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 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日：‘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日：‘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日：‘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觖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人于幽谷者。《鲁颂》日：‘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神农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常与伏羲氏、燧人氏一起被称为“三皇”。神农氏主要的功绩是教人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叫“神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托古圣贤之名而标榜自己的学说。“农家”就假托为“神农之言”。陈良是楚国的儒士，陈相、陈辛都是陈良的学生：益是舜的臣子；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名弃，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做农官，教民耕种；契是传说中商的始祖，曾任舜的司徒，掌管教化；放勋是尧的称号；皋陶则是舜时掌管刑法的官。
篇中记载了孟子与信奉“神农之言”者的论战。所谓“神农之言”。是当时诸子百家中属于农家的一个流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有《神家》二十篇，可能就是他们的经典，由于该书已散佚，所以现今要研究这一派的主张，这一部分是极重要的资料。农家学派的主张，貌似激进，实际上却是反对社会分工，要求退回到原始状态的社会中去。孟子根据社会分工的合理性，论证了劳力和劳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问题。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孟子的观点有正确的方面。
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孟子把它视为“天下之通义”未免存在片面性，但这是不能苛求他的。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日：“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日：“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日：“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徐子以告孟子。
孟子日：“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蘖桎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为间日：“命之矣。”
墨者，即墨家学派的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翟。墨家主张“兼爱”、“尚贤”、“尚同”等，提倡“节用”、“节葬”，反对“厚葬”。
墨家学说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的利益。夷之：姓夷名之。徐辟：孟子弟子。
此处记述了孟子与墨家学派的一次交锋。墨家学派是当时著名的“显学”之一，孟子在此主要批驳了他们“薄葬”、“兼爱”的观点。儒家虽然也说“仁者爱人”，但在本质上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分，才产生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把儒家行为规范的基点，建立在人之常情的基础上，这就大大增强了儒家理论的说服力。
“道性善”和“称尧、舜”是孟子思想中的两条纲，而这两方面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道性善”就是宣扬“性善论”。“性善”的正式说法，最早就见于这里。因此这一部分是重要的思想史资料。当然，从“性善”的内容来看，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的论述中就已经展开了。
“称尧舜”就是宣扬唐尧、虞舜的“王道”政治，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政”，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不忍人之心”的善良本性是“不忍人之政”的基础，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孟子“道性善”要“言必称尧舜”，这是非常清楚的了。
至于滕文公再次拜访时孟子所引述的那些话。不外乎鼓励他要有实施仁政的勇气罢了。因为，古往今来，不论是圣贤还是普通人，本性都是善良的，圣贤能做到的，普通人经过努力也能做得到。滕国虽然小，但折算起来也有方圆五十里国土。只要是实施仁政，照样可以治理成一个好的国家。
这就是孟子的苦心，无论大国小国，只要是有机会就抓住不放，积极宣扬自己的政治学说和治国方案。
在执行“仁政”的过程中，孟子强调君主以身作则。上行下效也是孔子反复申说的一个话题，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在本篇里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正是孔子在《论语·颜渊》里面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翻版。
由此可见，“以身作则”是孔子、孟子都非常重视的政治领导原则，而本文正是这样一个上行下效的实例。滕国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滕文公）死了父亲，由于他上一次在宋国听了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一次遇大丧事，就托自己的老师去向孟子请教如何办丧事。太子按照孟子的意见发出了实施三年丧礼的命令，结果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太子于是又一次请老师去问计于孟子，这一次孟子讲了上行下效、以身作则的道理。希望太子亲自带头这样做。结果，丧事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很满意。
从这件事上。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儒家对于丧礼的重视，但对我们更有启发意义的，还是领导人以身作则的问题。正如我们在《论语·颜渊》篇解读中所概括的一样，这是一种“风吹草动”的统治术。风不吹，草怎么会动起来呢？反过来说，要草动，风就得不断地吹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