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在《公羊传·隐公三年》注中说“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而不臣也”。周天子对二王之后封以上公之爵，待以宾客之礼，不把他们当做臣服的对象，这是一条重要原则。周代的爵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中公是最高的一等。在周王室所封建的诸侯中，只有杞、宋为公爵，可以世袭。另外，周王室的三位大佬级的实力派功臣周公、太公、召公因被周天子任命为三公，故也是公爵，但不能世袭，而他们的封国鲁、齐、燕则仅仅是侯爵。后来的所谓的齐桓公、鲁庄公、燕昭王、楚庄王等这些名号，都是自封的。尤其可笑的是楚庄王，其实他的爵位仅仅是子，比男略高一级。《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又载皇武子（郑卿）答郑伯的话：“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膰”是祭祀祖庙（在周代为文王、武王的庙）的祭肉。在古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是国家至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只有极少数地位崇高的诸侯国才能分得天子祭祖之肉。这类的诸侯国，一类是周天子的同宗，分给他祭肉是表示亲亲，比如鲁国和晋国；其二即是作为周天子客人的杞、宋二国；再就是周王室衰落后，代替周天子维持天下秩序的霸主，比如齐桓公。宋国能分得周天子祭祖所用的“膰”肉，表明宋国在周王室享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另外，周天子驾崩后，宋公去吊丧，新即位的嗣天子要答拜，用平等的礼节。这一点也是其他诸侯国没法比的。当然，杞国也享有与宋国同等的待遇，只是它过早地衰落了，在历史上没留下更多的文献记载。
作为周王室的贵宾级客人，周天子还允许杞、宋两国以天子之礼乐祭祖，沿用其祖先的历法。郑玄说：“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天子礼以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谓通三统也。”这里所谓的“封及五”，就是指封“二代三恪”而言。一般而言，新王朝革命成功，都要“改正朔”，也就是制定新的历法。夏王朝的历法，和今天的农历相近，以一月为岁首，谓之“建寅月”；商王朝的历法，以农历的十二月为岁首，谓之“建丑月”；而周王朝颁布的新历法则是以十一月为岁首，谓之“建子月”。本来，天子颁布的历法要全国通行，叫做“奉其正朔”，表示天下臣服。周王朝允许夏、商二代的后裔各自沿用自己祖先的历法，不奉其正朔，与周历合称“三统”，这是一种规格相当高的礼遇。
其实，杞、宋两国不仅是享有高规格的礼遇，他们几乎不向周天子承担任何实际的义务。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这一年晋国主持黄父会盟，准备会同诸侯安定王室。晋大夫赵鞅提出要诸侯“输王粟，具戍人”，而参与会盟的宋大夫乐大心直接予以拒绝：“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虽然为赵鞅驳回，理由是自践土会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早已不把自己当做客人看待，与其他诸侯一道行动了，并且还明确承诺过“同恤王室”。但这至少说明，按照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宋确实没有向周王室输贡纳赋的义务。不仅不向周王室承担贡赋义务，“二王之后不考功”，也不向周天子述职，几乎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王国。
作为礼乐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天子“举二代三恪”的实质，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失败者以出路，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唯其如此，失败者才能失败得起，不会走极端。这有利于减少社会仇恨，培养正当竞争的社会氛围，让整个社会充满人性的光辉。相反，那种对失败者赶尽杀绝的野蛮手段，不仅会激起失败者拼死抵抗，更是对人性的摧残，使整个人类社会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阶段。更可悲的是，在政治丛林中，没有永远的强者。这边厢杀人的屠刀血犹未干，那边厢自己的子孙已成别人的俎上之肉。在中国历史上，自社会底层出身的刘裕爬上皇位直至明清易代，这样的悲剧演了一千多年，尤以南北朝改朝换代之际最为惨烈。而保障失败者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也是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原则，就这点来说，周代的礼乐文明与现代文明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二、宋襄公的霸主梦
宋襄公是宋国的第十九代君主，他是宋国开国君主微子的弟弟微仲的后代。微子薨后，其弟微仲立，是为宋国第二代君主。从此，宋国的政权就转移到微仲的后裔手里。宋襄公名兹甫，是他父亲宋桓公的嫡长子，所以一出生即被立为太子。在宋襄公那个时代，周王室已经衰落，非但不能再维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治秩序，连自己也沦落到二流诸侯国的地位，时不时要靠大的诸侯国帮忙才能支撑下去。但礼乐文明的那套精神，并没有随着礼崩乐坏而完全消失，而是惯性地存在着。显然，宋襄公还是沐浴过礼乐文明的仁风德雨的。所以，他在典籍中的第一次露面即不同凡响。宋襄公有位庶兄公子目夷，夙著仁声。只是因为庶出，按照礼法不可能被宋桓公选作继承人。但在宋桓公临死的时候，时为太子的宋襄公竟然准备把国君的位子让给公子目夷，而且绝非作秀。宋桓公很感动，更加认定自己没选错人，所以坚决不同意。这样，宋襄公才在宋桓公死后即位为新君。他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公子目夷为左师，将国家交给他治理。本来，宋国自殇公以来，内乱不已，国家几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经过左师目夷的治理整顿，宋国开始安定下来，国力也有所增强。看起来，宋襄公在用人方面还是很有眼光的。
就在宋襄公即位的那一年，霸主齐桓公于葵丘大会诸侯，此时，已届老年的桓公霸业达到了顶峰。年轻的宋襄公也参加了这次会盟，这次见面，宋襄公给齐桓公和管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齐桓公虽然是治国平天下的能手，但在修身齐家方面，却是实实在在地拿不上台面。后宫爱妾成群，给他生了五个儿子，可偏偏三个正夫人却都没有生儿子。这样，庶出的五个儿子其实都有上位的机会。为给儿子博取上位的机会，如夫人们暗自发力，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齐桓公所立的太子姜昭，也即后来的齐孝公，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在齐桓公死后控制住局面。所以齐桓公和管仲别看表面风光，背地里为此事可没少伤脑筋。这次见了宋襄公，这对阅人无数的君臣经过仔细观察，一致认为这是个可靠的人，于是乘着会盟的机会也办了件私事：将太子姜昭托付给他，让他在齐桓公千秋万岁后帮助太子摆平齐国的局势，确保太子顺利即位。宋襄公第一次参与“国际”会盟，就能赢得老牌霸主齐桓公及其辅臣管仲的信任，把身后的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可见，宋襄公本人确实有不同凡响的魅力。这次外交，宋襄公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赚足了印象分，可以说非常地成功。
事实证明，齐桓公和管仲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次可谓托付得人。公元前643年，也就是宋襄公即位的第八个年头，齐桓公去世。在此之前，齐桓公的两位得力辅臣管仲和隰朋已经离世。失去了三位核心人物，齐国陷于大乱之中，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得势，他们利用齐国公室内部的矛盾，各拉一派，斗得不可开交。易牙先下手为强，与竖刁勾结在一起，先借助齐桓公如夫人之手，清洗掉自己的反对派，然后扶他们阵营里的公子无亏（从《左传》说，《史记》作“无诡”）上马。在一片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齐桓公的尸体也没人有心思过问，以致爬满了尸虫。
可怜的太子姜昭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位子在易牙、竖刁等人的帮凶之下由无亏强占，敢怒不敢言。这时，他想起了宋襄公，于是乘乱逃到了宋国。要说宋襄公还真不含糊，见姜昭来奔，立即大会诸侯，联合曹、卫、邾等国伐齐，戡平齐国内乱，扶立太子姜昭，并体面地安葬了齐桓公，出色地完成了桓公的托付。虽然这次军事行动有“伐丧”之嫌（所谓“伐丧”，即乘敌国国君去世之机对敌国展开的军事行动，这在周代的礼乐文明价值体系中，被看做是下三滥的手段），但其发动的平叛行动乃是遵循齐桓公的政治遗嘱，不仅有足够的理由获取“国际”原谅，还为宋襄公赢得了急公好义的美誉，一时成为“国际”风云人物。
但这次的出彩，也激起了宋襄公的豪情壮志。看到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久已衰落，而齐桓公又新丧，天下的秩序一时出现无人打理的真空，他这公爵之国、周室之客，论理来说在诸侯国中地位最高，因此便跃跃欲试，想替周王室收拾残局，做新一届霸主。但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的宋襄公没有想到的是，他这公爵之国的实力与沦落为二流诸侯国的周王室其实不相上下，在那个礼崩乐坏，“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的时代，在“国际”上全凭实力说话。大家既然连“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都不买账，又怎么会卖给你公爵之国面子？所以当宋襄公准备乘势上位的时候，鲁国的大贤人臧文仲就对此表示过担忧，他委婉地告诫宋襄公：“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如果你的想法能合乎大家的愿望，把你的雄心壮志和大多数人的需要结合起来，那么这事就好办；否则，如果硬要大家都服从你的小算盘，只怕不靠谱。可惜宋襄公听不进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9年的春天，宋襄公的勃勃雄心再也按捺不住，以霸主的身份召集鹿上之盟，并且向当时的头号大国楚国提出要求，让凡是归顺楚国的诸侯都要拥戴他做盟主。楚成王见宋襄公一本正经的样子，感到既好气又好笑，便有心捉弄他一番，故意答应下来。于是，宋襄公成功地主持了一届会盟。这次会盟的成功，让宋襄公更加飘飘然，以为自己真的靠仁义的感召力登上了霸主的宝座，便计划替周天子打理天下了。但宋国的卿大夫们头脑是清醒的，他们清楚宋国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担当此重任。宋襄公那位以仁义著称的庶兄目夷便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宋襄公担当盟主，相当于小马拉大车，完全是不自量力，早晚要出大事，只能期待他早点出事，及时回头，不远而复，宋国也许还有救。这年秋天，宋襄公又在盂地召集诸侯会盟，其实大多数诸侯国从心底里根本瞧不上宋襄公，对他频繁地召集会盟感到很不耐烦。楚成王看看时机已到，便决定出手教训。满心期待楚国参与会盟的宋襄公等来了楚国的兵马，楚成王毫不客气地当众给他难堪，不由分说，将他捉了去，然后押着他去攻打宋国。
其实对于楚国的这一手，公子目夷早有担心。他知道楚国从来就不讲什么仁义礼信，劝宋襄公做好军事准备，以兵车赴会。但为了显示以他为核心的“国际”大家庭和睦友好的气氛，宋襄公在约诸侯会盟的时候有言在先，大家都以乘车赴会。所谓“乘车之会”，也叫“衣裳之会”，就是大家都轻车简从，不做军事准备。宋襄公觉得既然说好了以乘车赴会，作为霸主，哪能出尔反尔，让天下诸侯耻笑？尽管他也觉得目夷的话未尝没有道理，但还是乘车而往。被不讲信义兵车赴会的楚成王活捉后，宋襄公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英雄气概，当即安排跟随他来的公子目夷回国接班，并为没有采纳他的正确意见向他表示歉意。公子目夷也知道多言无益，立即启程赶回宋国，做好防御准备。这时，楚成王已带领楚军浩浩荡荡地杀来，他们把宋襄公押在阵前作为要挟宋国的资本，声言如不投降，就将宋襄公杀掉。宋国人在公子目夷的率领下，同仇敌忾，不理会楚军的要挟。楚成王见宋国已拥戴公子目夷为君，留着宋襄公这个人质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就在同年举行的薄之会上将他释放。自感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宋襄公不好意思再回宋国，便跑到了卫国去做寓公。公子目夷听说后，派人将他迎回，并将君位还给了他。别的不说，在这方面宋襄公和公子目夷的做派不得不让人佩服。历史上为了争夺国君的位子，父子反目、手足相残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哥俩却能做到来回地谦让，真正是视天下如敝屣，十分罕见。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这话用在宋襄公身上似乎并不合适。做了一回俘虏的宋襄公并没有从糗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耿耿于怀，不自量力，一心与楚国争强，总想找机会扳回面子。宋襄公的大臣子鱼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忧心忡忡，却又说服不了他。一年后，宋襄公决定拿与楚国走得近的郑国出气。郑国虽然是姬姓小国，但慑于楚之淫威，不得不向时常侵扰中原的这个夷蛮老大表示臣服，这让宋襄公很不痛快，心想你郑国怎么老是胳膊肘向外拐啊，不和中原诸侯一条阵线，偏偏巴结夷蛮！便有意教训一下郑国，以儆效尤。实际上郑文公的头脑远比宋襄公清楚：老霸主齐国在桓公去世后内部乱作一团，元气大伤，中原诸侯暂时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这实力跟楚国争锋。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个全凭实力说话的年头，由不得你不低头。像宋襄公那样实力不行硬出头，肯定要吃大亏。然而，宋国对付楚国不行，但对更小的郑国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郑文公一看宋国军队杀来，立即派人到楚国求援。楚成王闻听小弟求救，决定再次出手，点起人马浩浩荡荡地杀奔过来。子鱼见势不妙，赶紧劝宋襄公见好就收，既给楚国面子，又给自己台阶下。但宋襄公铁了心想复仇，非要扳回面子不可，不顾双方实力悬殊，率军迎了上去，隔着泓水等候着与楚军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