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孔虽然暂时妥协，但他专郑国之政的野心未死，并未完全听得进子产的劝告。郑简公十二年（前554），国人终于不堪忍受子孔的独断专行，起而攻杀了他。郑人使子展继位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从此子产开始正式步入政坛。这时，晋楚争霸正处于胶着状态，而郑国处在晋楚争霸的战略要地，谁制服郑国，谁就能占得争霸先机，因此两国对郑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郑国左右为难，谁也得罪不起，与晋则楚攻，与楚则晋伐，只好摇摆在楚晋之间。晋楚两国一有摩擦，郑国往往首先受难，他们几乎都把攻郑当做挑衅对方的手段。如何在晋楚交锋之中展开外交手段维护郑国的利益，成了郑国统治集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作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佼佼者，子产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外交的重任。此后，郑国的外交事务多由子产来办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高超的外交技巧、得体的外交言辞、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屡屡成为郑国在外交上克敌制胜、折冲樽俎的法宝。
郑简公十五年（前551），晋国以盟主的身份命郑来晋朝聘，并责问郑国从属于楚国之事。子产应命前往，面对晋国的责难，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对于晋国责备郑国从属于楚国的问题，子产并没有回避，他首先回顾了自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委婉地指出郑晋和好是主流，郑国所做的一切对得起晋国。虽然有时不得不“有贰于楚”，追究原因，责任也不在郑国，乃是晋国不尊重郑国，多次侵略郑国，尤其是作为盟主的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的必然结果。然后话锋一转，严厉地表示，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肩负起保护小国的义务，那么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如果丝毫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和实际困难，不怜恤小国的祸患，不愿意承担保护的责任，只是对别国颐指气使，贪求货贿，已经达到了令小国无法继续忍受的地步，那么郑国担心不仅不能保持友好关系，恐怕就要变成仇雠了，希望晋国改弦易辙。一番话有理有据，不卑不亢，说得晋国君臣无言以对，只好不再怪罪。这是子产第一次担任外交重任，但是他完成得非常出色，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威望。
其实此时晋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公室权力基本上被架空。执政的大夫范宣子贪财好货，对从属国的压榨十分厉害，加重了币礼的分量。每次小国去朝聘，都要被晋国勒索一大笔财富，这成了小国十分沉重的负担，大家怨声载道。子产对于晋国这种没出息的做法非常看不上眼，郑简公十七年（前549），他乘郑伯朝见晋侯之机，托同去的子西给范宣子捎了封信，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德也夫！”信的大意为：自从先生您执政晋国，周边的诸侯国从未听说过您有什么好德行，却只听说您喜好重礼，我感到非常地不理解。如果您再这么搞下去的话，只怕周边诸侯对晋国会离心离德，如此一来，晋国只怕会没落，那么您那份领地也不能独善。如果因为这点聘礼而导致这样的结果，也太糊涂了吧？执政者美好的德行是国家安稳的根基，您似乎该改弦易辙了吧？子产这封信写得义正词严，宣子看后，深觉有理，于是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这是子产在外交上的又一大胜利。
此时，“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本落后的“夷蛮”地区的吴国逐渐崛起，在晋国的怂恿下不断进攻楚国，楚国一败再败，疲于奔命，终于无力经营北方，与晋国抗衡了。相应地，这一时期郑国在外交上倾向于晋国。郑简公十八年（前548），乘楚国无力北顾之际，子展、子产率军队进攻从属于楚国的陈国。打败陈军，攻下了陈国的都城。“陈侯免，拥社。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侯这个大舜的后代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只好穿着丧服，怀抱社主，男男女女分成两队系着绳子，作为俘虏，去迎接郑国的军队。取得胜利之后，子产便身着戎装，高高兴兴地去向晋“献捷”——这是向晋国表示忠心之举。郑国满以为会得到晋国的支持，却不料晋国对郑国入陈之举非常不满，唯恐郑国乘机壮大实力，摆脱晋国的控制。所以甫一见面，就责问子产陈国到底有何罪过。子产巧妙地抓住郑、晋都是姬姓诸侯，乃周王室之后，而陈为大舜之后，乃周室所立这一点，大做文章，历数陈国忘恩负义，投靠楚国，为虎作伥。子产指出，周室立陈，以备三恪（“三恪”见宋襄公篇），武王还把大女儿嫁给了陈国初祖，按说陈和姬姓诸侯都是亲戚。每逢陈国出了乱子，郑国总是出手为援，陈国的厉公、庄公、宣公等国君都是在郑国帮助下即位的，陈成公也是靠郑国帮助复国的。陈国不仅不感恩，还认贼作父，帮助楚国攻打郑国，陈军经行之处，还大肆破坏，填埋了沿途所有的水井，伐光了所有的树木，这就是陈国的大罪！一番话有理有据，为侵略陈国找了个漂亮的理由。最后，子产进一步说：“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陈国都已经服罪了，你晋国还打抱什么不平？但晋君再次找碴，责备郑国不该侵占陈国的土地。子产毫不示弱地反问：你们晋国的领土多次扩张，如果不侵略吞并小国，又是从哪里来的？晋人还不甘心，又从他的着装发难：你身着戎装前来示威了是吧？面对晋国的无理挑衅，子产先是援引当年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以霸主的身份发布命令，让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的故事，然后以“不敢废王命故”为辞，表示戎装献捷，实际上是遵循晋文公当年代替周天子发布的命令而已。至此，晋人理屈词穷，只好打消借机整治郑国的念头。平心而论，子产在这次外交中的表现确实十分出色，成功地为郑国侵略陈国做了辩护，使得晋国虽然心存不满，却找不到加罪于郑国的借口。孔子对此极为赞赏，他说：“在晋国为霸主的情况下，郑国入侵陈国，要不是子产巧妙的外交辞令，只怕郑国难有好的结局。在外交方面，辞令一定要谨慎啊！”（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把郑国绕过霸主晋国直接伐陈却能让晋国无法加罪的功劳全部算在了子产头上。
在外交场合，子产不光有着高超的技巧，更有着过人的勇气。在关键时刻，为维护郑国的利益和尊严挺身而出，决不向大国低头。可以说，勇气加技巧是他在外交上屡战屡胜的重要原因。郑定公四年（前526），晋韩宣子聘郑。韩宣子有一只非常珍贵的玉环，这玉环本来有一对，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他想趁此机会让郑国君臣为自己把玉环配齐。拜见郑定公后，他便直接向郑定公提出这一要求。郑国是晋国的从属国，韩宣子以大国使臣的身份向郑国国君提出这样的要求，无非是想利用郑国君臣不敢得罪晋国的心理驱使他们为自己办私事，带有胁迫讹诈的色彩。那时商人只不过是一介草民，在韩宣子这个贵族官僚的眼中是可以任意压榨欺侮的对象，不要说财富了，小命也随时掌握在王公大臣们的手中。更何况“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当时几乎成了公理，你的东西被我看中就是你的错，除非你乖乖地自动献来。因此韩宣子满以为郑国君臣为了讨好晋国，会不惜一切手段搞来孝敬他。可惜他只猜对了一半，郑国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如子大叔、子羽等对晋国怕得要命，唯命是从，但是还有智勇双全的能人如子产在等着他呢，活该这老官僚倒霉。当他向郑国提出这一无理要求时，子产立即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你要的不是公家的东西，我们没法找到。子大叔、子羽听说后吓坏了，他们指责他办事孟浪，人家韩宣子也没有向我们提过多的要求，不就一个玉环嘛，快找来给他吧，不然惹恼了人家，小人在中间一搅和，生出事端来，我们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在外交方面，委曲其实是不可能求全的，所谓的“委曲求全”，不过是懦夫的一相情愿。所以子产非常反感子大叔、子羽等人的做法，反驳说：“韩宣子奉命出使我们郑国，是履行公事，却假公济私，为自己寻找什么玉环，这也太下作太贪婪了！东西不重要规矩重要，如果连这样的要求也满足，开了这样的头，那么‘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我们日后只怕应接不暇。如果，有些要求我们满足了，有些要求没法满足，只怕得罪的人会更多。所以对于无理的要求，该拒绝的要拒绝，该驳斥的要驳斥，以儆效尤，永绝后患。”子产又进一步分析，指出治理国家，“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最要命的不是不能服事大国字养小国，而是不按“礼”来约束各方的地位职责，不按游戏规则办事。一味地妥协下去，那么我们郑国岂不就沦为他晋国的边邑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韩宣子还是不死心，竟然亲自找到商人强行买取。商人愤愤不平，说：“我一定找我们的大夫子产告你的状！”这下子韩宣子心里犯嘀咕了，也是怕丢了面子，就主动去找子产坦白：“今儿个我找商人把玉环给买了回来，那商人却说要来您这儿告我的状，这是什么说法？”子产正告他，在郑国，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也不能强买强卖，更不允许他人强取豪夺，买卖自由，谁出价高就卖给谁，这是规矩。您出使我们郑国是为了两国友好，却强买商人的玉环，这么干的话是坏了我们的规矩，不太合适吧？而且为了一个玉环而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我想您不会做这傻事吧？理亏的韩宣子被子产的言外之意震住了，生怕事情闹大了丢人，也不敢要玉环了，连连道歉。在这件事上，子产以严格的外交规范来要求贪婪的韩宣子，断然拒绝他不合理的要求，既维护了无辜的商人的利益，又维持了郑国在外交中的尊严，不卑不亢，一举数得。最后就连韩宣子也不得不佩服子产对此事的处理，他甚至私下拜访子产，赠送马匹玉器来向子产表示感谢，说：“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郑国与商人世世遵守的誓约，有着特别的意义。现在有一帮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横挑鼻子竖挑眼，总是不满意。把今天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和制度，总要归罪到传统上去。比如他们说，我们今天的落后，不尊重私有财产，是因为传统文化没有这个基因，这完全是无知无畏，胡说八道。这份誓约就是一部很好的保护商人私有财产的法理性文献。保护合法合理的私有财产，政府不得随意侵犯，既被载入《左传》，就是儒家经典的题中之义。虽然由于秦之后集权专制政体的压制，这一灵根善苗未能发达成长起来，但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厚诬祖宗。
当然，外交舞台错综复杂，“国际”形势波诡云谲，要捍卫国家利益，在外交斗争中占得上风，绝不是只凭耍耍嘴皮子和逞逞匹夫之勇就可以做到的。只有运用非凡的政治智慧来驾驭复杂多变的形势，对于“国际”格局、各国内部权贵们的斗争以及外交斗争发展的趋势，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和预测，才能从容进退，左右逢源。郑简公十九年（前547），楚国为了替许国报仇，起兵讨伐郑国。大兵压境，郑国十分紧张，无奈之下郑人准备抵抗。子产则敏锐地看出晋楚各携盟国进行了几十年争霸战争，疲惫不堪，人心厌战，和平乃是“国际”趋势，又根据楚王其人“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的特点，果断地作出如下判断：“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建议郑国不要正面抵抗楚军，卖给楚王一个面子，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这样有利于和平尽快到来，对大家都有好处。子展听从了子产的意见，不事抗楚准备。事实果如子产所料，楚王率军来到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随便抓了几个俘虏便班师而回。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第二年，宋国的向戌便发起第二次弭兵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齐、秦、晋、楚、鲁、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当时中原诸侯各国内部都发生“公室卑弱，大夫专政”的现象。长期的争霸战争，使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民生凋敝已极。不仅小国不堪承受，大国也精疲力竭，渴望休养生息。虽然在大会期间，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之间为了挣面子发生了一点矛盾，但是大会之后，晋楚两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竟维持和平达四十年之久。可见子产是富有政治远见的，他的“不抵抗政策”使得郑国避免与强大的楚国正面交锋，虽然失了一点面子，总体来看，不失为保全郑国这个弱小邦国的上上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