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话留守
回想我们中国20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真可谓是举世瞩目，我们曾为GDP的高增长率而狂热高歌；也曾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激情喟叹，在中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农民，功不可没。可农民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一个弱势群体，世人其实很难体察他们内心真正的痛苦。农民背井离乡、抛家别子外出打工，含辛茹苦，忍气吞声，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往往是为了孩子，可时至今日，留守孩子的成长问题却让许多农民的梦想像山崩地裂一样毁灭。农村留守孩子已成农民工心头之痛，同时作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之痛、中国之痛、世纪之痛。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也是世界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的，所以包括留守孩子在内的诸多衍生问题的解决还毫无经验可供借鉴。由于社会现实、城乡差距、人多地少等因素，中国部分农民拥向城市寻求出路与发展还将成为一种必然，这一趋势将在今后的很多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受户籍、经济、居住等条件的制约，许多农村孩子却不能随父母一同前往。面对部分留守孩子的成长问题，有学者警示：他们可能成为被“毁掉的一代”，可能会成为国家新的不稳定因素。在诸多问题还暂时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我们来听一听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声音：
留守孩子：“淤泥也要化红莲”
父母外出打工已成定势，在一个短期内还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事实，作为留守孩子，生存中必须面对生活、学习、人际交往、安全等诸多无处回避的问题，而对于这些，尽管有孩子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但更多的留守孩子却有着他们的乐观主张。
“留守生活告诉我，只有坚强才能生存。”“生活需要理性，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挫折，我都会乐观地去面对，会冷静地去解决。都不会走绝路。”“父母为了我和姐姐有钱读书，拼命地赚钱，有时候连身体都累垮了。我们俩不能帮他们什么忙，但是，我们都会好好读书，以此来报答父母的。”“看到别人一家子快快乐乐相处，我常常联想起我那个寂寞的家，不过我知道，这不是谁的错，也许这是我人生路上必经的挫折吧！父母都能从容面对，我也必须坚强起来，我不能让父母失望，我必须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努力超越自我，学好本领成就一番事业，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是有句歌词吗：‘淤泥也能化红莲，快乐好比似神仙。’”“爸爸妈妈：我永远爱您们！不论您们是贫与富，我都永远地爱您们……”在问卷调查中，大多数孩子因为有了“留守”经历，而对父母更加充满感恩之心，从而更加奋发努力。
有的孩子还成为外出父母的精神上强有力的依靠。家住安徽霍邱岔路镇周店村12岁的初中女生小锦为了见到已外出打工两年的母亲高田保，在得知母亲想留在打工地加班，又想和儿女一起过年时，发誓要和弟弟捡可乐瓶卖也要去见母亲。
“您现在整个人都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求求您，不要这样好吗？就算是为了我们一家人的幸福好吗？我了解您现在的心情如何，正因为这样，你越要振作起来，证明给大家看，您是最棒的。”一留守孩子的父亲在杭州遇到挫折，女儿写信百般鼓励。
在一国家级贫穷县，我曾去看过一9岁的小女孩，家里除了她和弟弟，还有一位生病的奶奶。每天早上5点，她就要起床做饭熬药，做好后，端到奶奶床边再去学校读书。奶奶经常犯病，有时候药吃光了，她就想办法去帮人做事换钱，或者找人借钱，从来不告诉爸爸妈妈。她说：“我在家总是好些，父母在外边肯定困难些，我不能求他们怎么样来关心我，我要体谅他们才好。”在调查中，尽管孩子们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渴求，要求社会的公平与父母的关爱。尽管我们的社会要达到这样一个理想，还必须跨越体制、政策、文化乃至时间等诸多方面的阻碍，但诸多留守孩子一边承受着父母离家的煎熬，一边仍然从心底里理解必须经历的这种现实生活，仍然选择以顽强的坚守留守生活来等待梦想的这一天来临。
外出父母：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孩子是父母身上一块肉，谁不想和孩子一起过呀！可我工作时间长，收入少，打工十年只回家了五次，我儿子命苦哇！”2006年1月2日，《安徽商报》与《杭州都市快报》联合推出“送留守儿童探亲过团圆年”活动中，许多父母在言谈中述说了对孩子的怜爱与愧疚。几乎所有报名的家长都在电话里抽噎。
2007年春节，山区一位回乡过年的三十多岁的打工男子说：“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女儿时，女儿已经三岁，在回乡的火车上，我设想过很多种见面的情形，但是，真正的情形却让我想哭，女儿躲在我母亲的身后偷偷地看我，我想抱她，但她总害怕我这个陌生人的接近，尖声哭叫，女儿恐惧与排斥的眼神，让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直到过了三四天，才慢慢接近我。这一次回家，是第二次，女儿同样害怕我，总之，在女儿眼里，我不像是父亲。”在广州打工多年的春秀是一位留守儿童的母亲。“究竟应该是留在家乡，还是应该进城打工，想想真的很为难。”她说，农村的孩子和城里人的孩子一样，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为了能让孩子读得起书，她只好到城里打工，可离开家她又不能很好地照顾和教育孩子。打工的单位和收入也不稳定，她无法把孩子带到城里读书，也没有办法与孩子好好沟通。她说，如果家乡有寄宿学校，“在课堂学习之外，有专门的老师替我们带孩子玩，把孩子管好就好了。”
农村教师：父母留下一个的好
尽管寻求改善留守孩子教育环境，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出路与方法，已经成为目前摆在教育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目前各地各部门也都有了相对应的对策，但实际上操作性并不强。把孩子的教育责任全部都推给学校，这不是治本之策，甚至连标都治不了。孩子的成长需要全方位的介入，特别是父母不能完全缺位。
湖南省临湘市五里中学的付老师说，家庭的亲情温暖和安全感，是任何外援都无法取代的。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父母最好与孩子生活在一起。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应尽量留一个人与孩子生活在一起。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养教是父母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父母一定要克服养教脱离、重养轻教的思想。家庭是社会的，孩子同样也是社会的。每个孩子都会从家庭走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人。家长要把孩子的成人教育放在第一位，知识教育放在第二位。只有先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才。
否则，我们的所有教育全部都是失败的。安徽省一中学教师说，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小孩身体、心理发育不会很健全。现在小孩子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如网络游戏我们这代人就很难适应。如果不学习，连我们两辈人都可能沟通不了，何况隔代爷爷奶奶。加上隔代教育的观念、方式跟不上时代，无法跟后代沟通，所以代管家长很难走进孩子的心坎。还是父母留人在家的好。
地方官员：国家增加教育投入是重中之重
调查中，许多地方官员、地方教育部门都少不了一个声音，呼吁国家对农村教育应加大投入力度。许多留守孩子辍学，并不是不会读书，而是读不起书。据《青年参考》2005年4月22日报道，云南边境地区学童家贫，交不起名目繁多的学杂费，辍学现象严重。一些学童不得不到境外的缅甸和越南上学，享受便宜的基础教育，许多留守儿童成为奇特的小留学生。尽管近年义务教育学习费用开始实行全免制，但在很多乡村，还远远不止是义务教育这九年的问题。
去年笔者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调查时，分管科教文卫的副县长徐教凡说，国家应大力调整教育布局，扩大农村寄宿制学校规模。留守孩子由学校托管，实践证明，比老人带小孩子要好得多。
一是集中管理提高了其自理能力，教会了孩子生活上的自立；二是学校组织的各类课外集体活动扩大了其与同学老师的交流空间，锻炼了孩子人际交往能力；三是从费用上来讲，节约很多。更何况国家对寄宿的贫困生还有生活费补助。他建议国家在今后，一是要大力兴办城乡寄宿制学校，让留守孩子都有好的成长环境；二是要加大职业教育、高中教育的投入。九年义务教育基本可以达标了，95%可以上初中，已经没有问题。“问题是初中毕业十四五岁的孩子如果这么早进入社会，性格没有定型、成熟，就会染上不良习惯，还有可能走向犯罪。”他说：“一般少年犯罪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的。如我们县今年毕业的初中生是1.7万人，高中招生不到4000人，职校不到3000人，还有1万人流入社会，包括家长送到外面的还有2000人，一半以上的中学生流入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职业中学、普通高中国家投入少，一般都要自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学生学习成本高，农村一些孩子读不起高中、职校，国家应通过一些途径，扩大一些规模，让更多的孩子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专家教授：户籍制度与相关体制改革是治本之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认为，要想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困难，体制改革是关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博士研究生周福林也撰文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孩子问题，必须从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体制的改革入手，从根本上消除留守孩子产生的条件，这是解决留守孩子问题的治本之策。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努力建立一套健全完善的机制，并且使这种机制更加充满人性化，这样才能开启这些孩子平等、光明的视线，使他们的人生拥有温暖、爱和关怀。
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的核心内容是强化一个“责任”，实行两个“一视同仁”。《意见》明确指出：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在公办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在缴费方面，在教育教学活动、评奖评优、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但据笔者了解，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级政府统筹规划落实，县级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但实际上由于义务教育阶段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而流动儿童通常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所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这样，如果这部分儿童要想在流入地公立学校上学，就必须额外缴纳一笔借读费。在通常情况下，外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多数属于收入较低的群体，所以这部分人在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普遍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横亘在面前，只能仰望却无法跨越。而让农民工们都返乡务农来解决留守学生问题，显然不现实。可行的治本之策，还在于加速推进户籍改革。社科院学者陆学艺认为，取消户籍差别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只有放开户籍制度才能减少农民。适当开放户籍，各方措施都紧跟过来，留守儿童的盲区就会被填补，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对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也是一种有力的推进。
政协委员：建立成长保障制度，吸纳社会亲情关怀
对于如何关注农村留守孩子的成长问题，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撰写提案。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敬一丹等24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成长保障制度的提案》；在今年两会上，长期关注农村留守孩子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带来“代理家长制”建议，为解决这一问题献计。刘明华代表介绍说，“代理家长制”是通过基层组织建立起来的由关心留守孩子的热心人士组成关爱队伍，与“留守孩子”建立起学习、生活上的帮扶关系，由此解决家长长期不在家造成的亲情缺失、学习生活无人关照而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刘明华代表认为，“代理家长”具有义务监护人的性质，这是目前解决留守孩子问题最充满人性关怀、最因地制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重庆市南川区已经在这方面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即将在重庆市全面推广，建议全国也能加以推广。代理家长的监护能力将影响到被监护儿童的人生，建立代理家长准入退出机制、留守、代理跟踪机制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刘明华代表建议，应加大对外出打工的家长、代理家长以及相关工作者的培训，并将此培训经费列为教育财政的专项预算，并联合民政、教育、妇联、共青团以及社区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