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特（Spiter，1975）等指出了面谈评估信赖性低的5种原因。第一是来访者的分散。这实际上是来访者在不同情况中发生的变化，不能加以人工控制。第二是机会的分散。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相异的情况。比如，双相情感障碍的情况下，有时很抑郁，有时很狂躁。第三是信息的分散。咨询师之间拥有不同信息的时候，比如，有的咨询师不太和别人分享从来访者家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或者询问一些别的咨询师不问的问题等等，因此产生彼此不同的评估。关于这一点，如果咨询师在收集信息时加以注意的话，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可以避免的。信赖性低的第四个原因是观察的分散。即便观察来访者的同一个行为，不同的咨询师可以有不同的着眼点。这个现象同样可以通过咨询师的努力而得到改善。通过注意这些留意点，使观察的结构得以相对化，对提高评估的信赖性有重要的意义。第五是标准的分散，这是由于咨询师拥有的评估标准相异而产生的。
为了解决这个评估标准分散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DSM等诊断标准进行判断。基于这样的诊断标准进行结构化面谈，使评估和诊断客观化。后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与诊断有关的、具有代表性的结构化面谈。
2.DSM-Ⅳ和结构化面谈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制定的精神医学诊断标准DSM-Ⅳ（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tal Disorders《精神障碍的诊断和统计手册》）；关于面谈评估的手册SCID（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Ⅳ），1997年出版发行；以及第一节所讲的丹野的心理评估技法，可以得知精神症状，或者人格障碍领域可以使用半结构化面谈法。SCID分为DSM-Ⅳ的第1轴（临床疾病及与临床治疗相关的其他疾病的主要诊断名相关的）SCID-Ⅰ和第2轴（人格障碍及精神迟滞的所有诊断名相关的）SCID-Ⅱ（Blanchard or Brown，1998；丸田，1998；古川，1999）。
SCID-Ⅰ是以成人为对象，对青年期也能适用，它需要有中学生以上程度的理解力。它对重度认知障碍、精神症状的对象不能适用。分有临床使用和研究使用的版本，临床用的版本比研究用的要短一些。临床用的版本根据诊断的需要，精炼了其主要信息。
SCID-Ⅰ的实施，根据症状、障碍的程度，以及来访者的表现能力，通常需要60～90分钟。从询问对方的基本信息和建立信赖的治疗关系的导入提问开始，应用封闭式提问和开放式提问方式收集关于年龄等人口统计数据、职业经历、在医学上躯体和精神疾病的病历、现在的精神压力等方面的信息。此后，与诊断标准相关的、到目前为止的生活评估分为精神病障碍、情绪障碍、摄食障碍等9种标准，另外还包括压力障碍等选择模式。无论以哪一种模式，都遵循DSM-Ⅳ的诊断标准，首先进行封闭式提问，然后为了明确其具体内容进行开放式提问。咨询师不仅根据来访者的回答，而且要综合考虑观察到的对方的行为、医学记录，以及从他人得到的信息等等，然后根据DSM-Ⅳ的标准进行4阶段的评定，并通过反复操作这样的程序，最后确定客观的诊断。但是SCID-Ⅰ是以DSM-Ⅳ为基础并精炼后的结构化面谈，不包含婴幼儿期的诊断、认知障碍、睡眠障碍等内容，仅限于DSM-Ⅳ确定的诊断名。
DSM-Ⅳ的第2轴，即与人格障碍相关的结构化面谈法，作为SCID-Ⅱ得以开发，适用于被DSM-Ⅳ的第1轴SCID-Ⅰ除外的对象。SCID-Ⅱ对筛选用的提问回答为“是”的项目，运用半结构化面谈进行详细地讨论。面谈方法和SCID-Ⅰ一样，为形成信赖的治疗关系而收集基本的信息，用来访者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行为、人际关系这两方面开始交流。此后，依据DSM-Ⅳ的人格障碍标准，通常进行2～3个提问，并参考收集到的广泛信息，对是否达到DSM-Ⅳ的诊断标准进行4个阶段评价。SCID-Ⅱ的实施通常需要30～45分钟（Blanchard＆Brown，1998）。
3.其他的面谈标准
除了前面介绍的SCID是根据DSM-Ⅳ的精神医学诊断进行的结构化面谈的程序，还有其他一些用作诊断的面谈标准得到了开发。
除了像SCID这样的关于精神症状、人格障碍相关的面谈法以外，还开发了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等。就像布朗（Brown）开发的生活事件和障碍的面谈量表（Life Events and Difficulties Schedule），对过去12个月间发生的生活事件进行提问，这个方法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通过一般的问卷调查测定社会支持的情况比较多，但是这里开发了通过结构化面谈进行的评估标准。另外，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面谈量表（ISSI：Interview Schedule for Social Interactions）是比较著名的，同时把社会的质和量综合在一起的量表（北村，1988；古川，1999）。
二、在面谈评估中的临床问题
1.发展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关于面谈的讨论中，主要是以成人为对象的一般面谈。但是正如前面第一节所叙述的那样，在心理临床的各样职业领域中接触的对象年龄包括从人的诞生开始到死亡为止，因此在各自的发展阶段上进行的面谈评估的注意点也不相同。在这里，关于如何处理各个年龄阶段，让我们随着科伊尔（1998）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总结。
以幼儿期开始到青春期的孩子，在多数的情况下，主要由父母提供一些关于现在的问题和生育史方面的信息。但是为了加深多方面的理解，还期望得到学校，以及其他生活场景的信息。另外，即使和孩子们直接进行面谈，由于孩子的语言能力，或者感情表现能力不充分的话，容易忽略孩子面临的不安、恐怖，或者孩子遇到的重大问题。所以，以儿童为对象的心理咨询师，需要学习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够从孩子那里得到必要的信息。
另外，收集关于孩子周围的社会状况的信息也是非常必要的。以“谁最关心这个孩子”的提问为契机，了解一起居住的家人情况、搬家、家庭成员的死亡和生病的变化、经济状况、夫妇关系等家庭情况，从中把握孩子产生问题的社会背景。以青年期为对象的面谈，还需要特别注意人际关系。青年期的来访者对年长的心理咨询师容易无意识地采取对父母的态度，而对年轻的心理咨询师容易发生认同倾向，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是绝对理想的面谈评估，需要加倍注意。
青年期以后到40岁以前的成年前期，与青年期相比有更好的内省和开放的心态，对自己问题大多有自发的思考。从40多岁到60多岁的成年中期的来访者，在西欧文化的生命周期中属于创造、生产的时期，所以我们需要选取与此相关联的主题。并且在这个时期，女性开始发生闭经等生理变化，而且由于父母的去世、家庭内责任的变化而产生丧失感等生存危机。为了理解这样的来访者，我们把这些当做面谈的重要主题是非常必要的。
从60岁开始到70岁的成人后期，人们由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中引退，因此容易产生心理适应问题，如面临配偶、友人的离去，或进入中年时孩子的死亡。另外，在这个年龄阶段的来访者由于认知能力的退化，在面谈中容易变得防卫和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从家人和其他关系者那里获得信息变得不可欠缺，另外要注意保守秘密。比如如果在来访者本人面前家人不方便说话的时候，需要另外设定家人的个人面谈。
70岁以后的老年期，丧失体验将变得更加频繁。由于身体的衰弱，疾病的原因，行动范围受限，自立行为变得越发困难，从而使面谈中的交流变得非常缓慢。为了维持信任的治疗关系，尊重来访者，我们需要配合来访者的速度进行面谈。而且如果认知能力进一步衰弱的话，和其他关系者进行面谈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2.意识障碍与自杀
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关于意识障碍、不安、抑郁症、自杀倾向等问题。
心理咨询师通过面谈进行评估的对象中，几乎没有显著的意识障碍。但是，当认知和行为出现异常时，有的时候是因为轻度的意识障碍而产生的。当然，具体的诊断需要由精神科医生来承担，但是作为心理咨询师需要有一定的关于意识障碍方面的大体知识。在清醒时不出现的认知和行为异常。意识障碍的原因有很多种，如脑器质疾病的急性期、代谢障碍、内分泌障碍等由于身体疾病所引起的症状精神病，另外，还有癫痫发作时或发作后产生的心因性障碍疾病（古贺，1998）。
和抑郁症的来访者进行面谈的时候，因为活动力低下和速度变慢，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必要的信息。因此，需要优先考虑自杀的危险性、服药和住院的必要性再进行面谈，如果属于抑郁症的诊断，根据DSM-Ⅳ来进行诊断面谈是有效的（Coyle et al，1998）。
如果是抑郁情绪比较强烈的来访者，自然需要探讨由罪恶感而产生的自杀危险性，但同时也要注意由精神分裂症产生的幻想、妄想的自杀倾向（上岛，1978）。除此以外，在临床心理评估中，需要充分注意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的来访者的自杀的危险性。高桥（1992）提供了自杀危险因素的清单。其中作为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在以前企图自杀者中，1/10的人将会重复自杀行为，其结果就是实现自杀。在临床心理评估中，如果明确了自杀企图的经验，那么要尽量获得自杀时的意图、手段以及状态；来访者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行为后果，具体使用的手段；如何接受自己得救的结果，通过自杀想对谁表示反抗等等信息，并努力注意处理事情发生以后的事态。在这个时候，要注意过去的自杀行为的客观危险度，以及和将来自杀的直接关联，还有本人对自杀手段的主观认识等等。
高桥（1992）介绍了如何记忆自杀危险因素，其主要的危险因素取英文字母的头一个字母是“MAS SALAD”（母亲的色拉），也就是精神状态（mental status）、自杀尝试（attempts）、援助的有无（support）、性别（sex）、年龄（age）、丧失体验（loss）、酒精依存症（alcoholism）、药物滥用（drug abuse）等8个分类。心理咨询师在自己的职业领域中如何预防自杀企图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需要在评估中对这一点加以注意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