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后殖民语境中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资源(7)

在《童年的消逝》出版（1982年）四年之后，波兹曼发表《娱乐至死》，其副标题是“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更为直接而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

《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认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是一部审视终极价值的书。在作者尼尔·波兹曼看来，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正在成为又一个价值终端：“娱乐”的泛化让公众身处其中的信息环境，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在那个完全以“娱乐”为价值标高的信息环境中，品德的高下、文明的肃穆乃至人格的完美仅仅只取决于“化妆术”的高或低……

在娱乐文化不仅仅成为主流话语，而且开始大规模压制其他价值的时代，《娱乐至死》来得恰逢其时。波兹曼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本雅明等思想家对机械异化的批判。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一直有一部分思想家对那些可能占据终极地位的价值观保持警惕，从根本上来说，波兹曼的批评并没有超出这个传统。不一样的是，他极富洞见地认为了当下最急迫的威胁：娱乐至上的态度已经开始威胁其他的所有价值体系。

《娱乐至死》所认为的威胁并不是当代社会惟一的问题，波兹曼本人也没有把这种危险全球化和绝对化。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境中，虽然“娱乐”还没有取得一统天下的价值霸权，但作为一种极具扩张能力的价值体现，波兹曼描绘的那个“娱乐至上”的世界，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四、传媒时代的文化批评

“文化研究”（又称“文化批评”）属于一种后来居上的学科，虽然其最初命名来自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但很快，就从狭义的命名走向了广义的理解，它以一种多元杂糅的方法论来研究跨世纪、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作为西方当代批评倾向的主流和代表，文化批评是个统称。

文化批评理论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虽然我们称之为后起之秀，但追溯其理论渊源与文化传统，应该说历史悠久。在英美，文化研究实际上产生于伯明翰流派之前，法国、德国及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具有丰富的传统，它们共同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源泉。[翻译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丛书主要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丛书－媒介文化系列”（如《文化理论和通俗文化导论》、《第二媒介时代》、《文化民粹主义》、《解读大众文化》等）、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如《通俗文化理论》、《认识媒介文化》、《表征》、《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媒体文化》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如《理解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电视的真相》、《午后的爱情和意识形态》等）等。中国学者梳理媒介文化理论的著作主要有张锦华的《传播批判理论》、肖小穗的《传媒批评》、陆扬、王毅的《大众文化与传媒》等。对中国本土的媒介文化现象进行个案研究的著作主要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如包亚明的《上海酒吧》、戴锦华的《隐性书写》、胡大平的《崇高的暧昧》、王晓明编著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等，蒋原伦的《媒体文化和消费时代》等。本处资料参考孔令华《论媒介文化研究的两条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文。]在欧洲，特别是在德、法，学术研究一直与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脉渊源，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欧洲学者大多在“批判”的旗帜下聚集起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批判只是一种唯心的批判，他结束了黑格尔哲学的非现实性，转而注重社会实践，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马克思的批判总体上而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批判，它是从社会的整体现实出发将批判作了进一步的推进。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学说提示了批判理论的内在根据，但是他们的理论带有很多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成分，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包括传媒等问题。传媒时期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批评对象的重点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了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技理性、日常生活等的批评，而且与媒介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在现代媒介批评理论中，批评理论的大家们借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学科方法，结合结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文化主义等理论完善和丰富了批判理论，对媒介及其媒介所传达的文本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作用、意义作了反思性的分析、解读、阐释和批评，并且为批判理论找出了比较充分的根据。这类研究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文化工业、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对文化霸权性的批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批判，以及后来的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文化、女权主义媒介文化等等研究都是媒介批判的重要内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到詹姆逊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异常丰富。

有学者把文化批评的发展主线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的个人传记研究、历史背景研究、社会条件研究；二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人类学批评和历史批评；三是后现代时期的各种当代批评，如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批评、通俗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社会政治批评等。我们今天所说的传媒时代的文化批评，主要指后现代时期的批评。“就批评的领域和批评的对象而言，它重在边缘文化和少数论述，重在它们与主导文化的关系；就时代和环境背景而言，文化批评以当代高科技为基石，即以所谓数码时代的历史条件为批评背景；就批评的策略和方法而言，它从文化人类学和解构主义中所取甚广，兼及其它诸多方法。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载《现代传播》1997年第6期。]

回顾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我们看到第一代的文化研究者大多是文学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第二代的文化研究者多集中于传媒研究，第三代的文化研究者更多的是社会学家。传媒时代文化批评的主将除了上文重点提到的哈贝马斯、博德利亚、布尔迪厄、波兹曼外，还有福柯、德里达、詹姆逊、利奥塔、齐泽克等人。其思想对整个思想界和媒体界的影响，不能忽视。

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被誉为“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1978年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纽约书评》上介绍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英译本时有一个精彩的说法：“60年代初，福柯以其《疯癫与文明》突然跃上学术舞台。……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这段话已经成为对福柯的一个经典性评论。哈贝马斯曾说，在他们这一代人中，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福柯经历了法国战后此起彼伏、前后相继的三大思潮：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每一种思潮中却总是保持着一种独立和疏离的姿态。他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超越流行思潮，不断地发出惊世骇俗的声音。在理性世界的眼里，福柯的思想与行为无异于一种疯癫。而在福柯的眼里，这个理性世界无异于另一种疯癫。考古学和谱系学在福柯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福柯自称致力于“科学史”研究，但是他研究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他在人文科学中看到的不是“客观真理”，而是权力关系。在他看来，历史不是进步、发展，而是断裂、不连续。福柯把真理等同于权力，认为人们表面上服从的是真理，实质上服从的是权力。他从西方文化的边界入手，通过“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系谱学”展示了人类的另一种历史，即精神病史、监狱史、性史，他要让这些被压抑的声音说话，其目的在于颠覆绝对真理和主流话语的“霸权”。他的《疯狂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1976－1984）等专著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与争议，并都已成为国外“福柯学”的话题。

法国当代哲学大师、“解构主义”创始人及“后现代”思想的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1930－2004），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他的思想在19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1967）、《声音与现象》（1967）《写作与差异》（1967）、《散播》（1972）、《哲学的边缘》、《立场》（1972）、《人的目的》（1980）、《马克思的幽灵》等。]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德里达毕生对法国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正是有了他，法国才给了整个世界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对当代知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德里达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欣赏、翻译、出版、和讨论乃至争论的思想家。他捍卫少数族群的利益，反对死刑、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解构是德里达思想的核心，德里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解构主义哲学密切相连，解构主义哲学对传统的理性哲学有着强有力的挑战和消解作用，德里达可以说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鼻祖和领衔人物。[本处论述参照王宁《雅克·德里达：批评的遗产》一文。来源：光明网　时间：2004-10-30]面对全球化时代理论的不断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评的崛起，德里达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代文化批评的理论论争中。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思潮，解构主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受到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而退居了次要地位，但德里达本人对解构的尝试却仍在进行。他直到去世前一直活跃在欧美两大陆的思想界和高校课堂，不断地宣传他那以解构思维为定势的文化批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