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分析，毛泽东进一步科学地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发展的具体过程是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他还指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是中国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条件，而“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论持久战》一书，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它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逻辑力量和惊人的科学预见，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内在规律，并指明了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道路，从而在思想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大地坚定和增强了全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对于指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各有政权、军队的合作，是具有广泛民族性、曲折复杂性的合作，是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的合作。这些特点，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民族敌人，又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7]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丧失警惕，议会主义倾向，八路军新军阀主义倾向，等等。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从国民党方面的影响来说，是当时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共产党投降”等反动宣传，国民党统治共产党的企图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对中共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限制与削弱政策，以及对共产党干部的收买腐蚀。从党自身来说，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等等。
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提出：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国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8]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12月9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12月27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及1938年3月作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报告，反对洛川会议决议，反对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的领导权；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轻视人民群众、人民军队、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确定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王明、张闻天、王稼祥、项英等十七名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中央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就是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现在中国的实际，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平等权利，“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根据具体情况，在策略上，我们可以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方式，既不可破裂统一战线，又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态度。为克服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强调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和政策，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南方局和刘少奇负责的中原局。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的良好基础。
[1]http：//www.sd-taishan.gov.cn/sites/yantai/laizhou/articles/J00000/1/1436716.aspx《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五次国共谈判》。
[2]王邦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1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5页。
[4]http：//www.minge.gov.cn/txt/2008-10/22/content_2532891.htm张文玲：《试论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201页。
[6]陈夕：《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人民日报》2005年8月22日第9版。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7-400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9-540页。
三 中共为坚持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
自七七全民抗战到1938年10月，日军虽相继侵占了武汉、广州，但也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随着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解放区的扩大，沦陷区游击战的广泛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基本停止，抗日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力图分裂国共合作。蒋介石暗中还同日本谋求妥协。
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英、美、法妄图牺牲中国，诱使日军进攻苏联。但远东慕尼黑阴谋未能得逞。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动摇和分裂。1938年12月29日，亲日派汪精卫发表声明公开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集团一直惧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壮大，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也明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击退了敌人的阴谋，促进了全面抗日战争的进展。
第一次主要在华北。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五个县城和边境的十六个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在对其谈判未果后，被迫自卫反击，坚决打退了来犯之敌，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在山西，阎锡山则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新军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击退了来犯之敌，并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摩擦，后双方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1940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配合日伪进攻晋东南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南下部队相配合，歼灭朱怀冰部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及反共游杂武装万余人。之后，八路军主动提出休战，双方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第二次主要在华南。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何应钦、白崇禧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充分暴露出他们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野心。11月9日，朱德等发出“佳电”，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是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挽救危亡，中共同意将驻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往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晚，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开始移动。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少数军队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宣传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国民党制造的严重反共事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政治上，展开强大攻势，揭露顽固派的反共罪行。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提出了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十二条解决时局的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周恩来亲笔题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军事上，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加强华中地区及新四军工作的领导。随后将华中新四军改编成七个师，严阵以待来犯之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国际上，一切进步舆论都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共内战方针，英美的舆论对蒋介石集团也表示不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的孤立。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被迫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8日，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第三次主要在陕甘宁边区。1943年5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从对付日军的河防主力撤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沿宜川、洛川、淳化、固原线，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第三次掀起反共高潮。6月14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群众大会，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日。7月7日，国民党军炮击陕甘宁关中分区，袭扰边区境内。为击退国民党的反共活动，7月9日又召开群众大会，动员边区军民积极备战，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斗争。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此时，苏、英、美也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9月，国民党表示停止进攻边区。这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