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你多么漂亮，多么迷人！”他激情难捺，与她寸步不离，她却经常沉思，并且老是要他承认他不尊重她，一点不爱她，只是在她身上看到一个下贱女人罢了。差不多每天晚上稍迟一些，他们都到城外某地去，不是去奥列安达，就是去看瀑布；这样，游玩就很遂心意，感受总是次次美好、庄严。
他们等着她丈夫来。她丈夫来了封信，告诉她他眼睛痛得厉害，要妻子赶快回家。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忙乎起来。“我走了倒好，”她对古罗夫说，“这就是命运。”她乘着马车走了，他送她，走了整整一天。当她坐进特别快车的车厢，响起第二次铃声的时候，她说：“让我再看您一下……再看一次。就这样。”她没有哭，但很悲伤，仿佛病了似的，她的脸在颤抖。
“我会想您……记住您，”她说，“上帝赐福您，请留步吧。我有不对的地方，请原谅。我们永远分别了，这是应该的，因为完全没必要再相会。嗯，上帝赐福给您。”
火车开走了，它的灯光迅速消失，而过了一分钟，连隆隆的声响也听不到了，宛若故意约定了似的，好尽快了结这段甜蜜的忘情，这疯狂。古罗夫独个儿站在月台上，眼望黑暗的远方，听到螽斯的鸣叫，听到电报线嗡嗡作响，这时候，他怀着如梦初醒的情感。于是他想着，在他的生活中还曾经有过一次艳遇或奇遇，而这也结束了，如今只留下了回忆……他激动、忧伤，稍稍有点懊悔；须知这位他再也见不上面的年轻女子，与他一起并不幸福；他对她礼貌而真诚，但毕竟在同她交往时，在他的语气与温存里，流露出稍带嘲弄的影子，以及一个幸福男人带点粗野的高傲，更何况这男人几乎年长她一倍。她口口声声称他是善良的、非凡的、高尚的；显而易见，他留给她的印象是不真实的，就是说他无意地欺骗了她……这里车站上已经秋意绵绵，风凉丝丝的。“我该回北方了，”古罗夫想道，一边走下月台。“该走了。”
三
在莫斯科，家里一切都在做过冬的准备，生起了炉子，每天早上孩子们准备上学和喝茶的时候，天还是黑的，保姆不一会儿就点起灯。严寒已经开始。当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头一天乘雪橇，看见白茫茫的大地，看见白色的屋顶，令人感到愉快，呼吸也感到从容而舒畅，这时候，就回想起青春的岁月。染上白霜的老椴树和老桦树，显出温厚的神态，它们比柏树和棕榈更贴近人心，因此，在它们旁边就不会去想群山和海洋了。
古罗夫是莫斯科人，在天气晴好而寒冷的一天他回到了莫斯科。当他穿上毛皮大衣、戴上暖和的手套，通过彼得罗夫卡街的时候，当礼拜六晚上听到钟声的时候，不久前的出游以及他游过的地方，对他都完全失去了吸引力。渐渐地，他沉浸在莫斯科的生活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三份当天的报纸，并说，莫斯科的报纸是原则上不看的。他乐于上餐馆，去俱乐部，去赴宴，参加纪念日。他引以为荣的是：他的常客中有名律师、名演员，在博士俱乐部里与教授玩牌。他已经能吃下一整份装在煎锅里的酸白菜炖肉了。
他心想，再过个把月，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就会模模糊糊地隐藏在他的记忆里，只会偶尔梦见她脸上挂着动人微笑，仿佛以前梦见别人似的。可是过了一个多月，当严冬到来的时候，却像昨天刚与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分手一样，在他的记忆里一切都清清楚楚。思念也愈加强烈起来。晚上安静时正在做功课的孩子们的讲话声传进他的书房也好，在餐馆里听到浪漫曲或者奏管风琴也好，暴风雪在壁炉里悲惨的呼啸也好，一切都宛如在他的记忆里复活；防波堤上发生的事、山峦上雾色茫茫的清晨、从费奥多西亚开来的轮船、亲吻，全部记忆犹新。他久久地在房间里踱步，一边回忆，一边微笑，过后回忆就变成了幻想，于是，往事就在想象中与未来纠缠在一起。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已不是与他梦里相见，而是像影子似的处处跟着他，盯着他。一闭上眼睛，他就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她，而且她显得比原来更漂亮、更年轻、更温柔了；他的自我感觉也比当时在雅尔塔要好。到了晚上，她从书柜里、从壁炉里、从角落里瞧着他，他听得到她的呼吸，衣服柔和的簌簌声。在街头，他目送女人，寻找有没有一个像她的……很想同人交谈交谈自己的往事，这已经使他苦恼多时。但在家里是不能诉说自己的爱情的，家外又没人可讲，既没有住户可讲，在银行里也没有同事可讲。究竟讲什么呢？难道他当时爱上了？难道他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关系中有一种美丽的、富有诗意的，或者是有益的，或者干脆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有机会，他就含含糊糊地谈谈爱情，谈谈女人，这就让谁也猜不透他的心思，只有他的妻子扬了扬眉毛说：
“你呀，季米特里，花花公子的角色对你根本不相称。”有一天晚上，他同一个搭档打牌的官员从博士俱乐部出来，忍不住说道：“但愿您知道，我在雅尔塔认识了一个多么迷人的女人啊！”这官员坐上雪橇走了，但又忽然扭回头来喊道：“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
“什么？”
“方才您是对的：鲟鱼肉有点腐臭味啊！”
这句话平平常常，但不知怎的，却突然使古罗夫恼火，他觉得这是句侮蔑人的脏话。多么粗野的脾气，这还算什么人！多么没意思的夜晚，多么乏味、多么平庸的白天啊！疯狂玩牌、贪吃暴食、狂饮滥喝，常日闲扯着一个老话头。不必要的事务和闲扯一个老话头占去了最好的光阴、最好的精力，到头来就剩下一种残缺不全的、缺乏创造性的生活，以及一些琐碎小事，而且无路可退，无处可逃，就像是待在疯人院里，或者待在苦役连里一样！
古罗夫整夜没睡，愤慨万端，然后整天头疼。过后几天，他也睡得很差，老是坐在床上想心事，或者在房间里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角落。孩子使他厌烦了，银行使他厌烦了，他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什么话都不想说。
在十二月的节日里，他准备出门，对妻子说，要去彼得堡为一个年轻人张罗点事———但他去了C城。为什么？他自己也不很清楚。他想见到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如果可能，就谈谈心，安排幽会。
他早上到了C城，在旅馆里订了一个最好的房间，地板上全铺着灰色的军用呢毯，桌上有只墨水瓶，蒙着灰尘，颜色灰白，这瓶装饰着一个骑士像，他一手高举，拿着一顶帽子，但脑袋却被砍掉了。看门人提供给他需要的信息：冯·季杰里茨住在老冈恰尔街的私家房子里—离旅馆不远，他生活得甚好，阔绰，有自己的马，在城里大家都认识他。看门人管他叫德雷迪里茨。
古罗夫不慌不忙地去老冈恰尔街，找到了那幢房子。房子正对面延伸着一排灰色篱笆，长长的，钉满了钉子。
“可以从这样的篱笆里逃走，”古罗夫一会儿看看窗子，一会儿看看篱笆，想着。
他推想着，今天白天不办公，她丈夫可能在家里。但无论如何得莽莽撞撞进屋去打搅一下。要是递张条子，一落到她丈夫手里，那就一切都坏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机会。于是他老是沿着篱笆在街上走来走去等待这个机会。他看到一个乞丐进了大门，几只狗向他扑过去，然后，过了一个钟头，听到了钢琴声，声音微弱而模糊。该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弹的。正门突然开了，走出一个老太婆，一只熟悉的白色哈巴狗跟着她跑出来。古罗夫想呼叫那只狗，但突然心跳起来，激动得记不起哈巴狗的名字叫什么了。
他踱来踱去，愈来愈仇恨那排灰色的篱笆，而且心怀愤恨地想道：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把他忘了，也很可能她已经同别人消遣解忧去了。一个年轻女子，从早到晚被迫看见这排可恶的篱笆，身处其境，这是自然而然的。他回到旅馆的房间，久久地坐在沙发上，不知干什么好，然后他吃了中饭，饭后睡了一大觉。
“这真是愚蠢，真是六神不安，”他睡醒后想道，而一看黑暗的窗口：已是晚上了。“这下子倒不知怎的睡够了。可我这夜里干什么呢？”
他坐在铺着廉价的、像医院里那种灰色被褥的床上，懊丧地嘲弄自己：“这就是带狗的女人将你害的……这就是奇遇将你害的……你就在这儿坐着吧。”还在早上，火车站上有一张字体很大的海报引人注目：日本艺伎首次公演。他想起这，就直奔剧院。“很有可能她经常去看首场演出，”他想。
剧院座无虚席。正如所有省剧院一样，这里枝形吊灯架上也是烟雾腾腾的，顶层楼座的观众大声喧哗；开演前，第一排站着几个当地的公子哥儿，两手抄在背后；而那里，在省长包厢里，头一个位子上坐着省长女儿，围着条毛皮围脖，省长本人却谦恭地躲在门帘的后面，只能看到他的手；幕晃动着，乐队调音调了很久。观众入场、就座的时候，古罗夫一直急切地用眼睛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