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民俗文化（先秦～明清）
考古成果表明，大约在距今3000～10000年左右，我国中原地区就已存在大规模民俗活动[7]，而民间广泛流传的关于三皇五帝的众多神话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可能。 广泛的民俗活动，通常会孕育出相应的民俗文化。一般认为，我国最早提及“民俗”一词的古籍，很可能是著于战国至秦汉年间的《礼记》一书，其中有这样的议论：“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8]。大意是劝谏统治者要率先垂范，推崇善举戒除恶行，以导引民间风俗不断向善。在这里，“民俗”一词在语意上显然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间风俗习惯”无异。
此后，中国历代学者都或多或少积累了一些民俗资料和相关见解。
在先秦典籍中就记录有一些民间风俗、歌谣和生活状况。如：《诗经》中的“风”反映的是北方风俗；而在《楚辞》中则描绘了一派南国景象；成书于先秦至西汉的《山海经》，除载有丰富的神话、宗教等信息外，还保留了大量民间医药、地域风俗的资料。到东汉时期，在史学、哲学、宗教、农学等著作中，评注民俗事象的条目明显增多，如：东汉班固的《汉书》就在其《艺文志》中保存了部分古代小说目录；应勋的《风俗通义》则是一部专门讨论风俗的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一批专门记述地方风俗的著作，如：晋代周处的《风土记》，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等。至唐宋时期，伴随国力的强盛，官方陆续编辑了大批“类书”，许多民俗文艺资料因此得以保存。如：宋代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就收入众多民俗生活史料和民间文艺底本。此外，还涌现了一批专门描述、记录“帝都民俗”的著作，如：唐代的《两京新记》，宋代的《东京梦华录》等。
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广泛融合，正统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渗透，出现了大量方志笔记、地方史志、野史杂撰，这些作品承上启下、广采博收，集纳、描绘了大量民间文化资料和乡土民俗事象。文人们对民俗文艺的兴趣和热情，在当时的小说、民谣/谚语集、情歌集中多有表现。如：明代小说《金瓶梅》、清代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都将民俗、世情引入创作，容纳了当时民众观念、交际礼仪、衣食住行、俚语俗语、词曲笑话等多重民俗信息。
总体看来，从先秦到明清，涉及民俗学的著作多是关于民俗事象的零散的、局部的记录，并未形成理论体系。这些记录有的包含在诗歌文学、伦理宗教、地理历史等著作之中，从侧面描述了一些风俗；有的则包含在风俗志、民歌集、民间笑话集里面，以原始资料的形式留存于世。尽管在论述民俗事象方面，这批纵贯两千余年的著作既不全面也不系统，但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它们约略地拼贴出一幅“中华民俗源流图”，并有可能从中剖析、结晶出一部“华夏民族风俗史”，从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显得愈发摇曳多姿、历久弥新……
此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历代都有一些描绘各地风土人情的画作，与各类文字典籍相比，这些绘画作品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俗事象的记录，无疑要更加形象、直观、生动、准确，遗憾的是，我国民俗学界迄今未见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
就古画所反映民俗事象的丰富性而言，无疑要数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清代苏州籍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了。前者的知名度颇高，此处不再赘言。我们仅对后者简介如下：
徐扬作品又名《盛世滋生图》，他创作此画用了24年，绘制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该画以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技法，反映了当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完成后进献给了乾隆皇帝，以赞乾隆盛世。该画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属国家一级文物。
《姑苏繁华图》长1225厘米、宽35.8厘米，比《清明上河图》长两倍多，画卷布局精妙严谨，气势恢宏，描绘了苏州城郊百里的风景和街市的繁华景象。粗略计算，全画有人物1万2千余，建筑2140余栋，桥梁50余座，客货船400余只，商号招牌200余块，还有山川河道、城郭街巷、桥梁码头、寺院庙坛、衙署商肆、民居学塾、店面舟楫、招牌戏台，以及婚娶、宴饮、雅集、授业、科考、出巡、演艺、渔罟、买卖、田作、造屋、测字、化缘等众多景象。整幅画卷描绘了18世纪中叶“乾隆盛世”百业兴旺、人文荟萃的苏州风貌，十分细腻传神地反映了250多年前乾隆时期物产富饶的江南景象，具有很高的人文、历史、民俗、艺术价值。
可见，历代古画无疑蕴藏着大量的民俗文化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挖掘、梳理。
二、近代民俗文化（1840～1918）
清末，中国民俗传统受到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民俗文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一部分，它和启蒙精神结合，形成了近代启蒙民俗思想。
这种思想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成为了革命者的“民俗武器”——一些知识分子革命思想高涨，主张重视民俗文化和民间诗歌的作用，编纂“新国风”，倡导“诗界革命”，将民俗文艺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实践方式，纷纷仿作民谣，以启民智，如：章炳麟的《逐满歌》，陈天华的《猛回头》等。
另一方面，成为了改良派的“民俗工具”——一些知识分子有感家国之患，欲图利用民俗去开化民智、革除社会弊病，他们纷纷仿作古人竹枝词[9]，抒发个人的爱国情怀，如梁启超的《台湾竹枝词》十首，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等。此外，[10]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黄遵宪从“移风易俗”的传统观点出发，主张“鼓励妇女废缠足旧俗”；清末李桐轩、孙仁玉等创办西安易俗社“以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清末这种期望以“改俗”来割除民族弊习的行动皆表明了当时知识分子对民俗的重视。
这一时期，另有一些学者开始编纂全国范围内的风俗志，如：徐珂的《清稗类抄》，该书成书于清末民初，共有48册，以数百种清人笔记、报章记载为依据，分门别类地汇集了清一朝的野史遗闻，涉及经济、学术、时令、地理、外交、风俗、工艺、文学等方方面面，共达92类，一万三千五百余条。书籍对后世研究清代历史、民俗的学者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中国民俗学的缘起与建构（1918年迄今）
从19世纪末开始，历经列强反复打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为了自新图存，先后实施了派遣学童出洋留学、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一系列开明政策。同时，西方文明也通过侵略者、传教士、留学生等多种途径，大量传播到我国。辛亥革命以后，整个社会的文化、学术氛围变得更加活泼多样、生机勃勃，各大都市相继创立了一批具有现代理念的大学，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1920年前后，来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的学术文化思潮和流派，已如星星之火一般被播撒在众多中国学者之中。作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之一的“民俗学”，就诞生于这个风起云涌的时期……
1.1918～1949年的民俗学
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活动主要集中于几所著名高校。
我国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肇始于北京大学。1918年，刘半农等人在北大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并在校刊上登载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开展了向民间搜索歌谣的工作，这项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考察“人情风俗、政教沿革”和民众的思想情绪，[11]之后不久，北大校刊上就发表了收自全国各地的148首歌谣。
1920年，由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发起，将北大歌谣征集处改为拥有会员的学术团体“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刊物《歌谣》周刊。这份周刊明确指出搜集歌谣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将民间歌谣作为原始资料来进行民俗研究，一方面在于探索歌谣的文艺价值，促生新的民族之诗。这些想法皆符合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随后，“风俗调查会”（1923年）、“方言调查会”（1924年）等相继建立，这些组织开始系统收集、出版各类民间文学作品。
1927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2]成立，中山大学成为北京大学之后又一所主动进行民俗学研究的高校。他们创办了《民俗》周刊，除歌谣外，还刊载了大量民俗资料，出版了多种民俗丛书，开办民俗学传习班，普及民俗知识。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吸收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养分，涌现出一批专门的民俗学论著，如：钟敬文的《民间文艺丛话》、黄石的《神话研究》等。不过，虽然民俗学研究在一些大学里得到了响应和提倡，但它仍未成为高等院校固定的专门学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高校研究者中涌现出了一批在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民俗学学者，钟敬文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
钟敬文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元老级人物，是我国最早的民俗学家之一，1927年，他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和同校教员顾颉刚等人共同创立“民俗学会”，编辑了《民间文艺丛话》、《民俗》等民俗学丛书。1928年，钟敬文转至浙江大学任教，继续积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写作了《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中国地方传说》等学术论文，并与人合创了中国民俗学会。之后的几十年间，虽辗转于日本、杭州、香港、北京等地，钟敬文始终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写作了大量对后世民俗学研究影响深远的理论著述。如《西北纪游诗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国民谣中所表现的自觉意识》、《近代民间文学史略》、《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等。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独有建树，他是首批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观点来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之一，较早地把民俗学现象看成是一个由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组成的整体，其对中国民俗学进行的理论架构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影响至深。
1930年，在钟敬文、顾颉刚等人的推动下，“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成立，“中国民俗学会”标志着“民俗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在我国正式诞生。学会成立后创办了《民俗月刊》，并出版了《民俗学集镌》等民俗理论丛书。这一时期的民俗学除既有的研究思路外，还广泛吸收了法、日等国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探寻民俗的社会根源，剖析民俗与文化、历史的关系，并提出了民俗学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所负有的责任。此间较有影响力的著作是钟敬文发表的《金华斗牛的风俗》、《中国神话的文化史价值》等论文。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民歌民谣的研究角度较为单一，但也有从教育、社会、民俗等角度来进行探讨的，如：顾颉刚用历史地理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茅盾出版的《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前者是我国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顾颉刚通过对各种古籍和民间口头材料的分析、整理，对孟姜女故事的产生、传播、变异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并尽可能将此故事的流变与历史的关系作出科学的阐释。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方法、结论在学界一直很有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顾颉刚[13]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辨伪工作，主张吸收、利用西方社会学、历史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其重要民俗学著作有《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妙峰山的香气》等。顾颉刚对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民间文艺采用了一种动态考察的眼光（即“演变法则”），对我国古籍资料搜索鉴别以及民间文艺的研究皆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为后来者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一方面有力地带动起同仁对民间文艺进行研究的热情。
除了上述以高校为主导的民俗研究组织外，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北的民主政权建立地区也出现了民俗研究现象。由于毛泽东提倡文艺创作大众化，指出民间固有文化的优点和对它学习的重要，加之作家的思想改造，在解放区形成了搜集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潮，给“五四”以来这方面的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科学起点。
但是，尽管民俗学领域有一批重要学者在进行不懈的研究和探索，却无法改变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困窘之状。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国家一直处于外忧内患的纷扰之中，中国民俗学研究整体上始终处于一种时断时续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