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强调，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城镇化是和城市化相近的一个概念。城市化指的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住在农村的人口不再住在农村，而是搬到城市居住，农业人口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工商业活动。纵观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伴随着城镇化。记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时，上海提出的口号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部分作家文人总是描述城市的种种不好，喧嚣、机械、冷冰冰等等，但是大多数人好像还是希望搬到城市里生活。城市是一个经济体发展水平的标志。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国家就是19世纪的霸主，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在很多人的记忆里，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就是自由女神像后面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自近代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一直没有停止过，改革开放之后，这一进程迅速加快。然而，我国的城市化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土地的城镇化”在先，“人口的城镇化”在后。关于我国现在的城市化程度，有着多种说法。有的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有的学者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的结果则不超过30%。差距的奥秘在于“人口的城镇化”不及“土地的城镇化”。一方面出于收入的考虑，很多户籍仍在农村的人口到大城市工作；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村土地被征用为城市用地，失地农民不得不融入城市。这部分事实上的城市人口在户籍上仍然是农村户口，也无法享受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土地的城镇化”和“人口的城镇化”的差距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2013年1月15日，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城市搬家”，城镇化的背后，是城市治理水平的现代化。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显然，在李克强总理的“城镇化”理念中，“人的城镇化”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更是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要靠三大合力支撑
李克强总理提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还提到了一系列的概念，“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推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李克强总理敏锐地察觉到，单靠城镇化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在“城镇化”这个着力点以外，李克强总理准备的是一整套强大而完整的配套体系。“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后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升级，而“推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背后是社会建设。科技进步、经济升级和社会建设就是李克强总理的三大配套措施。
科技进步是一个国家丰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好的方法，尤其是对中国来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下，仅资源约束就足以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只有走科技化的道路，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才能把“蛋糕”做大。2013年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规划主要涉及创新基础设施、创新主体、创新人才队伍和制度文化环境等方面。2013年9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强调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这些措施和当年日本政府实行的“技术立国”、“科技立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经济升级是李克强总理着力推动的一项内容。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在担任总理后的首次中外记者会上，就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他表示：“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紧接着3月29日，李克强在上海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再次强调“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首先要立足于扩大内需，在扩大开放中培育和拓展好国内市场，这是在风云变幻中确保发展能够不断持续的重要基础。转型升级要在稳增长中提高质量和效益。面对竞争激烈、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要支持企业加快调整优化结构，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实现进中求好。
社会进步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依靠。很多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由于生产不出足够多的社会财富，而是在于社会财富无法公平分配，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厉以宁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后，社会进入一个比较和谐的阶段，再加上技术的创新，再加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我相信中国可以度过（中等收入陷阱）的。”
李克强多次在不同场合下表示要提高社会公平，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讲话也在逐渐转变为现实。
地方政府亟须跨越四大思维误区
与其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个国家政府缺陷、经济缺陷或社会缺陷的必然结果；与其说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不如说提出的是一整套的政府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方案。我国地方政府的旧思路显然无助于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难与李克强总理的改革思路相契。谁能尽快寻找到新思路，践行新思路，谁就能获得发展的先机和竞争的优势。
纵观近2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四大思维误区：征地造城，主导经济，大举负债，忽视公共服务。
首先，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征地建房，开发新城，看似和李克强总理的“城镇化”方向契合，实则相去甚远。李克强总理的“城镇化”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而地方政府热衷的是征地造城，完成的是土地城镇化，而对失地农民的城镇化、公共服务的城镇化都较少给予关注。这种思路下的城镇化恰恰陷入了巴西、阿根廷的城市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其次，我国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已经广受诟病。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GDP，获得政绩，中国的地方政府倾尽全力发展第二产业，扶植大企业，由此衍生出产业升级缓慢、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等一系列问题。以钢铁产业为例，我国钢铁产业严重过剩，行业里中小企业众多，产业集中度低，这与每个地方政府都希望扶植一个本地区的钢铁企业有莫大的关系。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有着大量低效、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扭曲的经济结构，李克强总理的“产业升级”正是为了应对这种问题。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旧思路无疑是与李克强总理的改革理念相悖的。
再次，当城市本身的资源不足以支持地方政府维持基本运行、建设新城和干预经济时，地方政府往往想到向银行借款。银行体系大量资金集中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危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表现，20世纪70年代开始，阿根廷的金融危机频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使中国金融系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后，与发展经济的巨大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忽视。受限于政治体制，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较少关注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抱怨，看不起病，医疗费用高昂。地方政府虽然热衷于建设大学城，建设高科技工业园区，但教育和科研却一直不在地方政府的核心工作目录上。地方政府对大企业的偏袒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毋庸赘言，这些都有可能把中国推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与李克强总理的改革思路南辕北辙。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最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上坦言：
中国正在力争摆脱滑向中等收入陷阱，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走上包容式增长的正确道路。楼继伟认为，政府不能碰到民生问题都要去做，真正做到该管的管住，不该管的不去干预，真正让市场起作用，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财政能不能可持续，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我们会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归之路。另外很多民生政策、制度是不完善的，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
眼下，谁能尽快寻找到与总理改革方向契合的新思路，践行与总理改革方向契合的新思路，谁就能获得发展的先机，取得竞争的优势。如何落实李克强总理的改革思路，从征地造城转变到全面化的城镇化，从直接主导经济发展转变到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从巨额隐形借债转变到规范、透明、合理的借债，从忽视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转变到加大科教文卫的投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才是中国地方政府正在面对的严重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1月2日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指出，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