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马大三和鱼儿第一次去给花屋两人送饭的段落，碰到了花屋对外呼救、寻死（00：20：40）。马大三冲上去拦他：“哎呀！哎呀！这叫啥（sha四声）玩意儿啊这个！”——不安分待着的俘虏在他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面对这两个差点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的家伙，马大三愤怒之余只是觉得“好吃好喝待你们咋这么不懂事呢？多大人了？”——“不懂事”是马大三对“敌人”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行径的唯一控诉，在他那里，我待你好，你也不要害我，这便是“懂事”，是成年人起码的行为逻辑和交际准则。这种简单又看似理所当然的理念也是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基本态度。马大三简单的一句抱怨，隐含了大多数中国民众宽容、“讲理”、单纯的性格特征。
同一段落中，他劝寻死觅活的两人：“中了，别说了，吃饭，啥也不如吃饭强。”朴实的话语，直白的意思，体现了人物简单的生存观念。吃饭等于活着，啥也不如吃饭强，啥都没有活着好。至于怎样地活着，是否有更多的追求，马大三是懵懂的，他所处的环境也没有给他懂的机会，在乱世之中，他想走的是一条谁也不跟、谁也不惹的路，安生、低调地活着就好。因此，董汉臣称自己和抗日游击队有交情时，马大三不耐烦地打断他：“……别跟我说这个，我不是队伍上的人，我没掺和你们的事儿！你们要是熟，还不如帮我个忙呢……别跟我这儿闹腾，也别死我这儿，知道不？”马大三对“抗日”、“队伍上”这些以往抗战影片中会引起民众热情和憧憬的词汇表现出了出乎观众意料的冷淡，抗日游击队与日军的关系在他看来是“你们的事儿”，是与己无干的，与他有关的只是他负责看管的两个俘虏别死在他那儿。小人物怕惹事、怕麻烦的真实个性也因此得到显现。
在村民们谴责马大三没能杀了两个俘虏的段落（01：01：40），他在重重压力之下崩溃地蹲在地上哭诉起来：
“……杀不了人，我害怕！我、我下不了手！”
“别逼我了！再逼我，我啥都干得出来！……我干？我干？我就——跑喽！”
这个段落刻画了马大三的胆小懦弱、善良和人性，他宁愿带着亲人“跑喽”，离开故土远走他乡，也不愿意留下来继续面对杀人还是不杀的难题。在他的意识里（实际也是大部分民众在正常条件下的意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杀人，无论那个人是不是敌人。当普通人的仇恨没有到切身之痛的地步时，他们很少主动漠视生命的尊严去复仇，这也是为什么马大三面对“敌人”时更多地将他们视作了活生生的“人”而没能下杀手的原因。然而这种出自人性的真实的心理逻辑，在以往的抗日题材影片中却几乎总是缺席的。当然，这种情感如果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去表达，似乎很难让人接受。就语言来说，只有当形式和内容达到高度统一时，蕴含其中的意蕴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表达。
马大三的性格中还有机灵、耍小聪明的一面。例如：在马大三劝大家用两个俘虏去换粮食的段落，马大三说：
“帮日本子杀中国人的，那叫汉奸，找日本子要粮食还叫汉奸？把日本子白送回去不要粮食的，那才叫汉奸呢。粮食谁种的？咱中国人种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种出粮食来让日本子白吃了，我从他嘴儿把粮食给抠出来，咱们吃了，不光咱们吃了，给沾亲带故的……亲戚啥的都分点都吃点，这叫汉奸？天底下有这样的汉奸？”
马大三是一个在人际交往中受到过磨炼的成年人，在说服别人时，他性格中机灵、狡黠的一面得以凸显，这里，马大三偷换了话题，把“要不要去用俘虏换粮食”的命题，变为“把俘虏送去，要不要带点粮食回来”，并且主动从利己的角度出发，描绘了得到粮食后的种种美妙图景。但是，这种狡黠背后隐藏的是一种近乎无知的天真、轻信，正体现了真实生活中民众熟稔于乡邻之间的彼此交际，在与陌生势力相处时却比较单纯的状况。
鱼儿是个同时具有依赖性和独立性的女性。一方面，在丈夫亡故后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男性来支撑其生活，使她继续立足于村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因此她选择了单身壮汉马大三做情夫，并全心地依靠、信赖对方；另一方面，鱼儿也是一个有主见、勇于坦承自身愿望的女性，她有着正常女性情与欲的追求，也能够不顾周围人的目光勇敢地袒护自己的“男人”。唐山方言爽利、干脆、直白的特点将鱼儿这种性格特质表现了出来。
例如在影片一开始，便是鱼儿与马大三幽会偷情的段落（00：04：11）。
马大三：让我看看。
鱼儿：看啥呀！
马大三：让我看看！
鱼儿：看啥呀，别看咧！
马大三：我看看呐！
鱼儿：哎呀，快点儿的，别歇着！
一个与男人偷情的小寡妇坦诚地表达着自己的欲望，“别歇着”，“快点儿的”，乡音土语，将人物可爱、直爽的一面显露出来。在鱼儿看来，事实就是说话的依据，因此，当马大三询问她两人的关系怎么办时，有这样一个段落（00：29：41）：
马大三：那咋儿办呢？
鱼儿：你一个大老爷们儿，问我咋办？
马大三：那，那我斗（dou四声-就）把你给娶喽！
鱼儿：不娶也得中啊。
马大三：说啥呢？
鱼儿：不娶也得中啊！
当马大三私藏俘虏被众人发现，在众人逼迫下几近崩溃时，也是鱼儿勇敢地站了出来泼辣地回击了村人的攻击，袒护与抚慰了自己的男人：
“……我们没杀人！我们不杀人，我们杀不了人！！”
这样一个对感情与欲望都很诚实的女性，对她认定在理的事情，不论他人和对方是不是认同，她都能够自信地去坚持。这种心理和性格特点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也最适宜用没有什么拐弯抹角词汇、说法的本地方言去表达。
董汉臣是片中运用语言最复杂的形象。如果说，只说日语的花屋与只说唐山话的挂甲台村民的性格都比较单一的话，那么同时操东北方言与日语的翻译官董汉臣在片中则表现出了矛盾的性格特质。他既有对“皇军”谄媚、阿谀、畏惧的一面，同时又对日本抱有轻蔑、鄙夷的态度；既对国族、乡土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又卑劣地想将这种情感作为换取自由的筹码。方言-日本语在他那里的分裂恰暗示了他在情感与信仰上的失焦。而他对中国文化、语言的过分精通与熟悉又往往会让他迷失其中。
例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审俘虏段落中，五舅姥爷的那句“那就该做啥做啥吧”让他表现得如惊弓之鸟；又如，按约定，马大三原以为当晚游击队回来“取人”，所以满心欢喜地给两个俘虏吃饺子（00：34：21）。
马大三：……咋儿也得……让人把饭吃完呢。
（但董汉臣却误以为是“绝命饭”，吓得涕泪纵横：“我求你们件事成不？能不能给我爹我娘带个口信，我家在东北。”）
五舅老爷：中吧，放心吧。好好上路，事儿……该咋办咋办，吃饺子吧。
董汉臣：我吃，我吃！我吃饱了上路，我成也这张嘴，我败也这张嘴，我就不该学那日本话，要不我能受这罪？要有下辈子，我就当个哑巴！
董汉臣显然把“上路”理解成了“送命”，加上突然吃上了白面饺子，也符合中国给处死前的人吃顿好饭的民俗，结果把自己吓了个魂飞魄散。董汉臣在“临死”前，除了“忏悔”叛国行为外，想到的还是爹娘以及自己最原始的“农民”身份（00：77：10）——
花屋（痛哭）：你这个骗子，读书人是骗子……我恨透了你这种读书人，你他妈中国书、日本书都读了，去他妈的武士！你！什么他妈的武士！
董汉臣（得意的）：我不是武士，是农民。
这种身份的自白并不是出自真心忏悔，只是逃避罪责、打击别人的一种手段。欲图游走在两种势力（日军与村民）之间的两面派董汉臣，最初或许只是在战乱中寻求生存，但结果却导致他人格的分裂和悲剧的下场。
五舅姥爷在片中是村里“族长”式的角色，他读过书，懂诗、曲，时不时吐出一些文绉绉的句子，却说着一口地道的方言，文言与方言在他身上矛盾地混杂在了一起，使五舅姥爷既有着读书人的懦弱与正直，又有着农民的淳朴与单纯。
例如：在他组织审问俘虏的段落中（00：13：10），五舅姥爷问的是众人最关心的问题：杀过中国男人没？糟蹋过中国女人没？——在这位老先生的意识里，同样没有“被侵略”或“反抗”等观念，他的想法直观、简单，立场也摇摆模糊，当决定用两个俘虏去换粮食时，他不仅没有阻止，还拟了一份酸溜溜的契约：“……花屋感恩，允我口粮。两大车整，报答有方。吾等笑纳，各得所偿。花屋汉臣，奉返日方。自此之后，两不相伤。立下此约，中日两方。”用中国人的恩义观念，来处理与侵略者的关系，五舅姥爷的迂腐程度可见一斑。
5.语言的对撞
本片有几个极富张力与节奏感的段落，都和语言的对撞有关。比如前面所提及的，五舅姥爷等人审问两个俘虏，以及花屋被董汉臣欺骗，给马大三和鱼儿“拜年”的段落。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段落中，与日语进行交流的并不是官方国语，而是民间方言。同样，在片中，与日本人交涉的也不是“官方”的势力（国民党政府只在日本战败后“接收”的时候出现过，抗日游击队则只在片头出现过，还给挂甲台村带来了大麻烦），而是没有任何依傍和缺乏抗日意识的村民。所以，影片所展现出来的冲突不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的军事冲突，而是更广泛、更深刻的关于生存与人性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