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人伐燕是指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五年），燕王哙将燕国让给他的相国子之，国人不服气，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进攻子之，子之反攻，杀死了市被和太子平，国内一片混乱，齐宣王趁机进攻燕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
文中孟子在告诫宣王，伐燕的成功，说明燕国的民众期望齐国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他们。关键不在于是否占有燕国，而是能否实行顺从民心的战略。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篌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邹与鲁哄，指的是邹国与鲁国交战。邹国是孟子的家乡，它的都城在今山东邹县，是个与鲁国相邻的小国。邹穆公见民众不肯救助官府的急难，非常不满，但他却不去检讨自己平曰是如何对待民众的。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问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是古国名，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公元前414年被越国灭掉，不久复国，又被宋国消灭。滕国是个小国，在七雄纷争的时代维持生存，实属不易。
滕文公只想到用外交手段来谋生，实践证明这是非常靠不住的办法。孟子认为，与其卑恭屈膝地去与虎谋皮，不如把存亡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民心，加强战备。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薛是国名，其地在今山东滕县东南，战国初期为齐所灭，后成为齐权臣田婴、田文的封邑。齐人在临近滕国的边地筑城，其用意很明显欲在吞并滕国。滕文公对此感到担忧，问孟子有什么好办法。孟子认为，齐强滕弱的态势是明摆着的，因此即使明知齐国的意图，滕国也没有其他更妥善的良策了，唯一的出路只有施行仁政。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曰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鲁平公是战国时鲁国国君姬叔，公元前316年一前297年在位。乐正子：即乐正克，孟子弟子，当时在鲁国做官。
孟子对于自己未能与鲁平公见面一事看得非常达观。并对自己的弟子乐正子说听从天意，颇有点孔子厄于陈蔡时的风度。其实，仔细体味孟子的话，可以觉察，孟子的意思是说，关键不在于是否有人从中阻挠。而在于鲁平公自己的意志是否坚定。如果坚定，决非区区臧仓的一两句话所能阻止；如果不坚定，勉强拖了他来也无济于事。
“与民同乐”是本篇中的核心问题。《梁惠王上》篇孟子在池边谒见梁惠王时，已经谈到过“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的问题。在这一篇中，孟子告诉齐宣王，只要能够做到与民同乐，无论是喜爱上古先王的音乐还是当前流行的音乐，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夏桀、商纣这样的君主只知自己寻欢作乐，完全不顾生民忧苦，是滞后的忧乐观；在孟子看来，君主只要做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即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就可以称王天下了，这是与民同步的忧乐观；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作为辅弼君主的士大夫们则具有更为超前的忧乐观，范仲淹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念，这一超前的忧乐观显然也是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生发出来的。实际上，孟子已经是时代之先的代表了。他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战国时代很不满，进而提出自己的“仁政”学说，希望有作为的君主能够“法先王，修仁德”，然后称王天下，结束分裂与战乱。
不过从“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与民同乐同忧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确注入了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更具有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以此为感召，甘为时代之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创造了中国古代的辉煌，洗雪了近代的耻辱，创造了今天中国一曰千里的发展速度。所以，超前的忧乐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直到今天，当我们说到任长霞、牛玉儒这些为普通民众的利益而献出生命的人时，还会想到这句名言。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也会很容易地找到反面的例子，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个人吃喝玩乐，无视民众疾苦，是典型的滞后的忧乐观。真该好好学习一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了。
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首先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是与邻为善的外交策略；二是仁者当施大勇的问题。
此前我们看到孟子的言论，主要是内政问题。而这一次齐宣王开口便问：“交邻国有道乎？”直接把问题引向了外交方面。孟子于是阐述了自己的外交策略。归结起来，就是大国要兴仁义，与邻为善。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而要和小国友好相处。另一方面，小国要机智，不要搞闭关锁国，不要夜郎自大，而要和大国搞好外交关系。做到了这两方面，就会出现大国安定天下，小国安定国家的天下和平格局。
而做到这两方面的心理基础，便是大国以天命为乐，顺应“天地生万物”的好生之德，不欺负弱小，替天行道；小国敬畏天命，服从天命，不与大国为敌，以维护自己的生存。这里的天命不一定作神秘化的理解，而是历史、地理条件和时代形成的国际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