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转型期的中国人既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对着巨大的生存挑战。无论是积极地追求发展，还是被动地适应生存，这两者都会对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产生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伴随着转型期社会结构的解构和重构过程的是中国人在价值体系和人格体系上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在今天，旧的信仰体系（极“左”的政治狂热）已经消散；新的信仰体系（理性和“科学”的终极价值目标）在许多人身上又尚未建立。“这种真空状态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和教育上的病态。信仰在转型期的解构，造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呈现真空状态，使各种拜物教和泛神教乘虚而入，引发了体制内、体制外的叛逆倾向，它表现为高级干部的腐败堕落、群体犯罪、法人犯罪和民心、民魂的离散。”[夏学銮《中国人价值重构规律和心理承受能力研究》，载《中国改革》2001年第6期。]夏学銮将中国人作了这样的划分：“一般而言，由原结构状态所决定的是传统的中国人，由重构状态所决定的是现代的中国人，由解构状态所决定的是中间的中国人。由于目前中国社会许多领域正处于解构与重构状态，因此大部分中国人是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或者说转型期的中国人是矛盾的中国人，是挣扎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理想信仰和世俗行为之间、理性和感性之间、生存发展和尊严保持之间，难以作出正确选择的人类。”“转型期的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变化呈现五种趋势：从传统价值向现代价值的转变，从他人导向向自我导向的转变，从义务导向向利益导向的转变，从集体取向向个人取向的转变，和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夏学銮《中国人价值重构规律和心理承受能力研究》，载《中国改革》2001年第6期。]
与此相应值得关注的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从1989年“六四”风波，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重新开始“市场经济改革”，这一连串事件，在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上划出了一道非常明显的界限。同样，它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在这之前，差不多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群体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其具体体现就是现代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大部分自然科学学者）一直是在为现代化摇旗呐喊的。可是，经过了“六四”风波，又经过了国际、国内那段时间的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震荡，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里面，在知识分子圈中，1980年代的那种乐观和自信迅速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困惑。[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2003年11月于上海。]针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吴国盛著《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当时中国的文化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人格萎缩、批判精神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2003年11月于上海。]
“人文精神”讨论的一大结果，就是促使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对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状态的研究。他们发现那些我们用惯了的、主要是在1980年代获得的概念，特别是那些两两对立的概念，什么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虽然不能说完全无效，但确实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大部分有效性，不能再靠这些概念来解释社会、解释现实。[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2003年11月于上海。]“人文精神”讨论打开了一个另外的空间，一个讨论生存的意义、价值、伦理和精神信仰的空间。在今天，我们不但需要合理的制度，也需要能与这合理的制度相适应的精神上的某种根据。如果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断恶化，再好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
“价值多元化”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是由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文化在融合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寻求缓和，“多元化”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应该说这对于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尊重个人的价值选择，是有积极意义的。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的基本思路是：我们所确立的价值，既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又要避免和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既要体现时代精神，又能发扬民族特色；既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又要提高人的素质。从这一要求考虑，我们的价值系统应该坚持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兼顾。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就是一切都必须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接受检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现代化的养分，审视文化传统，鲜明民族特色，吸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围绕终极关怀整合成新的价值观念体系。
三、价值选择与当代传媒体系的关系
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和我们生活的时代环境、地域环境以及所接收到的信息（也称之为媒体环境）密切相关。从口语（口语文化）、文字（文字或书写文化）、印刷术（印刷文化）到电子媒介（由电子传播技术控制的文化），每一时代传播技术的变革都影响着媒介格局的变迁，同时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发展。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不仅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历史链条梯次发展的最终驱动力量，它的任何变革和进步，都会促使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革命性变化，都会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嬗变，从而引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伦理结构、审美结构的边连性变化，最后，又都归结为文明和文化的更新，并以综合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更适合于生产方式的变化。
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媒介环境”代替了“实在环境”，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地域的分割和历史的传承关系，人们对于文化的接受取决于传媒，更进一步说取决于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传媒重新格式化（麦克卢汉称“部落化”）了这个世界。“媒介环境”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信息技术已经全方位地影响着甚至在改变着传统的大众传播手段、方式和结构。以音乐文化为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传媒的变革、传播观念的改变对于当代人的审美趣味的影响。不同出生成长年代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取向。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普遍对传统戏剧有深厚的感情，五六十年代的人对于广播中播出的革命歌曲、民族歌曲更有兴趣，六七十年代的人兴趣点又普遍转向了港台流行歌曲，七八十年代的人习惯于从电视上播出的各种晚会、音乐电视中获得对于音乐的认识。这虽是大概的一种划分，但我们看到，人们更多因为年龄形成不同的兴趣群，呈现垂直分布的趋势，构成鲜明的“代际”特点。人类的传播手段、方式、管道都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电视不能孤立研究，从传媒的系统来看，电视处于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录像、互联网共生的系统中，它们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生态关系的格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出现有一个先后的关系，但是之后就处在一个共生的环境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每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都会对当前的生态格局产生激烈的影响。互联网的出现对于电视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分流了很大一部分观众，但因为中国农村观众群体的广泛性，目前电视仍然处于强势媒体的地位。从电视自身的格局来看，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视，每一种新技术的突破也都会对电视自身的格局产生很大的冲击，另外，广播电视改革的深化，媒介产业化的发展，广播电视集团的发展，也不断调整着电视自身的结构体系。各种媒体间的激烈竞争使传播形态产生大裂变。媒介的网络化、信息的数字化、传播的全球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媒介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以下我们通过简单回顾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考察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变化如何影响电视传播的内容和文化生态的变迁的轨迹：
中国的电视事业起步较晚，从1958年至今不过短短的40多年，其间，“十年内乱”使其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大好时机，电视的实质性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至今中国实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电视以其视听兼备的优势成为当前传播的强势媒体，电视频道的增加，省市台电视的上星，与广播、互联网、音像市场之间的竞争，不断改变的媒介生态也影响着观众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的生成，文化生态仍然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纵观这几十年电视文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电视文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文艺观念的发展变化，从受制于政治观念，单方面强调喉舌功能，到逐渐被市场观念所左右，以收视率论成败。传播价值观念经历了从政治传播价值观到经济传播价值观的变化，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转到文化传播价值观上来，建构起一个多元的传播价值观系统。[孟建著《试论中国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的变革》，（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9月初版。]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电视“走自己的路”的年代，80年代我国电视节目形态以新闻、电视专题、电视晚会和电视剧为主，具有明显的电影模仿痕迹，新闻几乎是会议新闻一统天下，电视专题往往主题先行，电视晚会和电视剧等娱乐性较强的节目类型也成为宣传“主旋律”的另一种方式，传媒角色可以简单地定位为“喉舌”，传媒传播信息、服务受众等社会角色成为其附属。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电视向世界学习的年代，有学者评价说，“电视在90年代的成长速度超过了以往的30年”。[胡智锋《中国当代电视观念的演革》，载《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这一时期，不但涌现出许多新兴的节目类型，而且原有的节目形式也随着电视观念的演变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大众传媒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喉舌”和“宣传者”，而是“同时兼具舆论监督者、平民代言人、公德引导者、新型教育者、娱乐弄潮儿和情感沟通者等多种社会角色”[张卓《从电视节目形态变化看内地传媒角色的变迁》，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传媒社会角色的多样与丰富，一方面突破了传媒传播内容的局限，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可以成为报道对象，受众根据个人喜好各取所需；“另一方面与传播内容相适应的新兴传播方式也层出不穷，从宣传到报道、从谆谆教诲到娓娓道来，从正襟危坐到轻松谈笑，大众传媒高高在上的仰视地位逐渐转向平和、平等、亲切、自然。传媒角色转变体现出的正是以传播体制为现实基础的传播观念之演革。”[张卓《从电视节目形态变化看内地传媒角色的变迁》，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
西方文化东渐，经济体制改革，全球化危机……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在强烈的冲击中快速前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内地，社会的开放性成为突出的社会特征，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在变革中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这种不断调试的过程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价值观念反思，社会心态变更等或隐或显的方式得以表现，作为社会表达载体的大众传媒成为社会思潮嬗变的记录者，而大众传媒角色变迁也因而烙上了社会思潮嬗变的种种印记。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媒介行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全球化和市场化是重要趋势。媒介全球化一方面造成国际媒介集团主导下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本资源的大规模地跨国性聚集和流动，另一方面造成各种文化和新闻、信息、娱乐等媒介产品跨国性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供应链日趋全球化，跨国贸易迅速扩大。当代电视的发展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这种体系影响着信息的流动，使得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