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法是一种维护私有权世代相传的法律制度，它是“以私有制为前提”，“以非常确定的物质关系为基础的”㈢。继承法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因为继承权与财产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
宋朝以前的历代继承制度，都是以宗祧继承为前提而兼及财产继承。至宋代，由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私有权观念的深化，作为维护私有权转移的继承法也必然发达。宋代的继承法虽然承袭了不少唐代的法规，但它又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虽然宗祧继承对财产继承的原则、继承人的范围、继承权的取得、遗产的分配等仍然发生着影响，但在某些方面财产继承已成为继承的主要内容，而且宋代继承法规的完备也是前代无以伦比的。
本文试就宋代财产继承方面的法律进行探讨，不妥之处，请加指教。
一、遗产继承和共产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封建国家都把家庭作为统治的社会基础。所以都提倡累世同居，不主张财产分散。因此，维护家族共有财产制度成为封建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宋承唐制，在《宋刑统》中就明确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用法律的强制力严格禁止子孙分家析产。《名公书判清明集》（下简称《清明集》）中也说：“准法，父母在不许别籍异财者，正欲均其贫富，养其孝弟而已。”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一般不分异家产，只有在父祖亡殁之后，大家庭无法继续维持时，才会发生子孙分家析产的问题，而这时的分家析产却又往往和遗产继承7昆在一起而成为同一个内容。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大地主、大官僚士大夫家庭，而在江淮以南的其他地区和贫民百姓之中，却并非如此。
我们从宋代的一些诏令和官僚士大夫的上章中足以看出这一点。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六月十一日的诏令中说：“近者西川管内及山南诸州相次上言，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别籍异财，仍不同居。”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癸丑的诏令中也说：“川峡民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者，前诏并弃市，自今除之，论如律。”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五月十一日太常博士王告亦说：昨通判桂州，按伪刘时“凡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始娶，便析产异爨。”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五月十九日臣僚们又说：福建路风俗赳烈，“家产计其所有，父母生存，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建州尤甚，曾未禁止。”我们从《元典章》承继条中也可以看出南宋时江南地区的这种情况。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中书省据王良辅陈言：“新附江南地面，多有所生儿男娶妻之后与父母另居……今新附地面循习亡宋污俗尚然不悛。”这说明在江南广大地区，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虽然宋廷多次严令禁止，但宋代始终并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在这些地区，儿女分家析产和对父祖的遗产继承，则又成为两个不同内容的问题。所以对宋代的家产分析和遗产继承，不能简单的混在一起。
在不曾分家析产的共有制家庭中，遗产的内容主要指共有财产中的田产、房屋、邸店、牲畜、家具及锅碗瓢盆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既是家族成员的共有财产（由家长掌管，子孙无权随意消费和处分），也是父祖死亡之后诸子继承的对象。对于父祖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私有财产，法律不准许作为共有财产进行分析和继承。宋《户令》中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这一规定，实际上法律承认了在共有制大家庭中子孙私有财产的存在，但从妻族所得的随嫁财产，必须“并同夫为主”，由其丈夫自由支配。另外，凡是父祖“愿以田宅充奉祖宅响祀之费者，亦听官给公据，改正税籍，不许子孙分割典卖”。这一部分作为响祀的田宅，自然也不在分析和继承的范围之内。
父母在，子孙已分家析产的人户，其遗产的内容就只有父祖在析产时留下作为养老的田宅了。对于这一部分田产，父祖有任意处分的权利，但多数情况是在父母亡殁之后用做丧葬之费，如有剩余，诸子才可再次进行分配。这就是子孙分家析产之后遗产继承的内容。
这种情况，自然在江南地区比较普遍。
二、遗产继承的一般原则
宋代遗产继承中遵行的一些原则，不少在中唐以后已经出现，但它与高度发展了的宋代封建经济相适应，又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点。
（一）诸子均分，女得其半的分配原则
自汉以后，在财产继承中，一直采取了“诸子均分”的原则，《宋刑统》引《户令》中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即对父祖财产继承，不分嫡庶、不分长幼，即使是“遗腹之男”，都平均分配。而对“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而刘克庄在一个判例中说：“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并说田县丞身后财产，“依诸子均分之法，县丞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十分之中珍郎得五分，以五分均给二女”。这里显然不是指的聘财的一半。从一些判例中可以看出，这个新的遗产分配原则，在南宋时的江南地区是被广泛承认和执行了的。这证明宋代在室女的遗产继承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它打破了以前把宗祧继承作为取得财产继承权前提的限制。但它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掉宗祧继承的影响，正是由于女子仍然没有宗祧继承的资格，所以在财产继承中只能得到男子的一半。即使如此，女子毕竟获得了继承祖业的权利，比起把女子从继承中完全排除出去，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财产继承中，宋代法律强调了子女对父祖应尽的义务。《清明集》书判中讲：“父之所以生子者，为其生能养己，死能葬己也。”“生既不能养，死又不肯葬，父子之道固如是乎？人伦天理至此灭矣”。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对一些不尽生养死葬义务的子女，都被剥夺了继承权。如王有成“昨因不能孝养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依椟女婿，养生送死皆赖其力”。因此官府根据“其父之遗嘱，其母之状词，官司之公据”作出判决：“子不能孝养父母而依椟婿家，则财产当归之婿。”并令王有成对其父母在女婿家所用的“衣食之奉，殡葬之费，咸仰给焉”。这个判决，不仅剥夺了王有成对其父母财产的继承权，而且责令其偿还父母衣食殡葬之费，从经济上又对他进行了惩罚。又如“文卿姓祝，不父其父，而欲认姓毛人为父……三十年间不与父同居，不与兄弟相往还，此何等父子也”。而文卿却“妄求其产业”，因此“勘杖一百”，“如欲姓毛，一任其便，但不可求分别人物业耳”。这两个判例说明，在宋代财产继承中，如果子女对父母不能尽生养死葬的义务，就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
（二）“子承父分”、“妻承夫分”的代位继承原则
《宋刑统》承袭的唐令中规定：“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分”。这条规定确认了在父亲先于祖父死亡，丈夫先于夫父死亡的情况下，在继承祖业时，准许儿子代替父亲，寡妻代替丈夫承受遗产。但是“妻承夫分”或“同一子分”不同于“子承父分”。从血亲关系和继宗延嗣的角度看，“子承父分”是明正言顺理所当然的，所以对“子承父分”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和限制。而“妻承夫分”或“同一子分”则不然，因为“夫家田业，自有夫家承分之人”，况“妇人无承分田产”之文。所以对“妻承夫分”的代位继承规定了很多附加条件。《宋刑统》准《户令》中规定：“有男者不别得分，谓在夫家守志者。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从这条规定中可以看出：一是寡妻妾有男者，无代位继承权；二是兄弟皆亡而又无子者，才可“同一子分”；三是在夫家守志者才能代位继承，但必须为亡夫立嗣；四是代位继承的财产不得任意费用；五是改适他人，所得夫家财产应归还夫家原来的继承人平均分配。所以“妻承夫分”或“同一子分”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是要寡妻替亡夫将应承分的产接收过来，再转移给亡夫未来的继承人，寡妻只起一个“中间承受人”的桥梁作用，没有“子承父分”的实质性的继承权。因此，寡妻对代夫所承受的财产，没有典卖、转让、挟带改嫁、随带归宗的处分权。
在宋代，为了维护夫族财产所有权，防止寡妻妾对夫家财产的任意处分，法律作出了很多限制规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丙寅的诏令中规定：“夫死改嫁者，不得占夫家财物，当尽付夫之子孙。”因为改嫁于义已绝，不能更占前夫屋业。所以法律规定寡妇“不许典卖田宅”，更不许“播以自随”改适他人。因此，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戊寅的诏令中又规定：“民有户绝而妻鬻产适他族者……准法产业当没官。”即使是寡妻在夫家守志而招来接脚夫者，亦不许“假以妻子为名，立契破卖，隐钱人己，或变置田产，别立后夫为户”。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八月二十八日，淮南路提点刑狱宋可观提出：“本夫无亲的子孙及有分骨肉，只有妻在者，召到后夫同共供输，其前夫庄田，且任本妻为主，即不得改立后夫户名，侯妻亡，其庄田作户绝施行。”《清明集》书判中亦说：“按户令：寡妇无子孙并同居无有分亲，召接脚夫者，前夫田宅经官籍记讫权给，计直不得过五千贯。其妇女愿归后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户绝法。”这些规定说明，寡妻妾对夫家财产没有任何的处分权，即使是招来接脚夫，也只能是得到了一个托身的劳动力，待妻亡之后，前夫财产仍然作户绝施行。法律所准许“妻承夫分”，实际上是鼓励寡妇“守节”的一个手段。但是寡妻挟资改嫁的情况还是有的，如“衢州郑某，娶会稽陆氏女。凡十年生二男女，郑某死，才释服，尽携其资适苏州曾工曹”。可见江南地区封建礼教的束缚还是比较薄弱的。
（三）养子财产继承的法定原则
宋代法律规定：“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养子并“依亲子法”继承家产。这是宋代对养子确定的一个法定继承原则。养子有抱养子和收养子之分。抱养子是无子之家为防户绝而养同宗昭穆相当之人的小儿以为子，亦称“过继子”或“过房子”。这是法律所允许而且在唐宋律中皆有规定的。在宋代养同宗子必须依“除附之法”，“此谓人家养同宗子，两户各有人户，甲户无子，养乙户之子以为子，则除乙户子名籍，而附之于甲户，所以谓之除附”。只有经过“除附”，即办理了户口转移手续，在法律上确立了养子与养父母的关系，终止了与其生身父母的身份关系，才视为合法的过继子，才受到法律的保护。
宋代法律亦允许收养被遗弃的异姓小儿作为养子，叫收养子。《宋刑统》养子条中规定：“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收养与抱养的不同之处是：一收养子必须是三岁以下；二必须从养父之姓；三不用“除附之法”。因为法既许，又从其姓，“初不问所从来，何除附之有”？宋代法律中虽有许立异姓三岁以下之条，但往往因为同族人“恶族类之非我”，而在继嗣上发生争论。宋廷为了安民息讼，又允许在“本宗择一昭穆相当者”与之“并立”。并立与否，惟依养母的意见为准，“尊长与官司均无抑勒之理”。
对于按照法律规定办理了“除附”手续的过继子，法律不允许非理遣还。《宋刑统》养子条中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弃者，徒二年。”《清明集》书判中亦说：“准法，诸养子孙而所养祖父、父亡，其祖母、母不许非理遣还。”即是说不准许养父母任意剥夺合法养子的继承权。但法律也强调了养子必须对养父母尽赡养义务。《清明集》书判中指出：“抚育之恩固深，而继承之义尤重，为人后者，不得顾其私亲。”所以养子孙如果“背所养，从所生”，“各居异食”，不尽赡养义务的，法律准许遣还。如果“所养子孙破荡家产，不能侍养及有显过，告官证验，审近亲尊长证验得实，听遣”。如果养子“出继不肖”，生事乡邻，犯赃犯盗，“官勒归宗”。无论遣还或是“归宗”，实际上是养子孙被剥夺了继承权。对于合出离的异姓养子，如“无姓可归者，听从所养之姓。若共居满十年，仍令州县长官量给财产。虽有姓而无家可归者，准此”。宋哲宗元裙七年（1092）的这条诏令，照顾了合出离而无姓可从，无家可归的异姓养子的实际情况。反映出宋代继承法的周密。
