费31元。至此，“六·二”事件才基本平息下来。
王明也参加了这次运动，为悼念姜高畸等死难同学，他还写了题为《高琦不死》的诗予以纪念：
死于军阀手，活在青年心。
英雄倒一个，继起千万人。
据王明“三农”同学王逸常和桂尊秋等人回忆，王明在“三农”期间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不过。在运动中王明态度不激进，较温和。“当时，学校分成两派，保守派与激进派。陈绍禹既不站在激进派一边，也不站在保守派一边，而是站在中间立场，采取温和态度。”
三是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
进入1924年，“三农”在沈子修、桂月峰等人的领导下，在安徽境内已是以民主激进闻名，这也引起了安徽省军阀政府的仇视。1924年初，安徽省教育厅下令撤换沈子修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先黎为校长。
学监桂月峰、进步教师钱杏邨等为此忿然离开了学校。
沈子修是安徽省著名的教育家、激进的民主人士。他主持“三农”期间，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使“三农”成了安徽省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省教育厅任命的刘先黎则是一个思想顽固保守的封建卫道士。他来到“三农”后，拉拢社会上的士绅官吏，压制学校的进步势力，在“三农”刮起了一股复古守旧风，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
刘先黎先是用小恩小惠来分化瓦解学生：宣布王明等家境贫寒的学生可以免交伙食费和其他费用，以此换取一部分学生支持他；然后又对一些坚决反对他倒行逆施的进步学生施以强力。有一天晚上，刘先黎召集全校人员大会，事先请来的军警布满了会场。大会开始后，刘先黎首先登台讲了一套封建教育的规则，然后就当众宣布逮捕刘焕西等进步学生。会场顿时大乱，学生们冲上台去，与军警发生了冲突。
在这场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斗争中，全校400名学生被开除了180名，其中包括一大批即将毕业的学生。然而，此时仍以“唯有读书高”为宗旨的王明，却站到了支持刘先黎的一边。
据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当事人桂尊秋回忆说：
“全校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反对刘先黎，只有陈绍禹等少数人支持他。陈绍禹甚至支持刘先黎用武力镇压学生。我当时就跑到六安附近的农村，后来回了家，也顾不得毕业不毕业之事。后来，听说刘先黎把所谓‘闹事者’都开除了。我也被开除了。陈绍禹是毕业离校的。”
在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这场斗争中，王明站到了广大同学的对立面，拥护武力镇压学生的反动校长刘先黎。这固然与王明家境贫困，需要校方给予照顾有关。但也反映出在新旧思想冲突的年代，王明虽然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和现代文化知识，可是古老的封建礼教仍然束缚着王明，贪虚荣、求名利仍然主导着王明的思想。就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王明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唯书”、“唯上”的束缚，这在几年以后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有着更为充分的表现。
五、进“商大”
1924年夏，王明由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简称“商大”。
“商大”创办于1920年，位于武昌三道街，是在原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汉大学就是由商科大学、中华大学和高师等校联合而成立的。“商大”是国立大学，实行公费制，设有财经系、商业系、会计系、经济学系等专业。它除开设许多财经方面的专业课外，还开设英、日、法等外语课。学校学制五年，其中预科一年，本科四年。
王明考入“商大”后，先进预科学习，住在商大学生宿舍一栋寝室。和他同班的有远房弟弟陈一新（陈绍燧）、老乡程兆溟，以及梁仲民、詹禹生、陈楫生、胡佩禹等人。
王明之所以报考商大，由“农”转“商”，也可能受其父亲做过小生意的影响。不过，商大是国立学校，实行公费就读，这恐怕是吸引家境贫穷的王明前来就读的主要原因。
入学前，虽然父母亲都支持王明到武汉上大学，但怎奈家境贫寒，无力为其凑足路费和上学的经费，只得向别人借钱。王明不仅在金家寨向亲朋好友借，还跑到15里外的袁家岭向友人借。他东借西凑，仍是不足，最后还是母亲喻幼华把半生零星积攒的七块大洋全部拿出来，才勉强凑够。
王明为此曾挥泪写下了题为《七块大洋》的诗篇，抒发了对慈母的感激之情：
枕边摸索七元洋，慈母交儿泪两行；
知道此钱升学少，半生辛苦积私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