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那年，我上了难忘的一课，我再也不能给别人起绰号了。
我注意上了学校里一个叫刘正月的女孩子，每天上学都想看见她，或者让她看见我。每天早起我把头梳了又梳，还找到了一块妈妈用过的又小又旧的手绢揣在身上，我想让她看见我是全班第一个不用手擤鼻涕的人。但是我不能老用这块手绢，因为山坡上学校里的水井经常坏掉，没法子洗它。
我觉得刘正月比城里的那些女孩子还好看，城里的女孩子不过是倚仗着好看的衣服和化妆品，但刘正月什么也不用就好看。弟弟秋宝也同意我的看法。
刘正月长得好看，她自己却不知道。我常在路上遇见她，我一朝她看，她乌黑的眼睛就会露出惊慌的神情，我们刚走，她就把背上的猪草筐或者书包放下，把自己全身上下全检查一遍，以为自己的脸没洗干净，扣子扣错了或者辫子散了。
有一天放学，我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小美人”。她愣了一会儿，羞红了脸，哭着跑回了家。就在当天晚上，她那没上过学，脑子有点傻的妈就领着她找我算账来了。
那晚我和妈，还有秋宝正在院子里砸葵花头，看见有两个人顺着坡上来了。等看清了那两个人，秋宝用腿碰了碰我，紧张地说：“她妈来了。”
刘正月的妈气势汹汹地上坡来，一手拽着刘正月，刘正月藏在她的衣衫后面，委委屈屈抽抽搭搭，不时偷眼瞅我。她妈一见我们就破口大骂起来：
“……欺负我们！还骂我们美！一个屯子住着，谁不知道谁呀，说我们美，你才美呢！找了个男人，美得不得了了，全家都跟着美，死了的爹都跟着美，都快美死了！”
她身子往前一探一探地骂，又脏又乱的头发也跟着一耸一耸的，她骂一句刘正月就紧张地拽她一下，一气骂到天彻底黑下来，暮色完全笼罩了山谷，直到刘正月大哭起来，她这才住了口。我们几个在院子里像河滩上的石块一样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地听着，看着她走远。下了山，一路上她仍骂个不停。
“说我们美！你才美呢！”从暮色苍茫的远方，传来她最后一声控诉。
我和秋宝这才回过神来，这才知道，有一件事比挨骂更可怕，我们要有一个后爹了。如果不是刘正月的妈把这事说出来，妈还要瞒着我们呢。
我们都看着妈。妈手忙脚乱地砸着葵花头。“根本没那回事。”她被自己撒的谎羞红了脸，不知如何是好。
“我想有个人帮帮我，让日子好一点，让你们能够吃得好，穿得好一点。”妈说着突然间哭了起来。
我像被烫了一下似的奔出院子，什么也看不见，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跑了好久还没平静下来，耳边仍轰响着刘正月妈妈的话。
天渐渐黑下来，我在玉米地里坐着，肚子很饿，但仍不想回家。寂寞中有只蚱蜢跳上我的胳膊，我把它捉住，使劲向远方抛去，它在空中划一道弧线，无声地落下。这天晚上，万籁俱寂，从远山背后慢慢升起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照得大地亮如白昼。萤火虫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远处飘来阵阵干草的香味。村子里有一只毛驴呜嗷呜嗷地叫，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还有一头牛拉长声音哞叫；村子中传来谁家妈妈响亮的呼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湍急的牦牛河发出喧闹声；狗在叫，有人在砰砰劈柴……我悲伤地想，我为什么要听这些声音呢，这些声音和我有什么关系？
事情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人人都在议论，我很快就听说了那个要娶我妈的男人，他叫刘树生，就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村子里。我说他平时怎么有点异样呢。有时他劈柴，劈一会儿就直起身朝我家看看；有时他坐在河边，眯缝着一眼朝我家的方向看着，嘴里不断嚼着一根草，脸上的表情好像正在嚼一样很苦的东西。他是个斜视眼，当他看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总习惯眯起一只左眼。
他是林场的伐木工，平时既不用播种，也不用耕田，拿着锯子往树林里一走就行了。村子里的许多人都挺羡慕他，好像挺支持我妈找这样的男人。当然也有反对的，说什么的都有。
有一天刘树生劈完了柴，拢在一起抱起来，涉过河，朝我家走来了。那天我正在放羊，秋宝在一边玩，见他远远地走过来，我假装没看见他，一声不吭地盯着地面，手里不由自主地拽紧了牵羊的绳子，使我的山羊费尽了力气就是够不着沟边的青草。当他走近我们两个，一股森林里的气味直冲鼻子。
刘树生和我俩没话找话，问这问那，最后把那些木柴留下走了。可恨的是秋宝这个软蛋竟然跟他搭话，还替妈收下了木柴！我恨恨地看着秋宝，等刘树生走了，我抛下绳子走过去就是一拳，照准他脸打的。看着秋宝号啕大哭着跑去找妈告状的样子，我非常解恨。
一连几天刘正月都在放学的路上等我，可是我一看见她掉头就跑。
我在前边跑，她在身后追，边追边喊：“秋山哥——你听我说——”
我跑去牦牛河边，脱掉衣服，三两下蹬掉鞋子，猛吸一口气箭一般的跳进河里，潜在水沫之下。河水好凉啊，好歹还能挺住。我趁着跳水的惯力疾速潜游着，两腿一开一合，像只慌忙遁去的青蛙。直到她走开，我才浮出水面，一边喷着鼻子，一边啐着嘴里的水，水里有一种沤草的味道。
“她呢？”我问秋宝。
“走了！”
于是我爬上岸，匆匆穿上背心、短裤，只用了几秒钟时间。这时秋宝已经往坡上走了，我跑到槐树跟前追上他。我们依照老习惯，在树上刻上我们的身高，已经超过刻在树上的历年洪水的水位了。前面还有一段陡坡要走，这段路我们走起来像玩跳房子游戏似的，专拣最难走的地方，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
“你为啥躲着她？哥？”
“不知道。就是不想见她。”
“我知道你喜欢她。”
“瞎说！”我的脸红了。等秋宝看不见，我赶紧用手冰着脸，好让发烫的脸凉快一下。
其实我早就不生刘正月的气了，后来她从家里拿了几个香喷喷的烤地瓜塞给我，我就彻底地原谅了她。
“你可真够傻的。”我开门见山地说。
她叹了口气，表示同意：“我知道你不是骂我。”
“那你还跟你妈说我骂你？”
刘正月的脸红了。
我们和解后，反倒比从前要好得多，放了学一起走，干完了家里的活，就相约到河边玩。有时秋宝也来，我们一起玩得很痛快。我们像野人似的大声喊叫：“噢——嗬！”我先喊；然后是秋宝和刘正月，山谷里的回声将我们的喊声连成一片，按先后顺序回应着。
夏天的河岸上开着漫天漫地的黄花，我们躺在花草丛中，被太阳暖暖地晒着，望着辽阔的蓝天。“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呢？”我模糊地想，然后回答，“就像现在这样！”
刘正月说起她的姥姥，她很想念她。她姥姥是被这条河冲走的，这条河几乎每年都带走一两个人。时间已经冲淡了她的记忆，使她不再难过，她能很平静地谈起她的姥姥。
山里的学校曾来过一个漂亮的城里女孩子，是大学刚毕业来实习当老师的，在山里住了没多久，她妈妈就来了，硬是把她带走了，因为山里的日子实在太苦了。她曾给牦牛河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天国之渡”，意思是说这条河是通向天国的，这名字真好听，刘正月最愿意这么叫它，而且由衷地相信它是通向天国的，她觉得姥姥在天国那边享了大福，她完全忘了一年前才把姥姥从洪水过后的河滩上找回来，埋进冰冷的墓地。
我不太相信远处有天国这么个地方：“能有吗？”
“有，我姥姥在的时候就说有。”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我固执地问。
刘正月盯着我一动没动，突然间把一把沙子摔到我脸上。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提没有天国的事了，时间一长，我也相信了，因为刘正月把天国描述得太好了，好像她亲身经历过似的。在她的描述里，天堂是一个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里的那样的城堡，在一大片白云里闪闪发光。她说着的时候，时常望着那个方向，眼睛好似蒙上了一层薄雾，仿佛看不见我和秋宝了，也看不见眼前的河岸了，而是看见了那个美丽的世界。
我们都像她一样举目仰望远方，望上老半天，我们相信那边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它是永恒而美好的，我的亲人们都并没有死，只不过去了那个美好的世界，只要我们想去，就能看见他们。
整个夏天我都在这条通往天国的河里游泳，一待就是几个钟头，为了不让太阳晒到，我头上顶着向日葵叶子。我在沙滩上打滚，从头到脚滚一身沙子，然后再扑通一声跳到河里去，直到皮肤被泡得发白，满身起褶才上来。秋宝和刘正月从来不爬树，也不下水，只是在岸上边玩边陪着我。他们俩信守诺言，从不把这些事告诉给妈。
刘树生又来了。半夜外面的门咔嚓一声轻响，有人在门洞里摸索着，怎么也摸不到门闩，他不熟悉门闩的位置；末了，门板必会嘎吱轻叫一声，他老是摸不透门轴的脾气，还有咣当一响，他老是记不住板凳是放在外屋地的。
在西屋里，我装作睡着了，大张着嘴，秋宝闭着眼睛一心一意地抠着鼻子眼儿，我们都当做没听见。等妈和他睡着了，我就爬了起来。
我习惯于黑夜中在屋里稳稳当当地行走，就像猫儿一样灵敏，无论是闭着或睁着眼睛，我都能走。我到厢房的空鸡窝边，掀起三块砖头，下面藏着我积攒的五块钱，我把钱装进口袋里，然后溜了出去，向村子外跑去。
旷野里除了单调的蛙鸣和村子里微弱的狗叫之外，一片寂静，我头也不回地跑着，沿路踩着湿漉漉的野草，十几个带钩刺的草种粘到裤腿上。愤恨使我窒息，我甚至乞求天神地鬼大显神通，叫这个男人一夜之间从这世界上彻底消失。
我想出走，又不知该到哪里去，不知不觉一直走到河边，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只好拾起一片片石片，狠命地向河里甩去。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看着那条河。也就在这时，我童稚的心灵像谷穗一样渐渐成熟起来。
林场的伐木工们都用牦牛河来运送木头，所以河上游经常会漂下来许多木头，我在河水里，一看见木头漂下来就爬上去，两脚耷拉在水中，骑着木头前进。秋宝胳膊下夹着我的衣服，沿着河跟着我跑。到河流拐弯的一片浅滩附近，我就从木头上下来。
浅滩那儿集中了所有从上游漂下来的木头，一段段木头在河面上漂浮着，互相碰撞着，最多的时候遮没了水面。岸上有一些大人握着长竿，竿子上有个亮闪闪的钢钩，熟练地一下子勾住那些木头，拖到岸上来。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被晒得黝黑的男孩，穿着褪色的背心，也像大人一样动作麻利地干着活。他对我也挺感兴趣，一边干活一边偷眼看我。等空闲下来的时候，我就跟他打听刘树生，我想他应该知道刘树生的情况，因为这些木头中就有刘树生伐下来的。谁知他听见刘树生的名字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你打听他干什么？”他问。
“就是问问。你真的没听说过他？”
“我为啥要告诉你？”他冷淡地说，看也不看我，扛起竿子就走了。
第二天我在学校看见了他，打听到他叫刘春光，他爸就是刘树生。
等放了学，我就跟上了他。
我背着书包，跳到路边的沟里，在沟里一溜小跑追踪着他。刘春光丝毫也没有察觉到我跟在身后，一直进了家，就再没出来。我在外面等得不耐烦，心生一计，捡起一块石头，对着他家的窗户扔去，只听当啷一声，玻璃四处飞溅，刘春光从屋里跑出来，我赶紧趴到土坡下，没想到刘春光那么快就发现了我。
耳边传来了脚步声，他迈步走到我跟前，用脚踢了踢我的肩膀：“你，起来。”
我爬了起来，心里紧张，但还是虚张声势地卷着破损的衣袖说：“来呀，来呀！”
要知道刘春光可是我们学校的体育尖子，掰腕子冠军，他可以将整个学校的男生都掰倒，捏得人家的手腕让人疼得流眼泪。如果他打我，不会费吹灰之力，但是他咬着嘴唇看了我一会儿，转身就走了。
我悻悻地走了，一路上身体抖个不停。
半个月后，我家多了两个新成员，刘春光和他爸爸拎着大包小包站在院子里。他们搬到我家来了。我用眼角瞟着他们。刘春光绷着脸一声不吭，看见我便扭过头去，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看来他还记着砸玻璃的事呢。
妈从屋里出来，接过他们的大包小包，把他俩安顿在西屋。她的表情再平常不过了，好像我们从来就是一家人。
“你俩以后叫他哥。”她对我和秋宝说。
从此，刘春光就成了我家的一员，他爸成了我和秋宝的爸，我妈也成了他的妈。
我再放学回家，经常可以看见这样一幕：刘树生悠然自得地坐在扫干净的院子里抽烟，旁边是一堆劈好的木柴，刘春光在一旁用小刀削什么东西，桌子上一个小小的用皮筋捆住的收音机用嘶哑难听的声音播着新闻。
我撇了撇嘴。自从他们到我家来，我新添了个撇嘴的习惯，一天要撇上十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