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周恩来在8月17日电告中共中央：“现已与军何（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旨意，并协助各区传达改编”、“请令往鄂豫皖之郑位三及往闽南之方方速来南京，其余如派往湘鄂赣边区的人员亦请送来”[1]。后来，这些人员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游击区，执行将当地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的任务。在反复谈判的基础上，9月20日，博古和康泽分别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上签了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大众、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以极大的努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还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中国共产党还提出：“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中共中央就七七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指示北方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使国民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受到严重威胁。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2]。8月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决心对日作战。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在中共的督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向全国公开发表了共产党7月15日递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告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宣言》提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拟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幸福与愉快的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诺言：愿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宣言》光明磊落，坚持抗日，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精神，受到各方面的称赞。
蒋介石于9月23日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场：“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至此，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它的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国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结成的政治联盟。但这次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双方都有军队、政权的合作，是既无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又无两党见诸于文件的共同遵循的共同纲领。这些特点，必然会造成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每个党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次国共合作，除了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力量以外，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也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了《反帝抗日宣言》，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应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进行反帝反日战争中，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1936年2月，又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强调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呼吁全国各党派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拥护、支持国共合作，主张“团结御敌，抗日救国”；抨击蒋介石“分裂、妥协投降”政策，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运动。
1.创办大量报刊，宣传群众，动员抗日，培训抗日干部。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创办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例如，李公朴创办《全国通讯社》杂志；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沈钧儒、李公朴和柳湜创办《全国周刊》。1938年7月，《全国周刊》和《抗战》三日刊合并，改为《全国抗战》五日刊，每期销量总数达30万份，成为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救国会创办《抗日救亡》和《国民公论》旬刊；第三党创办《进步日报》和《抗战行动》半月刊；民盟创办《光明报》，职教社创办《国讯》杂志；国社党创办《再生》杂志；青年党创办《新中国日报》。这些刊物抗日的舆论宣传，批驳投降派谬论和汉奸卖国贼的罪行，动员了人民，鼓舞了士气，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推动了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的蓬勃发展和最后胜利。除了办刊物以外，邹韬奋还创办了影响极大的生活书店，其分店分布前方、后方，形成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其职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人封锁线，把许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激励人民勇敢杀敌的书籍，送到抗战将士和广大群众手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在群众中训练抗日干部方面，民主党派也做了大量工作。职教社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抗日人才。上海文化界人士成立了编辑人协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李公朴组织了抗战救国教学团和短期艺术训练班、胡愈之等在上海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等，共同为培养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人才，支持抗日斗争作出贡献。救国会还先后成立两个救亡团体，一个是由沙千里、何惧等建立的武汉“蚁社”，一个是由钱俊瑞建立的“中国青年救国团”。这两个组织都举办战时训练班，经过对青年培训的教育，然后介绍他们参加各种救亡工作。
2.积极从事募捐、支前和战地慰问工作。民主党派在海外华侨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以海外华侨为基础的中国致公党，积极发动海外各分支的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抗战八年，在美华侨共捐款2亿美元；致公党领导人司徒美堂等的募捐活动，共筹款5400多万美元；以陈嘉庚为领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为抗战捐输了4亿中国法币的巨额款项；抗战以来，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达10亿元以上。这些捐款对祖国抗战是巨大的资助。据统计，抗战八年，海外华侨义捐和家汇共50多亿元，相当于整个抗战用款的三分之一。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军费开支18亿元，同年华侨汇款就占11亿元。同时还捐赠大批抗战物资。救国会领袖章乃器，为了维持救国会的经费，不惜倾家荡产，用完了所有的积蓄，还卖掉了房子。
支前、慰问抗战将士，救济灾民，是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抗战初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文化界学生界救亡协会等团体，组成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组织募捐团、看护队、战时教育服务团等，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曾先后代表文化界赴江西、湖南前线慰问抗日战士。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也亲赴延安慰问边区抗战军民。上海沦陷时，救国会组织了800名青年男女到租界各收容所慰问、救济十几万难民，并教他们学唱救亡歌曲。
3.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抗战爆发后，救国会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乡建派的部分成员，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溃退，仍留在山东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共同战斗。其流亡大后方的成员到河南受训，然后再返山东抗战，不少人参加了山东敌后八路军。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抗战开始后从德国回国，即在第八集团军担任军职，参加了淞沪会战。第三党另一负责人季方在武汉组织抗日政治大队并兼任第二大队长。他们后来在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组织了一支近6000人的游击队，在山西艰苦活动6个月。中国致公党发动海外数千万人参加祖国抗战事业，并先后三次输送华侨青年回国抗战，其中南洋华侨先后回国参战者3000多人。中国抗战的空军中，驱逐机的飞行员，四分之三是华侨[4]民主党派的许多爱国人士，在抗日战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中共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少数民族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方针和政策，广泛动员全国各少数民族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中国共产党成为各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这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1.动员全国各民族共同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汉族，也使各少数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只有动员全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战，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正确选择。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占全国人口总数不到10%，但分布极广，遍布各个省市和边疆地区。因此，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动员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少数民族本身是重要的抗日力量，还因为日本侵略者“正在利用我们国内民族间的矛盾，进行各种挑拨分裂的阴谋活动”。如果不粉碎日本侵略者这些分裂中国的阴谋，不仅无法充分动员少数民族参加抗战，而且可能给抗日斗争带来消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争取抗战胜利必须把中国民众的力量（包括少数民族的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行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包括“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针对“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