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出任令尹后，一以贯之，继续兴建水利工程，发动人民“于楚之境内，下膏泽，兴水利”。在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左右，又主持兴办了我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芍陂因水流经过芍亭而得名。工程在安丰城（今安徽寿县境内）附近，位于大别山的北麓余脉，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地势低洼，向淮河倾斜。每逢夏秋雨季，山洪暴发，往往造成涝灾；雨少时又常常出现旱灾。当时这里是楚国北疆的农业区，粮食生产的好坏，对当地的军需民用影响极大。孙叔敖根据当地地形特点，组织人民修建工程，将东面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和西面六安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汇集于低洼的芍陂之中。并修建五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有效地避免了洪涝灾害。后来，孙叔敖又在西南开了一道子午渠，上通淠河，扩大芍陂的灌溉水源，使芍陂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另据《史记·循吏列传》裴骃集解引《皇览》说：“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古沮、漳水入江通云梦泽，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建成后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这样，楚国南面的沮、漳水流域，北面的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构成了南、北灌溉网络。《绎史·孙叔敖碑》说：“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可以说，孙叔敖是我国较早的水利专家。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不仅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二，自律廉洁，注重法治，关心民间疾苦。孙叔敖是期思“鄙人”，来自社会下层，对下层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因而他在制定政策、发布政令的时候，能够更多地从老百姓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一拍脑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闭门造车，胡乱指挥。而且，孙叔敖虚怀若谷，能够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他的执政水平是相当高的。在生活上，他则一贯低调务实，就任令尹后，时刻牢记那位老者的提醒，勤于职守，处处自律，全家人仍然过着平民生活。据《新论·国是》载：“叔敖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尝乘栈车，牝马，披羚羊之裘。从者曰：‘车新则安，马肥则疾，狐裘则温，何不为也？’叔敖曰：‘吾闻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无德以堪之矣。’”与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老爷相比，孙叔敖在做了令尹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之后，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确实难能可贵。像这样的官员，老百姓自然会拥护。而更可贵的是，他这种作风并不是一时装装样子，作作秀给老百姓看，一旦权位巩固后，便原形毕露，花天酒地，无恶不作，而是始终如一，清廉终生。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说，孙叔敖去世后不久，其“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足见孙叔敖生不贪权，死无积财，堪称念国忧民、“奉法守职”的典范，他这种精神是超越一切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司马迁把他列为我国第一位循吏，绝非虚誉！
三、严格执法，不徇私情
只有清廉自守，才能执法公正。所谓无欲则刚，无欲则公，就是这个道理。令尹一职，大权在握。一般人很容易沉迷于权力之中作威作福，而孙叔敖对于自己及家人始终严格要求，洁身自好。在执法过程中，自然秉公而断，不徇私情，决不拿国家法律法规做交易。法律在他手中就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谁触犯谁受罚，绝对不是只约束老百姓而不约束达官贵人的橡皮绳。因此孙叔敖治下真正做到了“法治社会”。
如前所言，孙叔敖能为楚国令尹乃是得力于国老虞丘的推荐，而且是荐以自代——当时，坐在楚国令尹位子上的正是深得楚庄王宠信的虞丘，当他发现孙叔敖确实是个难得的贤才后，便主动让出位子，在楚庄王面前极力保举，落魄江湖的孙叔敖这才一步登天，有了施展自己抱负的舞台。所以，虞丘算得上是孙叔敖的伯乐，对他有知遇之恩。没有虞丘，孙叔敖很可能终生“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历史上怀才不遇的人多了去了，孙叔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然而孙叔敖何其幸运，因为他遇到了公而忘私为国惜才的虞丘！可就在孙叔敖坐上了令尹的位子之后，考验也马上跟到，而且相当棘手：虞丘家人仗着虞丘德高望重树大根深，竟然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如空气，拿违法乱纪当儿戏。
虞丘是孙叔敖的大恩人，现在孙叔敖大权在握，予取予夺，就在他一句话。再说了，以虞丘的地位，楚庄王也未必不给这位国老面子。所以孙叔敖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或者高举轻落，作作秀，赢得面子后背地里将他轻轻放过，既报了恩，又于己无损。个别不识时务的人问将起来，一句“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能够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即可搪塞过去，谁还敢拿大令尹怎么样呢？别说顺水人情这样的事了，即使上行下效，国家陷入混乱甚至灭亡，又怎么样呢？那时出国比现在还容易，大把银子往腰里一揣，找个借口跑到国外，照样可以继续花天酒地。
然而孙叔敖却没有那样做，他偏偏选择了对自己最为不利的一种——执而戮之，将犯法之人明正典刑。为此，他不惜开罪自己的伯乐、恩人，而这伯乐还不一般，乃是在朝中经营了几十年的前“国务院总理”！虽然暂时下野了，谁知道他在朝中有几多亲信呢？会不会以后借机向自己发难，给自己暗中使绊子？然而这些统统不在孙叔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心里只想着为国家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绝对不能成为欺软怕硬的橡皮绳！于是把这个狗仗人势、以身试法的太子党给宰了！
事实上，正在崛起的楚国需要的，正是孙叔敖这样执法如山的令尹。侵凌公室的国内形势需要加以扼制的铁腕，被大大小小的官二代、富二代压迫得抬不起头来的楚国老百姓需要这样的正义维护者。不过，孤掌难鸣，单丝不成线，如果只有孙叔敖这样正直的令尹，却没有其他的赞成者，哪怕他再铁腕再铁血，只怕楚国的崛起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在称赞孙叔敖的同时，更景仰虞丘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虞丘更了不起，更具有道德垂范的意义，也更值得大书特书。话说他见孙叔敖对自己的家人毫不手软，不仅没有勃然大怒，施以威压，反而高兴不已，为自己向国家推荐了一位真正的贤才而高兴，为国家令尹得人而高兴！与一般的致仕官僚们不同，虞丘不仅不摆臭架子、卖老资格，去找孙叔敖算账，还在楚庄王面前称赞孙叔敖“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委，可谓公平”。虞丘胸怀之宽广由此可见。楚庄王看得很清楚，因此禁不住高兴地感谢这位推毂者说：“夫子之惕（赐）也！”我能得这样一位贤令尹，完全是老先生您的功劳！从这件事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当初举荐孙叔敖的就是虞丘，与那位美丽的王妃无关。有孙叔敖这样的令尹，有虞丘这样的卿大夫，有楚庄王这样的国君，楚国还有什么理由不崛起呢？在他们君臣同心协力、励精图治下，楚国社会风气很快变好，吏治清明，老百姓生活安定，出现了“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的盛世景象，相比满街的“飞车党”，遍地的拆迁血案，这真是现代的人们所不敢想象的。
四、体察民情，谋国以智
孙叔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不仅执法严明，而且洞察世情，有足够的理政智慧。发布政令能够时刻从人民的生活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的利益，关心人民的疾苦，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是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者，绝不像有些官僚那样，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改革旗手的形象，为了自己的政绩工程，脑袋一拍，大笔一挥，政令就发布下去，丝毫不顾人民的承受力，不管人民的死活，“一将功成万骨枯”，把所谓的功绩建立在底层老百姓的血泪之上。
但是楚庄王可没这样的高度。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楚庄王算得上是雄才大略，但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喜欢拍脑袋作决定，任意而为。《史记·循吏列传》载，有一天，楚庄王忽然觉得楚国的蚁鼻币太轻了，至于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冒出这一新异的念头，已经无可考证了，以例推之，大概是觉得和自己英明的领导与伟大的政绩不相称吧。于是不顾经济规律，悍然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这样一来，扰乱了市场，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特别是商人，因成本的增加，损失巨大，纷纷放弃商业经营。要说楚庄王的这一措施取得了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的话，那么就是市场马上变得非常萧条，“百姓不便，皆去其业”，也影响了社会的安定。管理市场的官员无奈，只得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孙叔敖：国君搞的币制改革给正常的市场带来了混乱，老百姓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安居乐业，到处流亡。孙叔敖马上调查具体情况。
五天后，他就去见楚庄王，完全不考虑可能冒犯最高领袖权威和给伟大的建设事业抹黑的罪名，把因币制改革引起的混乱如实地禀报给楚庄王，条分缕析，劝说楚庄王恢复原来的币制。幸而楚庄王虽因头脑一时发热而胡乱指挥，但心胸还算宽广，知错能改，马上答应了孙叔敖的请求。三天后，市场恢复了原来繁荣的局面。司马迁在修《史记》时，写到这件事禁不住啧啧称赞：“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一句话就把楚庄王的瞎折腾给扭转了回来。其实孙叔敖能做到这一点也并不见得多么神奇，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坚持一项原则：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政策时应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而不能随心所欲，弄得老百姓无所适从。
当然，老百姓以为不便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不对的，改革往往意味着一定的代价，作为国民主体的老百姓也不能逃避这一点。但是，改革也不能因为方向正确便不考虑老百姓的感受，霸王硬上弓。否则必然会遭到老百姓的抵制，难以取得好的成效。因此在推行改革措施时，一定得考虑方式方法的问题，正如治水一样，要善于疏导，找到恰当的途径，便于老百姓接受。孙叔敖就是这一方面的行家。司马迁称他“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正是对他这一特点的准确描述。
当时，楚人喜欢乘低驾马车，便于上下，可楚庄王认为车驾低了不便于套马，车底座低，容易砸马腿，影响车速，准备下令改为高驾马车，这就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便使马”工程。这一改革，既方便了马车驾驶，更有利于军需物资的运输，支持楚国与晋国争霸。按说，楚王的这一改革是正确的，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有利于争霸战略的实施。但是楚人喜欢乘低驾马车已非一日，想用政令的形式骤然改变，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毕竟新习惯的养成不可能是一日之功。所以孙叔敖认为用政令的方式强制推行新式马车并不是个好主意，劝谏楚庄王说：“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你法令变得太频繁，一天搞一个花样，老百姓哪里能忙得过来？什么事都不做，光赶形势怕也赶不上。治水专家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疏导智慧，他建议楚庄王换个方式：欲使人们乘高驾马车，不如提高都市街巷两头的门槛更容易让人接受。门槛提高了，低矮的车子过不去，乘坐起来就会很麻烦。而乘车子的那帮官僚贵族来来回回地下车肯定会嫌麻烦，这样，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车子的底部，以方便经过门槛。既能减少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又能收到改革的实效，何乐而不为呢？楚王连连点头，依计而行，果然，不到半年，“民悉自高乘其车”，纷纷换成新式高底车子。
孙叔敖的这一做法给所有的官僚上了生动的一课：执政者要讲究策略，凡涉及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作出任何决策都应该三思而行，尽量采取能够被人民所接受的方式方法进行。
五、改革军事，北霸中原
孙叔敖为令尹期间，正是楚国迅速崛起逐鹿中原的最关键时期。当时，楚国最大的对手就是晋国。自晋文公奠定霸业以来，晋国一直执盟主之牛耳，城濮之战更是占尽楚国的便宜，可以说，晋国正是踩着楚国的肩膀爬上霸主宝座的。因此，楚国想报一箭之仇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而在若敖氏专政时期，楚国内部争斗得十分激烈，无暇外顾。楚庄王上台之后，任贤举能，励精图治，尤其在任命孙叔敖为令尹后，君臣同心一志，兴利除弊，楚国实力有了进一步增强。而晋国在晋文公死后，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实力有所下降。此消彼长，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楚国的变化。从各方面来看，这个时候都是楚国争霸中原的最佳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