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篇文章的人，也是常常欢喜就文学方面发表些意见，并且常常自以为血管中尚留存着青年的情热，常常还有些“狂戆”的举动。以这“资格”，——如果你说这也算是“资格”，敢对青年们之爱好文艺或志愿文艺者说几句话。
任何人都有爱好文艺的性习。一个推小车的苦力，如果他的经济情形许可，在劳役之后到茶馆里去听《水浒》，或是到游戏场内去看“笃笃班”，便是他的爱好文艺的性习的表现。乡间社戏，草台前挤满了焦脸黄泥腿的农村劳动者，在他们的额上皱纹的一舒展间，也便表现出他们的爱好文艺的性习。自然，你很可以说茶馆里的说书者，游戏场内的绍兴“笃笃班”，乡间农忙后的神戏一台，都是趣味低劣，都不合于咱们现在所谓“文艺”的条件，但是请不要忘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推小车的苦力，乡村的劳农，等等）天生成了只有低劣趣味的爱好文艺的性习，而是因为他们并不像你和我一样是少爷出身，受过文化的教养，生活在“高贵的”趣味中，并且社会所供给的能够适合于他们经济状况的娱乐（就是他们还能够勉强负担的娱乐费），也只有那样趣味低劣的货色。除了这因为经济条件而生的差别以外，他们在听《水浒》，看“笃笃班”时所表现的爱好文艺的性习并不和你们看“高贵”趣味的文艺作品时的爱好文艺性习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再进一层言，他们是一般地对于文艺作品（你不要笑，请暂时为说述方便计，把文艺作品这头衔借给茶馆的说书，游戏场内的“笃笃班”等等一类罢）的态度很严肃。他们上书场，听“笃笃班”，看社戏，并非完全为了娱乐，为了消遣，他们是下意识地怀着一个目的——要理解他们所感得奇怪的人生及其究极，他们常常有勇敢的批评的精神。（再请你不要笑，我们把庄严的“批评”这术语，也慷慨一下罢）从前有一本笔记小说记述扮演曹操的戏子被看戏的农民当场用斧砍杀，便可以说明他们有勇敢的批评的精神，他们把戏文当作真实的人生来认识，他们看戏时的态度异常严肃。这种严肃的态度，勇敢的批评的精神，便是爱好文艺的性习之最健全的活动。反之，把文艺的作品当作消遣，当作“借酒浇愁”，当作只是舞台上纸面上的离合悲欢，那便是爱好文艺的性习之十足的病态的表现，那也只有少爷出身，受过文化的教养，生活在高贵的趣味中的人们才会有这病态。
所以，我再说一遍，任何人都有爱好文艺的性习。青年的你们，在这危疑震撼的时代，社会层处处露出罅裂，人生观要求改造的时代，爱好文艺，自是理之必然。我并不以为青年爱好文艺，便是青年感情浮动的征象，我更不以为青年爱好文艺便是青年缺乏科学头脑的征象。是的，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青年们之爱好文学，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青年们中间尚犹不免的对于文学的病态，——没有严肃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尤其不能不反对的，是把“爱好文艺”当作个人的“志向”！曾听说某地中学入学试验中有“试各言尔志”那样意义的题目，结果有许多答案是“爱好文艺”。这显然是把“爱好文艺”的意义误解了。爱好文艺是人类的本能（这里所用“文艺”二字是广义的），自原始人即已然。如果说一个人“志在文艺”，那就是另一件事了。我们自然不赞成现代青年都“志在文艺”，同时我们也反对抑制人类的爱好文艺的本能。问题是：第一，千万不要把“爱好文艺”误为个人的“立志”；第二，即使是意识地要“立志”在文艺，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就“立”。
这里，就到了又一句常常接触着我们的耳朵的青年们常有的问话：怎样研究文学？这问句的意义就表示问者已经“立志”研究文艺，故而来询问方法了。“立志”总是可嘉的，但“志”在某事件的先决条件是对于某事件先须有一个充分的知识，不然，就是随随便便的“立”，不幸我们在“怎样研究文学”的发问中很可以嗅出随随便便的“立”。
“研究文学”一语，现在常被含糊地使用。这结果便是青年们对于文学的“志”随随便便地“立”。应该把“研究文学”一语先有基本的分析。必须先得认明“研究文学”这一语至少含有两方面不同的工作：一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科学而研究，又一便是写撰文艺作品，普通所谓“创作”，前者探讨文艺之史的发展，文艺之社会的意义，文艺之时代的构成的因素，就是把文艺当作社会现象之一，因而文艺这特殊学科也就成了社会科学之一。由这样的理解来研究文学也就和研究其他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现象之各个特殊部门）一样，可以是一个人终身攻治的事业。这样的终身事业，不但需要一个人毕生的精力，并且还需要有利的环境，例如学习必要知识时的经济的支持（换一句具体的话，就是进大学校文学史科的经济能力），以及研究时期的材料的供给（譬如在没有公共的完备的图书馆的中国，你就不能不自己设法去弄到各种旧有的或新出的书籍）。因而这个“研究文学”的“志”也就不能随随便便地“立”起来。其次，写撰文艺作品，做“创作家”；我觉得一般青年所谓“研究文艺”大概是指这方面而言。粗看起来，这个“志”不难“立”。只要有笔，有墨，有纸，有时间，你就可以写作。并且在这知识分子失业恐慌极严重的现在中国，青年知识者当然觉得还是选择这项“没本钱的生意”，较胜于奴颜婢膝地求职业以及暮夜苞苴地谋差使了。这样“立志”在写作文艺作品以为谋生之道，谁也不能非难他的，可是我们不能不说他这计划必将失败，他将饿死了结。如果他“立志”要做一个有点社会意义的作者，那么他的饿死更快！因为中国的社会还没有从“低劣趣味”中完全挣扎出来，因为中国的文坛还没走上正确发展的轨道，因为中国读者的购买力非常薄弱。如果你的“志”在文艺创作并不是谋生之道，你有你所专门攻研的学业，你有养活你身体的职业，你只是固有的创造欲要求发泄，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原则上我很赞成这样的“志”在文艺。但也不是说你有了养活你的职业，你又有时间，你在茶余酒后创作本能要求发泄的时候，你有笔有墨有纸，你就可以写作了。不是的！如果你并没把文艺作品当作消遣，当作个人的愁垒牢块笑影啼痕的影片，而是很严肃地认识了文艺的意义的，那么事情就不该这样办。自然我们并不以为文艺是什么艺术之神的神庙里的神秘的东西，我们也不承认什么创作家一定有他的天才或灵感一类的鬼话，我们承认一个推小车的苦力在休息时对他的伙伴们所说述的一个故事，也可以有文艺的价值；但是我们很反对那些没有深切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个人情感的产物，我们更反对那些彻头彻尾以游戏的态度去观察人生而且写成的文艺作品。认真想使自己的作品对于社会有贡献的态度正确的有志文艺者在动手创作之前，必须有充分的修养。首先他应该认明社会这机构的发展的方向；如果他已经能够在社会现象中看到矛盾或不平衡，那么他应该认明白这矛盾或不平衡正是旧的社会机构经过烂熟而达于崩溃这阶段时必然的现象，并且他应该了解惟有新机构的产生才能造成新的和谐与平衡。是的，他应得从深处去分析人生，去理解人生；他应得认明人类历史的进化的路线，并且了解自己对于人类和社会的使命。具体说，他一定得努力探求人们每一行动之隐伏的背景，探索到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的基础。仅仅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是不够的，主要的是他对于他的经验有怎样的理解，因而他在动手创作之前不能不先有理解社会现象的能力，就是他不能不先有那解释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的知识。除这而外，自然还有艺术上的修养；他可以从古代的作家学习描写的艺术，但应该记好，这该是朴质有力明快的描写手法，而不是那些以诡奇的形式掩盖了贫乏的内容的作品。
如果青年们的“怎样研究文艺”的发问是“怎样准备创作”的代用语，那么，我的回答便如上述。充分的修养。慎勿轻率！慎勿认为作家的一篇作品是产于一时的“灵感”！绝对不是的！没有什么神妙的灵感，只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深湛的理解和精密的分析！慎勿认为一切的所见所闻都有文艺作品材料的价值！绝对不是的！只有那些能够表现出社会动乱之隐伏的背景的人生材料才有价值！最后，我再说一遍，打算以撰写文艺作品为谋生之道，在现代恰就是饿死之道，而且直到死时也不会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再说一遍，任何人都有爱好文学的性习，所以任何人应该养成正确地理解文艺作品的能力（关于这点，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说），只有老顽固才反对青年看小说看戏曲；但并不是就说每个青年都应该以文学为事业。如果现代大多数青年当真在打算做文学家，那就不折不扣是混乱的现中国的严重的病态！如果我们只认为是青年本身之过失，那就和浅薄的小说家一样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罢了！
我没有看见写信给《中学生》杂志询问“怎样研究文学”的打算做文学家的青年是怎样措词。因而我无从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们不妨猜想一下，可能的动机是两个：一是上面已经说过的知识青年既无祖遗的财产又感到求职的困难，因而转念及此“不要本钱的生意”。这是一个经济的动机，我们上面已经论及，此处可以不必再说了。其二是并没生活的恐慌，徒因“爱好”文艺而要为文学家，在人各有其所好这一点上，我们亦未便厚非。这两种可能的动机都还是情理之常。可是只此二动机，决不会是大多数青年都想做文学家。如果当真是大多数青年想做文学家，那一定另有其原因了。于是我们的猜测也不能不转到不大名誉的一方面，就是所说：“浮而不实”。本来做文艺作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上文所述，一个文艺作家的修养很要费些苦心。但是因为中国社会直到现在还缺乏普遍的严肃的文学观念，一般人尚认为只要有笔，有墨，有纸，有时间，能写，就可以创作，于是同样地染着这种错误观念的一部分青年便觉得世间事无若文学家之轻而易举而且名利双收了。这种观念便是“浮而不实”的注脚。我们毋须讳言，志在文艺的青年中间不免有一部分是染有这样的错误观念而且这样错误地想做文学家。在这种错误观念之下，一定不能产生真正的有价值的文学家。反过来说，非待社会里已经普遍地有了正确的严肃的文学观，这种错误地想做文学家的观念一定不能在青年中绝灭。所以如果忧虑着这种“浮而不实”的想做文学家的动机之蔓延为有害于青年，只有更加努力于正确的严肃的文学观念之传布深入，才是对症的良药！如果想用大家不谈文学的方法来阻止这弊害，那也是很错误的见解。
人们也还有这样一个猜测：中国是产业不发达，自然科学不发达，政治是乱糟糟，因而有才智的青年便感觉到如果学习他种学科将有学成而无所施其巧的痛苦，因而都选择了文学这一条路了。这个猜测，原亦有相当的理由，可是仅仅相当的理由而已，并且事实上并不如此。事实上是近十年来头脑清楚才智卓越的青年都干政治运动去了，而且殉身于政治运动的，亦已经很多很多了。即使有感得他无可为而要献身于文艺的青年，大概只是青年中之缺乏刚毅猛鸷的气质而不适宜于政治运动的一流罢。然而这样的人大概亦不会是很多的罢！
所以我们把好为文学家的青年之可惊的多，当作一个社会现象来看，我们粗可分析为如上述的四个原因。而此四原因中，一三两原因都表示了混乱的现代中国的严重的病态。特别是第三原因是牵连到文学界本身之尚未健全。我们不愿认为青年本身的过失，但是也不能不说对于文学的错误的认识（认为世间事无若做文学家之轻而易举而且名利双收），应该由迫切地追问着“怎样研究文学”的青年来共同努力矫正才好！
1931年3月16日。
（原载1931年5月1日《中学生》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