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个人生活：旅行、写作与婚姻(1)

1.人必须有一次环球旅行，看世界的风景

在钢铁厂的运转步入正轨后，我终于有机会去实现周游世界的夙愿。1878年秋，我和范德沃特先生（范迪）就动身了。我带了一些纸笔，每天记上一些东西；倒不是为了出书，而是想着可以打印出来一部分在私人圈子里传播：一个人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印刷成书的感觉一定很美妙。当印刷厂把样书寄来之后，我又读了一遍，以确定这本书是否值得送给朋友。

出乎意料，朋友们的反响强烈，都很喜欢这本书，至少是喜欢其中的某些部分，这让我很满足。每个作者都渴望获得他人的赞美。最初的称赞来自费城大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克瑟尔的抱怨信，说我剥夺了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还说自己一打开这本书就爱不释手，一直到凌晨两点将其读完。此后我陆续接到类似的来信。有一天早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亨廷顿先生遇见我，告诉我说他正要恭维我一番呢。

“为什么呢？”我说。

“哦，因为我把你的书通读了一遍。”

“这样啊，”我说，“那并不算是恭维，我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

“哦，我知道，不过可能你的朋友并不像我那样。有许多年，我除了账本之外一本书也没有读过；本来也没打算读您的，但一翻开就放不下了。在过去的五年间，账本是我读过的唯一的书。”

朋友出于爱护，可能会对该书有太多溢美之词，但从他们那里拿到这本书的人也宣称很喜欢它。就这样，有几个月我一直陶醉其中。应众多朋友的请求，这本书后来又加印了几次，其中的一些章节还被摘录出来，和评论一道发在报纸上。最后，查尔斯·斯科莱布诺的儿子希望能够应市场的需求出版这本书，《环球旅行》因此问世，我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

这次旅行为我打开了新的视野。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其时斯宾塞和达尔文的理论发展到了高峰，我深深着迷于他们的理论，在中国，我读到了孔子；在印度，我读到了佛经和其他宗教的经典；在孟买，我从帕西人那里知道了拜火教。这次旅行让我的精神获得了平静，曾经的混乱如今变得有秩序，我的思维也得以休息，并拥有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基督说的“天国与你们同在”，对我也有了新的意义：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而是此时此刻天国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所有责任都在这个世上，都在眼前，试图凝视那超出视野之外的努力都是徒劳而无结果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伟大导师：有的是佛陀，有的是孔子，有的是佐罗亚斯特，有的是耶稣基督。这些伟大导师所教授的在伦理上都是相似的，因此那位我可以自豪地称为朋友的马修·阿诺德说：

有谁不曾带给微弱的希望以信心吗？

有谁不曾像雨一样滋润干枯的心灵吗？

有谁不曾为失落而哭泣，但是你必须重新振作。

环球旅行者，在仔细学习东方国家不同宗教的经典之后，会大有收获。他会发现每个国家的民众都认为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是最好的。他们为自己生存于那片土地而兴奋，生存于他们神圣国界之外都是可怜的、不幸的。大多数国家的居民都为此感到幸福，他们确信：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环球旅行》中有两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在新加坡附近的一片树林里，有几个木材工人忙碌着，他们的孩子光着身子在玩耍，家长们穿着宽松肥大的破衣服。我们被这个场景吸引住了。我们请向导告诉他们说，我们来自一个国度，那里的池塘（和眼前的一样）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结冰，我们还能在上面行走；有时冰很厚，连装有货物的马车都能从上面通过。他们感到很惊奇，问我们为什么不来和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活得真的很幸福。

还有一例：在前往北极圈的途中，我们访问了拉普兰人的驯鹿营地，并和当地一个水手一道参加了他们的宴会。宴会结束，我们往回走到海湾边上，朝对岸看的时候，看到稀稀疏疏的几间茅舍，以及一栋在建的两层楼房。“那新建的是谁的房子？”我们问。

“那是出生在特洛姆瑟的一个人的房子，他在外面发了财，现在回这里安家。他很有钱。”

“你跟我说过你去过世界的所有地方，有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墨尔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如果你像那个人一样发了财，你希望在哪里安家度过晚年？”

他的眼中闪着光，说道：“啊，没有哪个地方比特洛姆瑟更好的了。那个地方地处北极圈，有半年的黑夜，但是他出生在那里啊。那里就是家，甜蜜甜美的家！”

由于生存环境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有些地方在我们看来那么不完美、不公平甚至恶劣无比，但那里也有让我们惊奇的美丽与甜蜜。无论我们的家园在哪里，位置如何环境如何，我们对它的爱，都必然是永恒不变的。这一点多么令人欣慰啊：上帝不会将不同的种族或民族截然分开，每个种族在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相应的标志。潜在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2.最真实的自己

我还有一条建议：当你站在公众面前时，要想着他们只是普通人，你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当作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一样进行交流，而不要刻意改变自己、伪装自己；你要像对公司里的人说话一样，不要有任何窘迫与不安，做好自己最重要，唯有如此才不会让你感到胆怯。相信自己，并勇敢地走下去。英格索上校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演说家，我曾向他请教如何才能使演讲富有感染力，他说：“做好自己，说出想说的，不能墙头草随风倒。”

1881年7月27日，我又在丹佛姆林做了一次演讲，那天母亲来为我捐建的第一座图书馆奠基。丹佛姆林将该图书馆命名为卡内基图书馆；当设计师向我要盾形徽章时，我就建议他们在门的上方刻一轮散发光芒的太阳，并刻上一句格言：让阳光普照。

我曾组织一个车队回到丹佛姆林。早在1867年，和乔治·朗德以及亨利·菲普斯徒步穿越英格兰时，就有了与至交好友自驾马车从布莱顿前往因弗内斯的想法。这激动人心的旅行时刻终于来临，1881年春，由11人组成的马车队从纽约出发，开始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旅行。这次旅行带来的年轻与快乐的状态，是世界上任何良药都无法替代的。

出发前，我买了一本笔记本，以便每天晚上能记上三言两语。我已经出版了《环球旅行》，这次只想写点文章投给杂志社，或者仅仅是为我的同伴写点什么。后来的一个冬天，我不愿挨冻走三英里去办公室，就百无聊赖地待在家里。我想起了这次旅行，就试着看能否写些文章。结果我文思泉涌，一发不可收拾，当天就写了三四千字。此后每当刮风下雨不用去办公室的日子里，我就靠这一愉快的工作打发时间。写了二十多次之后，居然写成了一本书。我把书稿拿给斯科莱布诺出版社，让他们帮我印几百本出来好送人。和《环球旅行》一样，该书赢得朋友们的喜爱与好评。一天，坎普林先生找到我，说斯科莱布诺先生已经读过此书，很希望能出版此书。

作为一个虚荣的作者，当我听到别人恭维自己的作品很有价值时，居然就同意了，书名叫做《美国马车在大不列颠》。此后直到1912年的30年间，每年我都还能拿到少许版税。书出版后，我收到很多热情读者的来信，家人便帮我将它们保存起来。很多残疾人也来信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说我的书点亮了他们的生活。在英国，该书也大受欢迎，《观察者》甚至做了一期赞许性的回访。不过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优点是自然而然，绝不刻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初我只是为朋友写的这本书。当我们毫无功利之心去做一件事时，往往能做得很好。写这本书带给我的快乐，如当年的旅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