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
突然，有个类似球棒之类的棍子击中了我的腹部。剧痛之下，我双眼凸出，弯下了腰，五脏六腑像被人揪住一样，无法呼吸。紧接着，球棒再次击中我的头部上方，我听到了脑壳裂开的声音，仿佛被人用铁钉穿过太阳穴。我腿一弯，跪在了地上。我失去了方向，伸出双手护住脑袋，可是，致命的最后一击迎面而来。
我往后退，掉进了湖里。我的眼皮合上了，依稀之间仿佛又听见伊丽莎白的尖叫，这次她喊叫着的似乎是我的名字。我沉入水中，伊丽莎白的尖叫声，还有周围的一切声响，都慢慢消失，归于平静。
第一章
八年后
另一个女孩就要让我心碎了。
女孩长着一双棕色的眼睛，一头卷发，笑起来总是露出带着牙套的牙齿。她穿着吊带衫，今年14岁。
“你怀孕了吗？”我问。
“是的，贝克医生。”
我努力地控制自己不闭上双眼。这不是我第一次碰到早孕的少女了，她甚至不是今天的第一个。五年前，我在附近的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实习期满后，就来到华盛顿高地诊所做儿科医生。这是一所专门服务接受医疗辅助（其实就是贫寒的同义词）的民众的医院，下设妇产科、内科，当然也有儿科。很多人因此以为我是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喜欢儿科医生这个工作，但不一定非得每天周旋于郊区的贤妻良母和光鲜老爸或像我这种人之间不可。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道。
“贝克医生，我和特雷尔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特雷尔今年多大？”
“16岁。”
小女孩抬头看着我，开心地微笑。我再一次努力地控制自己不能闭上眼睛。
每次都是这样，而且让我吃惊的都是——她们都不是意外怀孕。这些小女孩们想生小孩，可是她们本身尚是需要别人关怀的孩子。没有人明白她们到底在想什么。人们表面上说要节育、要禁欲，这都很好啊，可是事实上呢？周围的朋友有了孩子，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所以事实就是如此：特雷尔，我们为什么不行？
“他爱我。”眼前这名14岁的小女孩告诉我。
“你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还没告诉她。”她开始扭来扭去，不太自在，毕竟只是一个14岁大的黄毛丫头，“我希望您能陪着我告诉妈妈。”
我点点头，“好吧。”
我学会了倾听，将心比心而不是妄下判断。当住院医生时要发表演说，当时我高高在上，俯看台下的病患，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你们的行为将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曼哈顿某一个寒冷的下午，一个面容憔悴的17岁少女，她跟第三个男人怀上了自己的第三个小孩。她直视着我，一语道破冷冰冰的残酷现实：“你不了解我们的生活。”
从此之后我不再妄下判断。现在，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只听不说，不再扮演苦口婆心的白人，反而成为了更加称职的医生。我会竭尽所能地给这名14岁的少女以及她的孩子最好的照料，不会告诉她特雷尔不可能留下，不会告诉她从此将前途尽毁，也不会告诉她按照这里大多数此类病患的际遇，她在20岁之前至少还会碰上两个类似特雷尔这样的男人。
如果每天都想这些事情，我迟早会疯掉。
我们接着又谈了一会儿，她说我听。诊疗室要比我的办公室大一倍，跟牢房差不多大（这可不是我的亲身体验哦），漆上了公共机关常用的绿色，就像小学厕所的颜色。视力检查表，就是那张让你指出E的开口指向哪个方向的符号表，挂在门后。一面墙上贴着已经褪色的迪斯尼图案，另外一面墙上贴的是营养成分摄取金字塔结构图。我14岁的小病患坐在诊疗台上，上面挂着卷筒面巾纸可供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面巾纸卷起的样子总是让我想起卡内基餐厅包装三明治的画面。
暖炉开得很大，屋里热乎乎的。对于一个经常有小孩脱光光的地方，温度高一点十分必要。我穿着平时看诊的衣服——蓝色牛仔裤，布鞋，普通的西装衬衫和颜色醒目的1994年“拯救儿童”领带。我没有穿白袍，是因为我觉得那样会吓到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