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说的哪儿跟哪儿啊，”布尔金说。
“妻子死后，”伊凡·伊凡内奇想了半分钟，继续说道，“我弟弟开始为自己物色田庄。当然，尽管你物色它五年，你的选择最终仍然不对，买到的田庄还是和当初向往的全然不同。我弟弟尼古拉通过经纪人，借了债，买进了一份占地一百十二俄亩的田庄，有主人的宅子，下房，有花园，但是既没有果园，也没有醋栗，更没有鸭子戏水的池塘；河倒是有一条，可是里面的水颜色像咖啡，因为河的一边是砖厂，另一边是烧骨厂。不过我的尼古拉·伊凡内奇没怎么伤心；他订购了二十丛醋栗灌木，把它们种下了，开始过地主的生活。”
“去年我曾去看望过他。我想我得去看看，那里情况怎么样，有些什么名堂。我弟弟在信里给自己的田庄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楚姆巴罗克洛夫野地，也叫喜马拉依村。我抵达喜马拉依村时已经过了中午。天气很热。到处是沟沟壑壑，围墙，篱笆，种了一行行云杉，你无法知道如何走进院子，在哪儿拴马。我向屋子走去，一条棕色的狗迎面向我走来，它胖得像头猪。它想叫，但是懒得叫。厨娘从厨房里出来，她赤着脚，也胖得像猪，说老爷吃完午饭正在休息。我走进弟弟的房间，他坐在床上，膝头盖着毯子，人变老了，胖了，皮肉松弛了。面颊、鼻子和嘴唇向前突着，———看那样子他仿佛就要钻到毯子里去发出猪一样的哼哼声。”
“我们彼此拥抱并且哭了起来，一则因为高兴，一则因为伤心地想到我们曾经青春年少，可现在都已头发花白，行将就木。他穿好衣服，带我去看他的田庄。”
“说说你过得怎么样？’我问道。”
“‘还行，托上帝的福，我过得不错。’
“这已经不是往昔那个胆小可怜的小官吏，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主，一个老爷。他已经过惯了这里的生活，不仅习惯了，而且过得有滋有味。吃得很多，在浴室里洗澡，发福了，已经和周围的人以及两家工厂打过官司，因为农民们不叫他‘阁下’，他感到非常委屈。他像个老爷的样子，煞有介事地关心自己的灵魂，善事不是简简单单地一做了事，而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可那算什么善事？他给农民治病，不管什么病，一律用苏打和蓖麻油。在自己的命名日他在村子里举行感恩祷告，然后放上半维德罗伏特加，认为需要这样做。唉，这可怕的半维德罗！今天胖地主因为牲口损毁庄稼而拖了农民去见地方行政长官，可到了明天，遇上节庆的日子，却给他们摆上半维德罗伏特加。他们一面喝酒一面喊‘乌拉’，喝得醉醺醺了，就给他叩头。一旦生活变好，饱餐终日，无所事事，俄罗斯人自命不凡、肆无忌惮的德性就在自己身上发展起来。尼古拉·伊凡内奇以前在官府办公室里甚至不敢有自己个人的意见，可是现在却满口真理，说话的腔调简直像个部长：‘教育是必须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还为时过早’，‘体罚总的说是有害的，但是某些情况下是有益而且不可替代的。’”
“‘我了解百姓，而且善于和他们打交道，’他说道。‘百姓们拥戴我，只要我动一下手指头，他们就会为我做我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你们请注意，他在说所有这些话的时候，都露出智者和善者的笑容。一些话他重复了大约二十遍：‘我们贵族’，‘我作为贵族’，显然他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士兵。我们的姓氏奇穆沙-喜马拉依斯基，其实是那么佶屈聱牙，可是现在他甚至觉得那么悦耳动听，那么雍容华贵，心里非常得意。”
“但是问题不出在他身上，而在我自己身上。我想告诉你们，在他庄园里度过的不多的几个小时里，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傍晚我们喝茶的时候，厨娘把满满一盘醋栗端上了桌子。这不是买来的，而是自己家的，是灌木丛种下以后首次采摘的。尼古拉·伊凡内奇笑了起来，默默地对着醋栗看了一分钟，含着眼泪，———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后把一颗浆果放进嘴里，以一个孩子终于获得心爱玩具的胜利表情看看我，说道：
“‘真好吃！’
“他贪婪地吃着，不断地重复说：
“‘哎，真好吃！你尝尝！’
“醋栗又硬又酸，但是正如普希金所说，‘我们受到的虚假吹捧会使我们觉得它比万千真理还要珍贵’。我看到了一个幸福的人，他久蕴心头的理想已然如此明白无误地实现，他生活的目标已然达到，自己向往的东西已然获得，对于命运，对于自己他已心满意足。不知为什么，我关于人的幸福的思想，总是伴随着一种忧伤的情绪，现在当我看到一个幸福的人的时候，一种近乎绝望的沉重心情充塞了我的心头。到了夜里心情尤其沉重。我的床铺被安置在和弟弟并排的房间里，我听到他没有睡觉，起床走到装醋栗的盘子前，拿着一个个浆果。我想，其实满意和幸福的人是何其地多！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感到压抑的力量！你们请看看这样的生活：强势的人厚颜无耻，游手好闲；弱势的人愚昧无知，牛马不如；周遭充斥着无以复加的贫困，拥挤，蜕化变质，酗酒，伪善，谎言……但是所有的房子里，街道上却寂然无声，一片安宁；生活在城市的五万人中没有一人发出呐喊，大声表示愤怒。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到集市上去买食物，白天吃，晚上睡，说的都是自己那些鸡零狗碎的废话，娶老婆，慢慢变老，安详地把自己家死去的亲人拉到墓地；然而我们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正在受苦受难的那些人，以及生活中的那些可怕事件，它们正在幕后的某个地方发生。什么都悄无声息，宁静安闲，只有无声的统计数字在提出抗议：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维德罗的伏特加被喝掉，多少孩子饿死……显然需要这样的秩序；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仅仅是因为不幸的人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荷，而且没有这种沉默，幸福是不可能的。这是普遍的催眠术。应当在每个心满意足和幸福快乐的人的门外站一个手持榔头的人，经常用敲击声提醒他，还有不幸的人，无论他有多么幸福，早晚生活会向他伸出自己的利爪，他会大难临头——他会生病，落魄，失去一切，而且谁也看不见他，听不见他，就如现在他看不见也听不见别人一样。然而那个手持榔头的人并不存在，幸福的人活得自由自在，对生活琐事的关心轻轻地拨动着他的心弦，犹如风儿吹拂着山杨，一切都顺顺当当。”
“在那个夜晚我开始明白，我也感到有多么满足，多么幸福。”伊凡·伊凡内奇接着说道。“我在餐桌上和打猎的时候也教训别人如何生活，如何信仰，如何管理百姓。我也说学习就是光明，教育是必须的，但暂时，对普通民众来说能识字就够了。自由是一种财富，我说过，没有它不行，就如没有空气不行一样，但是需要等一等。是的，我这样说过，可是现在我要问：为什么要等？”伊凡·伊凡内奇望着布尔金问道。“为什么要等，我问您？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人对我说，什么都不能一蹴而就，任何一种思想在生活中都是逐步实现的，有它自己的时间。但这是什么人说的？有什么证据表明它是正确的？您引用事物的自然秩序，现象的合理性来证明，但是有没有这方面的秩序和合理性：我，一个活生生、有思想的人，站在一条壕沟前，等待着它自动长合或者让淤泥把它填平，在这样的时候，我怎么样才能，也许，跳过去，或在上面架桥？依然是为什么要等待？在没有力量活下去的时候等待，但是需要活下去，希望活下去！”
“当时我在清晨离开弟弟走了，从此以后经常待在城里对我来说变得不堪忍受。寂静和安宁的生活使我感到一种压迫，我不敢望窗外，因为现在对我来说没有比看到围坐在桌边喝茶的幸福家庭心头更感到沉重了。我已经老了，不再适合斗争，我甚至连仇恨都无能为力了。我只是在内心感到哀伤，我生气，懊丧，每到夜晚因为形形色色的思想涌上心头而脑袋发烫，所以我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轻该有多好！”
伊凡·伊凡内奇激动地从一头到另一头来回走着，重复说：“我要是年轻该有多好！”他突然走到阿列辛跟前，时而握握他的一只手，时而握握他的另一只手。
“巴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他用央求的语气说道，“您别安静下来，别让自己睡着！趁着您还年轻，精力充沛，要不停地做善事！幸福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假如生活中存在意义和目的，那么这个意义和目的完全不是我们的幸福，而是某种理智和伟大的东西。积德行善吧！”
伊凡·伊凡内奇在说所有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挂着可怜而央求的笑容，仿佛是他本人在为自己恳求。
后来他们三人都坐在了安乐椅里，坐在客厅的不同角落，都不吭声。伊凡·伊凡内奇的故事既没有使布尔金，也没有使阿列辛感到满足。当在昏暗中看上去似乎活生生的将军们和女士们从金边的画框里望着的时候，听取一个关于吃着醋栗的可怜小官吏的故事，是乏味的。不知为什么，他们本能地希望谈论和听取关于优秀人物、优秀女人的话题。他们现在坐在客厅里，那里的一切——无论是罩着套子的枝形吊灯，抑或安乐椅，还是脚下的地毯——都告诉他们正是现在从画框里望着的那些人当初曾经在这里走动、就座和喝茶，如今美丽的彼拉盖雅静悄悄地在地毯上走动，而这些比任何故事都要有意思得多。
阿列辛非常困了，他早晨三点就起床忙活，现在连眼皮都睁不开了，但是他担心他不在的时候两位客人又会讲什么有趣的故事，所以没有走开。伊凡·伊凡内奇刚才讲的是否有道理，是否公允，他未曾仔细想过；但是两位客人谈的既不是谷子，更不是干草，也不是焦油，而是与他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所以他感到高兴，希望他们继续谈下去……“但是该睡觉了，”布尔金站起来说。“请允许我祝您晚安。”
阿列辛告辞后回到楼下自己房间，客人则留在了楼上。他们两人被安顿在一个大房间里过夜，那里放着两张雕花的旧木床，角落里是有耶稣受难像的象牙十字架。他们的床铺宽大而凉爽，是美丽的彼拉盖雅铺的，散发出新鲜的被褥怡人的气息。
伊凡·伊凡内奇默默地脱衣躺下。“上帝啊，宽恕我们这些有罪之人吧！”说过以后他把毯子蒙上了头。他那放在桌子上的烟斗散发出浓烈的烟油子味，布尔金久久没有睡，怎么也弄不清这么浓的气味是从哪儿来的。雨点打在窗上，下了整整一夜。
沈念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