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以“礼”来规范“仁”呢？因为在孔子看来，“仁”与“礼”是不可分的，他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又说：“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礼不能仅仅是那些揖让周旋的动作仪式，不能仅仅是冰冷的玉帛束脩和呆板的条条框框，而应该是以“仁”为精神内核，充满人性光辉的。失去了“仁”这一精神内核，没有人性的关爱，无论是揖让周旋的仪式也好，还是玉帛束脩之类的礼物也好，甚至是某些权威机构和人士制定的条文也好，都不能称之为礼。对“仁”最好的践行，就是克制自己不好的冲动，遵循这些充满人性光辉的社会规范。所以，当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向他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旦你能做到克制自己不好的或者过分的欲望和冲动，使自己的行为全部合乎社会规范，那么天下的人都会认为你是位仁人君子。颜回再向孔子请教具体的细目，孔子又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行，无一不合乎“礼”这一社会规范，那么就足以称得上仁人了。所以在个人修养上，孔子主张君子应“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在治国上，孔子主张“以礼让为国”，“君使臣以礼”，“事君尽礼”。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每个人都按规则行事，整个社会稳定而有序地运行。为人处事，光有一副好心肠，而不懂得遵循“礼”这套大家都认可的社会规范，也是不行的，孔子提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对人恭敬有礼，这本是人的内涵之一，但如若不遵循“礼”的规定，一味地讲恭敬，也会弄得人疲惫不堪。谨慎是美德，但一味地谨慎，不以“礼”来规范，就容易变得畏首畏尾。勇也是仁德所必备的素养，前面说过，孔子强调“仁者必有勇”，但一味地好勇斗狠，不以礼节制，就容易走向反面，鲁莽生事。同样，坦率真诚也是美德，但不以礼加以修饰，一味地直率，就容易伤到人，把社会文明简单化。所以，仁和礼应该结合起来，在心中充满人性的光辉的同时，也要按照社会认可的规范行事，把仁体现在礼中。
那么，遵循“礼”的最高境界或者说“仁”与“礼”结合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孔子的另一位得意门生有若给出了答案，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有若在孔门弟子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是《论语》中被尊为“子”的少数弟子之一。这待遇，《论语》的编纂者连颜回都没给。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一度尊立有若为师，让他继承孔子的地位。礼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以“和”为最高境界，这是有若对孔子思想的阐发，也是《论语》的核心理念之一。“和”这一概念的提出，原本是先于孔子的。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咨问时就对“和”的概念作了完整的阐释，提出“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的观点。所谓“同”，就是单纯的一致；所谓“和”，就是各种元素合理的搭配。如果世界是单纯的一致，那么就难以发展演变下去；相反，如果世界保持“和”的状态，就会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就现存典籍来看，对“和”的内涵作出进一步发展的是与孔子同时代但年纪稍长于孔子的晏子。晏子为了给齐景公讲清楚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做了个很好的比喻，以两种不同的烹调方式来说明同与和的区别。就好比做羹汤，“同”就是“以水济水”，往水里加水，加得再多也还是水，做不出美味珍馐来。“和”则是“以他平他”，如同用“水、火、醯醢、盐、梅”来做羹汤，在大厨的调配下，火候恰到好处，水适量，醯醢、盐、梅之味融合得浑然一体，这才能做出美味的羹汤来。
尽管孔子未对“和”做专题论述，但他无疑对什么是“同”什么是“和”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十分推崇“和”的境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追求“和”作为君子应有的人生境界。而从孔子的人生践行来看，他也正是遵循“和”的原则的。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孔子的宽容，不拿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丰富多彩的个性，正是“和”的前提。因此，追求“和”的境界，首先必须尊重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个性。同样是仁人君子，也各有自己的为人处事之道。自己所坚持的，哪怕是正确的，也未必是唯一正确的。所以，在生活中，孔子从不做四种事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这表现在他对古人的点评上：微子、箕子和比干，都是殷末王室重臣。面对不可救药的商王纣和摇摇欲坠的商王朝，他们三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微子不愿做无谓的牺牲，又不忍见商朝的覆灭，选择了逃亡，不与纣同流合污；箕子不愿离开父母之邦，为躲避纣的迫害，佯狂为奴，可还是被纣囚禁了起来；身为纣王叔父的比干，以死力争，强谏纣王，被剖心而死。对于他们不同的选择，孔子都予以尊重，曰：“殷有三仁焉。”管仲大节可观，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却因自身不怎么检点而遭到子路、子贡等人的非议。孔子力排众议，对管仲连连称赞：“如其仁、如其仁！”对于古代的七位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也分别作了点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又拿自己与他们做了比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尽管评价不完全相同，尽管孔子不会做出像他们那样的选择，但都表示了对他们的尊重与肯定。
“礼”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公共契约，但孔子从不把“礼”看做是死的条条框框，遵行礼仪，也决不是照着那些死的条文亦步亦趋。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种和谐适中的境界，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看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那些在后世道学家眼中充满低俗淫秽靡靡之音的诗篇，孔子却肯定它们并认为都是人性光辉的自然流露。而“乐”，在儒家的眼中则是一直代表着“和”的。《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又云：“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也认为“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所以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讲的就是要心中饱含着人性的光辉，遵循社会契约行事，而以追求和谐适中的境界为最终归宿。
孟子浩然正气大丈
在儒家圣人的排序中，孟子后来居上，被尊为“亚圣”，成为紧跟“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家店二掌柜。和生前潦倒、死后风光的孔夫子相比，这位头顶“亚圣”光环的孟子似乎更倒霉，不仅生前同样潦倒，即便是在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相当地寂寞。那本由他与众弟子精心打造“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的著作《孟子》，在孔夫子已经“阔得可怕”、其著作也成为万世不易的经典后，依然屈居于诸子之列，他本人也似乎有被人忘记的嫌疑。等他本人被官方抬到“亚圣”的地位，著作也挤进“十三经”，已是元朝以后的事情了。其间经历的曲折磨难，更非孔子所可比拟，几乎就是一部生动的儒学变迁史。
一、孟子的身世与学说
和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立“世家”，洋洋洒洒地写上几千字相比，他为孟子留的空间实在太小，只是将孟子与荀子、邹衍等合在一起立传，其中写到孟子的，仅仅二百字多一点。通过这二百来字，我们能够知道孟子名轲，是邹国（今山东邹城）人。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曾跟随子思的门人学习过儒学。学成之后，孟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去齐宣王那里游说，碰碰运气。在齐国碰壁后，又到魏国游说魏惠王。但他的那套政治主张，在魏惠王看来，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迂腐不堪，有学无术，难以切合世用。那个时候，“国际”风云人物是商鞅、吴起、孙膑、田忌等，要么奉行法家的实用主义路线，大搞改革；要么擅长兵法将略，能克敌制胜。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是彻底靠边站了，“国际”上风起云涌，秦、楚、魏、赵、韩、齐、燕等七雄基本划定了各自的地盘，激烈地争夺“国际”领导权。以魏、韩、赵“三晋”为轴心，秦、楚、燕、齐各种势力变换组合，西联秦、东联齐而南攻楚，曰“连横”；南联楚、北联燕、西攻秦或东拒齐，是为“合纵”。这是早期的合纵连横。后来，合纵就成为关东五国（魏、韩、赵、燕、楚）合力攻秦，连横则变成关东六国集体妥协投降，向秦国屈服。所以在那个时代，吃得开的是张仪、公孙衍等善于忽悠、利口覆家邦之徒。像孟子这样，到处宣扬尧舜之道和三代仁政的，是没有市场的，毕竟这一套听起来好听、看起来好看，却不能收到近效。
在接连碰壁之后，孟子大概也感觉到在那个时代推行他的王道仁政，只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遂绝了出仕之念，与弟子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安心著述，弘扬孔老夫子的学说，为后人留下了《孟子》七篇。现在通行本的《孟子》又把每篇都分为上下两篇，所以成了十四篇。
除《史记》之外，另一本记载孟子事迹的书是刘向的《列女传》，它在记载孟母的光辉事迹时，附带着说到了孟子。我们所熟悉的“孟母三迁”、“断机喻学”等故事即出自该书。据说孟子小的时候，其家靠近墓地。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幼的孟子由于常见丧葬之事，不知不觉也模仿起那些负责挖坑埋葬的人的动作做游戏。孟母见了，很是忧心，她担心长此以往儿子会沉溺于这些下九流的事。为了使儿子避免受不良影响，她迁居于市场旁边。结果，孟子又开始模仿市场上的那些小商贩做生意的样子。孟母不得不再次搬迁，这次将家搬到了学校的旁边。受环境的熏陶，孟子也开始玩起了孔子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模仿先生学生们作揖行礼的动作。那个时候，礼是学校教学内容中相当重要的一块，经常由先生带领学生做实地演习，所以居近学校的孟子，能看到这种场面并不奇怪。“孟母三迁”的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甚至被写进蒙学教材《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让人在感慨孟母用心良苦的同时，也不禁艳羡：那时的社会制度尽管不优越，但房价却实实在在地惠民！要是放在今天，他们孤儿寡母的，大概也只能望楼兴叹、有心无力。最后的结局，很可能中国历史上多一个挖坑能手，少一位圣人。
孟子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走上了正轨，孟母自然很是欣慰。等孟子到了适学年龄，孟母便送他到子思的门人那里去学习儒家经典。关于孟子的老师，《史记》认为是子思门人，《列女传》则认为是子思。以时代推论，当以《史记》为是。孟子出生时，子思已经故去三十年左右，所以孟子能够跟子思的门人学习，已经算很幸运了。鲁迅先生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孩子的天性就是玩，小孟子也不例外。别看他模仿起别人行礼的样子有板有眼、乐此不疲，因为那是在做游戏。一旦真正入学读书，时刻与“子曰”“诗云”为伴，孟子便受不了了，不久也感到厌腻，于是偷偷地从老师那儿溜回了家中。其时孟母正在织布机上辛勤地劳作，以便养家糊口。她见孟子逃学回来，吃了一惊，问道：“你学习怎么样了？”孟子答道：“还不是那么回事。”孟母听了，拿起剪刀就将正织着的布从中剪断。孟子不解其故，吓了一跳，赶忙问原因。孟母郑重地告诉他：“你中途荒废学业，就像我剪断这正织着的布一样，将前功尽弃。作为君子，要靠学业来扬名立万，靠多学多问来增长见识，这样无论居家还是外出做事，都会远离祸害。你从现在放弃学业，那就不会有什么出息，早晚免不了干那些下三滥的事。”孟子听了，惊恐不安，从此不敢再怠于学业，又回到老师身边，直到成为一代名儒。
对于孟母“断机喻学”一事，《韩诗外传》另有一说，故事的梗概为：孟子在一边背诵自己所学的功课，孟母在旁边织布。但是孟子对功课掌握得并不熟练，时断时续。孟母见此情况，拿起剪刀剪断布匹，以此事来告诫孟子，学习的思维也同织布一样，一旦断了，很难再接续上。孟子听了很受震动，此后学习更加专心。二者虽有小异，其用意则一，都是说学习不可中辍，否则将前功尽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